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下的“盗臣”：乾隆钦案背后的权力、制度与人情

《盗臣：乾隆四十六年钦办大案纪事》新书分享会近日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举行。本书作者、原国家清史办主任卜键，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李鸿谷，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郑小悠三位嘉宾，围绕这部深度挖掘清宫档案、聚焦乾隆朝甘肃捐监冒赈贪腐大案的新作，展开了一场关于历史现场、人性复杂性、权力监督与制度困境的深入对谈。分享会由郑小悠主持。

《盗臣》新书分享会现场图

《盗臣：乾隆四十六年钦办大案纪事》一书近期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该书所记乾隆四十六年甘肃捐监冒赈案影响甚大，记载甚详。

正如书中所析，“祸辱常起于一念之间”，而接任查办此案的闽浙总督陈辉祖，本已位极人臣，却未能克制贪念，在抄没王亶望家产时竟上演了“抽换”物品、据为己有的丑剧，其行为被乾隆斥为“盗臣”。

《盗臣：乾隆四十六年钦办大案纪事》 卜键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10

书中揭示，彼时官场“大案小案环环相扣，大贪小贪上下勾连，如同蔓上之瓜、网中之蟹”，而乾隆帝虽“似乎有一双精光四射的眼睛，常能于细微见大端”，对贪腐屡下重手，然其赏识倚信的“故臣之子”陈辉祖等人，最终亦陷入贪腐泥潭，深刻反映了乾隆后期官员普遍的道德困境与制度性腐败的蔓延。

从“盗臣”二字窥见人性暗角

作者卜键首先分享了本书的写作缘起。他提到，触发自己写作冲动的，是档案中乾隆皇帝对一位闽浙总督的斥责：“有一次看档案里边写，乾隆骂浙江巡抚，说你这个小子是一个‘盗臣’，你已经是国家的地方大员，高官厚禄，竟然还做这等狗偷之事？！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表示，此书并非简单重复已有研究，而是试图穿透档案，挖掘更深层面“人性的东西、人情的东西”。

本书作者、原国家清史办主任卜键

卜键特别强调了他关注贪官心理轨迹的写作意图：“他们很多都是能臣、能员，做事极其干练，也有很多德政，为人又很爽朗，够朋友，可以说有很多优点。但是一旦越线，被钉在耻辱柱上，就很难有一个客观评价。都是一边倒的众恶归之的评价，好像有什么坏事就是他干的，优点不能再提了，就不能分析了。我觉得这恐怕不妥。”

通过剖析王亶望、陈辉祖等“能吏”如何一步步滑向深渊，卜键希望探讨更具普遍性的警示。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是告诫我们自信心不要太强，每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误，犯罪。怎么才能在关键的时候割断它？这是我所警觉，并力图在本书里发掘阐释的。”

郑小悠从清史专业角度简要介绍了案件背景：甘肃捐监冒赈案是清代“捐纳”制度下的典型腐败案例。捐监政策带来的巨额利益，几令所有参与的官员利令智昏，形成了罕见而庞大的非法利益共同体。甘肃地瘠民贫，捐监本是清朝中央政府为节省国库赈济开支，不得已采取的一项权宜之策。鉴于以往此举积弊多端，才将“能事之藩司”王亶望调任甘肃布政使，委以捐监重任。

但王亶望自开捐始即折收银两，待其被抄家时“估值银三百余万两”。上行下效，其他涉案人员也都贪墨数额惊人。由此贪腐集团各个心照不宣，内部坚如磐石，无一人检举揭发。捐监背后隐藏的权钱交易让这些人普遍受益，维护捐监政策已成为他们最大的利益。

在她看来，该案案发实属偶然。源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苏四十三起事，清军入甘平叛时发现当地降雨情况与甘肃官员长期奏报的旱灾严重不符，引发乾隆怀疑，最终才揭开了盖子。

电视剧《乾隆王朝》剧照 曾静饰演陈辉祖

而后续查办此案的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抄没王亶望家产时，竟以次充好，私吞珍宝，上演了另一出“盗臣”丑剧。“王亶望是巨敛之臣，是腐败官员，而且是搞大规模腐败的头，这个陈辉祖则是‘盗臣’，这个行为没有王亶望恶劣，造成的后果范围没那么大，但这个行为非常无耻，就是一个狗偷。”

在文献与实践中抵达“人”的复杂性

李鸿谷认为，《盗臣》一书的突出价值在于其平衡了史料的严谨性与人物塑造的丰富性。

“历史是人的历史，可写历史中的人是难写的，尤其是帝王将相最难写。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所有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的集合。你理解这个人，其实是理解他背后所包含的所有信息。很多历史专著里的人其实是‘工具人’、‘概念人’，好比皇帝是为了治理，将军是为了打胜仗，辅国良臣是为了赈灾，说白了都是只有其‘工具’的一面。另外一种历史书写则是，如果想让这个人物更丰富、更丰满，就变成了小说。”李鸿谷分析认为，“卜键这本书最好的地方是平衡了两点，所有的资料都有出处，所有材料本身表达人物、人性的丰富与复杂是超乎想象的，所以特别好看。”

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李鸿谷

李鸿谷特别赞赏卜键在处理乾隆、王亶望、陈辉祖这三个核心角色时所展现的叙事技巧。“一本书，三个人，乾隆、王亶望、陈辉祖，围绕一个案子，能延续成一本书，这是很难写的。卜键老师有很多办法，让读者一点点地入戏，看得进去，有史料、故事、传奇，还有巨大的戏剧性。”

电视剧《乾隆王朝》剧照 修宗迪 饰 王亶望

卜键对此回应，自己的写作确实致力于还原历史人物的复杂性，而非简单去‘贴标签’。他特别提到书中写到王亶望对其爱妾的深情，甚至专门制作悼念册请名士题咏的情节。

乾隆的“高兴”与权谋

对话自然聚焦到本书的隐性主角——乾隆皇帝。卜键认为，乾隆在此案中展现了非凡的洞察力和联想力。“两个案子都是乾隆皇帝敏锐和非凡的联想能力查出来的。”

他举例，甘肃案发的关键，在于乾隆从平叛军队奏报的雨中行军信息，敏锐联想到甘肃官员长期以旱灾为由申请赈济的矛盾之处。“他是通过甘肃发生回教的叛乱，派了部队、大员到当地平叛。他们的奏折里报告说下大雨、下小雨、下中雨，反正是老下雨。乾隆立刻联想到了捐监，当地不是总说干旱吗？怎么你们去平叛就遇见这么多雨呢？怎么回事，去查一查。”

而陈辉祖案的披露，则源于乾隆对王亶望此前进贡的珍玩记忆犹新，发现抄家清单中缺失了这些物品后便心生疑窦，下令彻查。“陈辉祖本来暴露不了，不是他们做得多秘密，而是彼时的官场就是这样。是谁发现的？是乾隆自己发现的。他发现他们迟迟不送抄家清单，着急催问。又发现当年王亶望给他进贡的好东西怎么几乎都不在这里……乾隆心里是惦记着的。王亶望是一个眼光很高，很有品位的人，怎么上缴来的都是一堆破烂？查查这到底怎么回事。”

乾隆画像

卜键笔下的乾隆同样也充满了“人情味”：“他像贾母一样，把自己弄成了个‘老祖宗’。乾隆对王亶望、陈辉祖的提拔，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其父辈（均为清廉能臣）的欣赏与感情投射，可以说皇帝是把对他们父亲的感情转移到这两个人身上，一看他们有出息，就着力培养”。因此，在最终处置这些曾深受信赖的“世臣”时，乾隆流露出的是“遗憾和惋惜”，“在处死他们的时候，老皇帝没有一丝的快感，没有快乐。”

李鸿谷则从权力结构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引入“权力的发包商”与“承包商”来作比喻，认为乾隆作为最高权力者，对权力运作及其对人性的塑造有着深刻的体认。他特别关注到书中频繁出现的乾隆批评臣子的术语——“高兴”。

“‘高兴’可以用另外一个词代替，就是‘膨胀’，一个人拥有权力要建功立业是一种膨胀，而贪图大利，则是乾隆对权力的深刻洞悉。他其实就是权力的‘总发包人’，并且明白权力会怎么改变人，这些人又会如何利用权力谋取个人利益。所以他总说不能‘高兴’，也是着眼于权力在手跟你的能力、才德是否匹配？这当然需要慎之又慎。我们可以这么认为，‘高兴’一词折射出乾隆朝特定的政治生态，也体现了最高权力者对权力本质的洞悉。”

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郑小悠

郑小悠补充分析了乾隆性格的另一面：“乾隆这个人很聪明，但是到了晚年，有点过于自信了。会把自己的预判感觉告诉一些人，我认为这个事它是怎么怎么回事。当官的都爱拍马屁，会先入为主按皇帝的思路办这个案子。以至于结案后，皇帝洋洋自得，你看我早就说会是这样。其实是皇帝先表现出了倾向性，官员于是迎合，由此越发增强了他的自信，甚至最后自恋，形成了这样的循环。”

她还以“叫魂案”为例（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爆发于‌浙江德清县的民间妖术恐慌事件，最终演变为波及全国的政治案件，导致上万人被牵连处决，反映了盛世下的社会矛盾与皇权运作机制），说明这种“自上而下”的预判可能会造成的弊端。“乾隆培养的许多贪官，恰恰是他自己原本极度信任之人，这个‘始作俑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还是乾隆本人呢?”

跨越时代的镜鉴：制度之弊与人性之危

尽管案件暴露了清代捐监、赈灾等制度存在的巨大漏洞，但卜键在总结时指出，贪腐问题根植于人性，而非特定制度下的产物。“古今中外，什么制度都有贪腐，贪腐是跨越制度的，跟‘人心惟危’联系在一起。”

他更强调个人的反省与自惕：“欲念、贪欲是每个人都要反省的，不光是官员，而是每一个个人。你没有权力贪污，但偷东西也不行啊，顺手牵羊也不行。对于原则和底线，一定要心存敬畏和自律。”

李鸿谷则从历史书写的深层价值出发，认为《盗臣》的意义在于通过对具体案件的深描，引发对传统中国权力运行结构的思考。他特别指出书中“世臣”“世仆”“盗臣”等概念的重要性。“我们现在谈乾隆、康熙、和珅，就像谈自己家里人一样，好像都是些八卦。但怎么结构性认识中国历史，其实需要有一些概念作为框架。卜键创造了一些概念，而且这些概念也是从史料里拎出来。正因为有‘世臣’‘世仆’，有了时间因素之后，权力的上下关系就有了一个结构性的制度关系，变成人情往来了，变成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了。”

郑小悠在讨论中也指出清代财政制度中“公私不分”的问题，“清朝财政最大的问题是公私不分，通过各种途径收到的钱既可能充盈国库，也可能最后就进了某个人的口袋，道不明、分不清，最后查出来都算成是贪污。”

乾清宫（图源：《故宫建筑之美》 李少白 摄影）

观众互动环节，有读者问及卜键如何将个人工作历练融入历史写作。卜键坦言，所谓的工作经历主要在于对人情世故的体察和总结，其核心是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人性和人情”。“无论研究什么，最终极的目标都是理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