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过辽宁常委，退休月领500块，晚年竟帮助徒弟搞出国家专利

1998年11月的一个清晨，沈阳站月台冷风直钻脖领。尉凤英把两个干硬馒头塞进兜里，钻进去杭州的1451次绿皮车。硬座车厢里挤满了出差的人，她缩着肩膀，心里却只惦记那尚差两千万元的技改贷款。“厂子一封，我那些孩子就没饭吃。”她一边嘀咕，一边掏出小本本核算利息。谁能想到，这位急得满头汗的老太太，二十五年前还在辽宁省委大楼里开常委会。

列车晃了一夜。到杭州时已近午夜，她拎着公文包坐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抄着腿等熟人。门卫扫了她一眼：“大娘，这里不让留宿。”她笑，抖抖工装外套：“坐会儿就走。”三天后，贷款批复拿到手。她把文件夹紧紧压在胸口，转身就去赶回程车次，连西湖都没看一眼。

回到139厂那晚，工人们拦在门口要请她喝酒，她挥手：“散酒别碰，省下钱买轴承。”说着，把一沓合同摊在食堂桌子上。灯光底下，她那双缝满补丁的手套格外扎眼。年轻技工夏志国使劲搓手：“尉师傅，这份情，记一辈子。”

时间往前推回六十多年。1933年冬天，抚顺矿区尉家油漆房里，一个女婴嚎得撕心裂肺。父亲是矿工，母亲靠给人洗衣糊口。日本宪兵常在巷口抢粮，邻居们把吃剩的高粱糊糊都锁进锅里。尉凤英三岁那年，父亲咳血倒在井口，小手被他攥得生疼，指甲缝里全是煤渣。那天起，她记住一句话：要想活，先得有饭吃。

十四岁，她瞒着娘蹲进维修间学车床。白天端铁屑，夜里借着马灯偷看图纸，胳膊烫出了水泡也不吭声。1948年沈阳解放，工作队分粮，她摸着五斤高粱米憋不住哭：“娘，咱不挨饿了！”饥饿的记忆像烙印，她干起活来不要命。进东北机器制造厂后，常连轴转三班，被同事背地里叫“拼命三娘”。

谈对象也在车间。卢其昌下夜班在门口等她，她从齿轮堆里钻出来，脸上全是油污。他递上烤红薯，她一句“齿轮卡住了”就又往里冲。1958年元旦，两人用车床屑拼成“新婚快乐”留影，没有礼服没有酒席，却笑得像过年。

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炽。工厂推她出任革命群众代表，她连夜学文件，硬是把“装配误差补偿法”写成白话稿，方便工人边干边看。很快，她被调进辽宁省革委会，成为常委、副主任。省机关的电话铃整天响，可她下班第一件事仍是往厂区跑：“脑子不摸机器就生锈。”

1975年上调北京参加筹建全国妇联，她和邓颖超、林佳楣等人同桌起草章程。北京的生活条件好得多，可她在宿舍仍用旧脸盆洗衣：怕浪费水。1977年，她主动申请回辽宁，只留下一句：“家在那儿，根也在那儿。”

1980年回厂担任副厂长，后来转任工会主席。当时国内市场转型，军工企业生存艰难。她嗓子哑，天天往各地拉订单。有人悄悄提醒：“以你的级别，申请个厅局待遇不难。”她摆手：“开会能当饭吃？不如给车间多添台铣床。”

1993年退休那天，财务算给她每月五百零七块。有人替她打抱不平：“省委出来的干部，才这点？”她指指自己工装上的补丁：“矿工闺女，本来就该拿这数。”回家路上，她特意带了半斤水果糖，分给看门的大爷、楼下的小孩——嘴里甜，心也踏实。

晚年她几乎把所有空闲都投到带徒弟上。夏志国拆机被扳手磕破皮，她“啪”地敲了一下：“这行当不长眼，你得长心。”夜深后，两人在车间拿粉笔画草图，台灯是她自家淘汰的。夏志国后来成了全国劳模，带着奖金来孝敬，她一把塞回去：“娃等交学费，别糟蹋。”

2011年，夏志国主导研发城市自吸清扫车。试验室零下十几度，马达老是泄压。已78岁的尉凤英戴毛线帽蹲在地上，用手指比划管道角度，“这儿再平缓十度。”一句话顶过无数次数据推演。连熬两夜后，机器终于稳定运转，众人鼓掌，她扶着腰说：“别光看我，快记录参数。”第二年，那台改进后的清扫车拿下国家专利证书。颁奖会上，夏志国拉她上台，她却躲到幕布后，“露脸没意思，设备能上路才算本事。”

九十多岁，腿脚不便，徒弟们轮流来照顾。夏云龙给她买电动轮椅，她嫌费电，坚持手推；陈新海想请护工，她翻眼：“我还能自己系鞋带。”生日蛋糕端上来，她把最大的那块递给邻居孩子，自己抠点奶油尝味道，咂咂嘴：“够甜，够了。”

尉凤英的房间仍挂着那张1958年的婚照，照片里她穿着油污工装。灯光下，奖状与零件图纸混堆在书桌，折射出同一种质地——坚硬，不张扬，却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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