2009 年 11 月 27 日,北京大兴黄村洪元花园 14 号楼的初冬清晨,带着刺骨的寒意。
三楼 202 室的阳台窗帘紧闭,连续五天没有拉开过,门口堆积的快递盒已经积了薄薄一层灰。
邻居张大妈买菜路过,下意识抬头望了一眼,心里嘀咕:“李家这是全家出门旅游了?”
作为小区里人人羡慕的拆迁户,李泉一家搬来这里还不到半年。
六套房产加两百多万现金的拆迁补偿,让这个三世同堂的家庭成了洪元花园的 “隐形富豪”。
平日里,李泉老两口带着两个胖乎乎的孙子在小区散步,女儿李璨周末回家时会帮着照看侄子,儿媳王梅偶尔回来拿东西,总是衣着得体、笑容温和。
“家里什么都不缺,就剩天伦之乐了”, 这是邻居们对 202 室最一致的评价。
但2009 年 11 月 27 日下午四点,刺耳的警笛声打破了小区的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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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辆警车呼啸而至,警戒线迅速围住了 14 号楼。
民警撬开 202 室反锁的防盗门时,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让人窒息。
客厅的地板上,六具包裹着蓝色塑料膜的尸体整齐排列,像被丢弃的垃圾。
“死者均为女性和儿童,颈部、腹部有多处锐器伤,系失血性休克死亡。”
法医蹲在尸体旁,声音低沉地汇报,“死亡时间初步判断在 4-5 天前,也就是 11 月 23 日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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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逐一掀开塑料膜:50 多岁的户主李泉夫妇、22 岁的大学生李璨、30 岁的儿媳王梅,还有两个年仅几岁的男童 —— 李磊夫妇的孩子。
七口之家,除了男主人李磊,全员遇害。
案发现场诡异得令人头皮发麻:所有门窗均从内部反锁,没有任何撬痕或外力破坏痕迹;房间内没有打斗痕迹,家具摆放整齐,甚至餐桌上还留着四天前的残羹剩饭;凶器不见踪影,但从伤口判断,应为锋利的刀具,且凶手作案时极为冷静,下手精准。
“熟人作案,而且是关系极近的人。”
大兴公安分局刑侦支队队长赵刚蹲在门口,眉头紧锁,“门窗反锁,说明凶手是死者允许进入的;没有打斗痕迹,说明是突然袭击,死者毫无防备。”
小区监控录像很快提供了关键线索。
画面显示,2009 年 11 月 23 日深夜 11 点 17 分,李磊驾驶着他的白色朗逸轿车驶入小区地下车库,手里提着一个黑色手提包;2009 年11 月 24 日早上 8 点 03 分,他独自一人驾车离开,手提包消失不见,神情平静得仿佛只是正常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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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磊有重大作案嫌疑!” 赵刚一拳砸在墙上。
调查核实的信息进一步印证了这个判断:王梅的同事证实,2009 年11 月 23 日后就再也联系不上她。
李磊大儿子的班主任说,孩子连续四天未到校。
李璨的男友则反映,2009 年11 月 23 日晚还和李璨通过电话,之后便失联。
所有线索都指向了这个在外人眼中 “孝顺仗义、事业有成” 的男人。
2009 年11 月 28 日,警方通过技术手段锁定李磊的位置 —— 海南三亚某度假酒店。
当刑警破门而入时,李磊正躺在阳台上晒太阳,面前放着一杯红酒,身上穿着新买的花衬衫。
面对突然出现的警察,他没有丝毫反抗,只是淡淡地说:“我知道你们会来,六个人,都是我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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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答案像一颗炸雷,炸懵了所有了解李家的人。
那个经常给岳父母送钱、给员工发福利、朋友有难必帮的李磊,怎么会对自己的父母、妻子、妹妹和亲生儿子痛下杀手?
紧闭的 202 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完美家庭:藏在财富下的裂痕
李磊的人生,似乎是被 “拆迁” 分成了两个极端。
1980 年,李磊出生在北京大兴天宫院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
在祖辈的溺爱中,他养成了沉默寡言却倔强叛逆的性格。
8 岁那年,他被送回父母李泉身边上学,严厉的父亲成了他童年挥之不去的阴影。
“李泉是个老派的人,节俭、能干,但对孩子的教育只有打骂。”
李泉的老邻居回忆,“有一回李磊偷了卖菜的钱匣子,李泉把他倒吊在门上打,打得孩子浑身是伤,也不肯求饶一声。”
在李磊的记忆里,父亲的拳头和母亲的唠叨是家常便饭,“他们永远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不如别人家的孩子。”
上中学后,李磊频频逃学,成绩一塌糊涂,最终辍学。
17 岁那年,又一次挨揍后,他揣着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钱,离家出走,落脚在北京南部的西红门镇。
“那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日子。”
落网后,李磊回忆起那段时光,眼神里难得有了光彩,“每天骑自行车推销保温材料,饿了就啃馒头,累了就睡工棚,没人管我,也没人骂我,凭本事挣钱,特别踏实。”
凭借肯吃苦、脑子活,李磊很快成了销售骨干,每月能挣三四千元,远超同龄打工者。
但一年多后,看到街头的寻人启事,他想起了家人,选择回家。
“我爸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我妈抱着我不肯松手,那时候我以为,我们的关系能变好。”
但好景不长,随着时间推移,父母的唠叨和否定再次让李磊窒息。
他很少回家,即使回去也匆匆离开。
1999 年,19 岁的李磊在西红门镇认识了 22 岁的理发店学徒王梅。
王梅来自河南农村,勤快能干、性格外向,两人很快相恋,合伙开了一家理发店。
“他们的理发店生意特别火,从一间小平房扩张到雇十几个人。”
房东回忆,“李磊话不多,但办事靠谱,装修、换电表、处理同行纠纷,都是他一手搞定。”
2001 年,两人结婚,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但李磊骨子里的 “好高骛远”,让这段婚姻埋下了隐患。
他不满足于理发店的稳定收入,开始尝试各种 “大生意”:2006 年和朋友合伙做变压器生意,最终失败欠债。
不顾王梅反对,执意再开一家理发店,却遭遇拆迁。
2008 年,他涉足信用卡套现、典当抵押等灰色产业,短暂赚了一笔快钱,却也让家庭财务状况变得混乱。
“李磊总觉得自己能成大事,但做事不踏实。”
王梅的弟弟王军回忆,“他爱面子,穿名牌、请朋友吃饭动辄花几千块,可我姐却要精打细算,甚至自己掏钱补保健品销售的业绩缺口。”
2009 年,天宫院村拆迁,李泉一家获得巨额补偿。
李泉夫妇用全部补偿款买了六套房子,其中五套写在李磊名下,一套给了女儿李璨。
这笔突如其来的财富,不仅没有弥合家庭矛盾,反而成了导火索。
“拆迁后,我爸管我更严了,怕我把房子败光。”
李磊说,“我想把其中一套房子抵押贷款,扩大典当生意,他死活不肯,还骂我‘不务正业’。我媳妇也天天管着我,规定我几点回家,不许我和朋友来往。”
在外人看来,李磊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经营着饭店和足浴店,名下有多套房产,父母健康,儿女双全。
但只有李磊自己知道,这个 “完美家庭” 像一个密不透风的牢笼,让他窒息。
他开始频繁和朋友喝酒,酒后偶尔会抱怨:“家里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真想杀了他们。”
朋友只当是酒后胡言,没人想到,这句话早已在他心里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