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周总理得知任辅臣遗孀尚在，嘱咐童小鹏：给她终生高干待遇

1958年3月初的一个中午，西花厅的饭桌刚摆好，周总理随口问潘娘：“你前东家在北京还习惯吗？”老人放下碗，声音有些激动：“她叫张含光，曾受过列宁接见。”短短一句话，让屋里的人都停下了筷子。

周总理抬头追问：“张含光？是不是任辅臣烈士的夫人？”潘娘点头。总理皱起眉头，翻看秘书准备的小本子，发现自己手里根本没有任家近况的任何资料。

当天傍晚，国务院办公室主任童小鹏被紧急叫去中南海。周总理交代得很清楚：立刻去铁岭核实情况，把人接到北京，生活待遇按副部级执行，“不要让革命前辈寒心”。

消息传开，很多干部才想起任辅臣——那位三十多岁就倒在乌拉尔雪地里的中国布尔什维克。1884年，他出生在铁岭河夹心村；少年只读过五年私塾，却因自学俄语被铁岭警署破格录取。

日俄战争起，他被俄军拉去当翻译。正是在军营酒肆里，他第一次听到“布尔什维克”这个新词。有人悄悄递给他《火星报》残页，他整夜伏在煤油灯下啃俄文生词，从此心里埋下一团火。

1908年，经瓦夏介绍，他秘密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为掩护流放犯，他数次横渡黑龙江，还在警服里夹带传单。沙俄密探盯上他，刺客在浴室外扣动扳机，他胸口中弹，却仍举枪反击。

1914年，北洋政府允许向俄国输送劳工。任辅臣主动申请随队出境，跟一万多名华工一起进矿坑、伐木场。他白天干活，晚上给工友讲马克思，翻译传单塞进破棉袄。

1917年11月，彼尔姆的冬夜冷得像铁。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时，矿工棚里炸开了锅。任辅臣把一千多名华工拉了出来，成立“中国团”，随后被编入红军第三军第二十九师，他任团长。

对高尔察克白匪的拉亚镇夜袭是中国团的成名战。白匪被打懵，苏维埃政府给这支部队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红鹰团”，授旗仪式那天，零下三十度，华工们却只穿棉布军服，腰板挺得笔直。

11月29日夜，红鹰团列车在维亚车站遭包围。战士们弹药匮乏，仍固守到凌晨。最后时刻，任辅臣靠在车厢门口，左臂血流不止，仍用右手扣响最后一发子弹。次日清点，整团仅几十人突围。

噩耗传到莫斯科，列宁特意接见了张含光和三个孩子。列宁说：“苏维埃永远记得这位东方同志。”俄方安排住房、学费，可张含光还是请求回国，“丈夫的骨头埋在那儿，我得把孩子带回他的祖国”。

回到铁岭的张含光隐姓埋名，靠织布和教书抚养儿女。她从没主动提起自己受过什么优待，街坊们只知道这个寡妇识字多，会写一手端正俄文。

童小鹏抵铁岭那天，她正在院子里补棉被。老人听说北京要给“高干待遇”，连连摆手：“组织需要就给，更需要的同志多着呢。”童小鹏留下慰问金，还带走一摞发黄的手稿——那是任辅臣在战壕里写的俄文日记。

1974年，张含光病重入院。中央统战部安排专车、专家，她还是那句话：“别为我破规矩。”但药品、护理全照高干标准执行。次年五月，老人逝世，葬入八宝山。

1988年7月，任栋梁等后代受邀赴苏。维亚车站早成荒草地，只剩一块红星纪念碑。风大得吼，任栋梁把母亲骨灰和一点铁岭黄土埋进父亲墓旁，低声说：“爸，您牵挂的中国，早已换了天地。”

任辅臣的事迹并不常见于教科书，却在1958年那个普通午餐时刻，被周总理一句话重新唤醒。档案室里保存的，是当年的授旗文件；更多留在华工后代口口相传的，是那支大胆夜袭的红鹰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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