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镖眼中的内塔尼亚胡

阿米·德罗尔，以色列商人、政治活动人士，曾担任三位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埃胡德·巴拉克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保镖。日前，德罗尔撰文回忆服务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的这段经历。

我曾担任三位以色列总理的保镖。我保护的第三位总理，我曾护送他穿梭于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陪同他出入世界权力的中心，会晤教皇、总理和总统们。这是一个比其他任何以色列人都更能深远地决定以色列在21世纪命运的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一

1996年，我已坐在辛贝特用来护送以色列总理的银色凯迪拉克轿车的后座上。拉宾已逝。其时，内塔尼亚胡坐在我的身旁，直视前方。

拉宾遇刺后，西蒙·佩雷斯旋即就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则是反对党领袖。在和我一样的许多以色列人看来，内塔尼亚胡因1995年参加了呼吁“谋杀拉宾”的集会而声名狼藉。

佩雷斯是以色列开国一代人中的最后传承者之一，当他1996年5月与内塔尼亚胡角逐以色列总理时，早已是传奇人物。大选之夜，我们的安保团队在入睡时都以为佩雷斯会胜选。然而，一觉醒来，以色列总理已是内塔尼亚胡。

那时的我，以为自己也是了解内塔尼亚胡的。他浮华张扬，像个营销专家。要知道，那是20世纪90年代末，距离柏林墙倒塌才不到10年。彼时，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是当时世界上最成功的政治家。他们在崭新的全球化舞台上显得游刃有余，他们的形象光鲜夺目。我能看得出，内塔尼亚胡渴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如今，当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立场更接近法西斯主义时，人们很容易忘记，当年的内塔尼亚胡本质上是个自由派。那时，他与法院和媒体的关系融洽。

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也是首位在以色列独立后出生的总理。他有着惊人的自信。在与克林顿的一次会晤中，内塔尼亚胡精力充沛地一连讲了几个小时的“边缘政策”——值得肯定的是，当时，内塔尼亚胡延续了奥斯陆和谈进程——那位精疲力竭的美国总统抱怨道：“……他以为自己是谁？这里谁才是……超级大国？”

当时的内塔尼亚胡准备将大片领土让给巴勒斯坦人。在1998年10月的怀伊河峰会上，我看着他与亚西尔·阿拉法特一起坐着高尔夫球车疾驰。近30年后的今天，这一幕仍令我倍感困惑。

二

我怀疑内塔尼亚胡当时并未准备好担任总理。他的家庭矛盾层出不穷：妻子萨拉野心勃勃却脆弱敏感。她是位年轻的母亲，努力抚养两个孩子，但内塔尼亚胡需要她扮演外交官和表演者的角色，就像比尔需要希拉里那样。

萨拉变得郁郁寡欢。不过，年复一年，她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而且，当年内塔尼亚胡那两个年幼的孩子中的一个——亚伊尔，如今已将自己作为父亲的潜在接班人。

但是，内塔尼亚胡最大的压力来自他的父亲本锡安·内塔尼亚胡。本锡安是位历史学家，也是以色列政坛一位失意者。在我眼中，他是位智慧的老者，却对自己的儿子态度极度冷漠。

本锡安专攻西班牙犹太史。在他的思想中，反犹主义是根深蒂固存在的，每一位以色列领导人必须对这种仇恨保持警惕。

即使在内塔尼亚胡当上总理后，本锡安也明确表示，他几乎不认同儿子的一切主张。内塔尼亚胡则认为，父亲未能在以色列大学中保住几份教职，是这个国家辜负了他。

久而久之，我认为这一点是内塔尼亚胡内心深处的核心纠结，也是他后来攻击精英、媒体和法院的心理根源——来自父亲的耻辱感、缺乏安全感与悲观，如同传家宝一般遗传给了儿子。这一切并非比比(内塔尼亚胡的昵称)的过错，而是这个家族的宿命。

内塔尼亚胡后来的转变并非无迹可寻。我曾护送他和萨拉去高档餐厅吃夜宵。第一次他们吃完不结账就离开了，店主不以为意。第二次，店主感到困惑。到内塔尼亚胡夫妇第三次逃单时，店主愤怒了，甚至真的冲出餐厅追赶他们。

作为一个年轻人看到这一切，你会在心里反复琢磨：他为什么不付钱？他明明付得起。几十年后你意识到，你亲眼看到一个“小偷”逐渐变成了帮派头目。

你或许认为自己有理由憎恨内塔尼亚胡。但相信我，只要和他同处一室五分钟，你准会对这个人赞不绝口。他会当着你的面一而再再而三地撒谎，而你却浑然不觉。他能靠言语凭空编织出一个幻想的世界，其功力当世无人能及，在我看来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邪教头目。说来，那些邪教信徒内心深处明白，自己正被愚弄，但他们不在乎，因为幻象太过美妙，令人不忍舍弃。

1999年，特拉维夫举行过一场著名的利库德集团集会。当时的内塔尼亚胡正为政治生存而战，对手是埃胡德·巴拉克。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毫无胜选可能。然而，比比依然出现在集会现场，带领人们用希伯来语高呼：“他们害怕了，他们害怕了！”人群一遍遍高呼着，我站在一旁扫视现场，排查威胁。

我有幸在极其私密与极其公开的场合见过世界各地的政治领袖，但我从未见过有政客能像内塔尼亚胡那样富有煽动性，也再未见过当年那样的沸腾景象。

三

合同期满后，我离开辛贝特，成为一名软件开发员。我曾在中国生活，在印度创业。而内塔尼亚胡于2009年重掌大权，此后16年间仅短暂时间离开政坛。

与伊朗“摊牌”，大多数以色列人是支持的。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政权毫不掩饰其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的愿望。在以色列人看来，允许伊朗人拥有核武器，无异于将招致第二次大屠杀。

内塔尼亚胡认为，他的使命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免受那种永恒仇恨的侵害，为了防止曾经的大屠杀重演。

内塔尼亚胡对许多事都愤世嫉俗，其选举联盟靠迎合极端正统派和约旦河西岸激进的定居者维系存在。对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相信自己是来拯救这个国家的，这样的信念往往会铸就灾难性的领导人。

多年来，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削弱以色列最高法院的独立性，其手段足以令任何自称民主的国家蒙羞。他身边围绕着如财政部长比撒列·斯莫特里赫之流的马屁精——此人连经营餐厅都不行，更遑论掌管经济。他从不认为哈马斯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在2023年10月7日“阿克萨洪水”行动前的数年间，曾放任数百万美元流入该组织。同样，他等到最后一刻才出手阻止伊朗。

得益于父亲的身教，内塔尼亚胡会从历史的角度思考问题，他深谙历史会如何书写。他心知肚明，若此刻下台，自己将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具灾难结果的领导人。他与丘吉尔或俾斯麦毫无相似之处，因为伟大的领导人会阻止以色列陷入如今的困境。

我了解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多年来，如同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一样，他变得异常孤独。他几乎不相信任何人，也不能依靠任何人，只剩下萨拉——随着岁月流逝，她的情绪变得愈发不稳定，以及亚伊尔——那个梦想取代父亲大权在握的儿子。

最可悲之处在于，内塔尼亚胡本可早早辞职而不至于毁掉以色列。如今，当以色列人紧张地仰望天空，会不由自主地思考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是内塔尼亚胡政治遗产的终结，还是民主以色列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