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论文全面分析了生育率与生育意愿差距的原因

前天，中国人口学的老前辈顾宝昌老师看了我的文章《生育率与生育意愿：生得比想的多还是比想的少？》之后，对我说：“你应该看看Bongaarts在2001年发表的论文”，接着，他把Bongaarts的论文“Fertility and Reproductive Preferences in Post-TransitionalSocieties”发给我。我说：“谢谢顾老师！”

John Bongaarts是国际知名人口学家，发表过多篇人口学论文，顾老师发给我的就是其中一篇。我在写《生育率与生育意愿》这篇短文之前，并没有看过Bongaarts这篇论文。仔细看完之后，我认为Bongaarts这篇论文写得比较全面，分析得比较透彻。下面我就简要介绍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

首先解释论文标题的Post-Transitional Societies是什么意思。Transition是转型的意思，Post-Transitional Societies是指后转型社会或已经完成转型的社会。在人口学上，人口转型是指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转变的过程。

Bongaarts在论文中给出如下数据：在发达国家，生育率在20世纪50年代末婴儿潮高峰期达到二战后最高水平，平均每位妇女生育2.8个孩子。随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生育率急剧下降，跌破更替水平，1990至1995年间生育率降至1.7。这种总体趋势在欧洲、北美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均有体现。在日本，生育率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达到更替水平，并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进一步下降。20世纪50年代末，各地区的生育率差异显著：北美最高，为每位妇女生育3.7个孩子；日本最低，为2.1个。但到1980年，发达国家生育率已趋同，大致稳定在每位妇女生育1.8个孩子左右。自1980年以来，全球生育水平再次出现分化：北美地区的生育率升至2.0左右，而日本和欧洲的生育率则持续下降，目前（指2001年）已降至1.5左右。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46个发达国家中，生育率几乎全都低于更替水平。

然后，Bongaarts说，根据80年代末在12个欧洲国家开展的一项调查，家庭平均期望子女数为2.16个。各个国家的数值紧密聚集于这一平均值附近：爱尔兰（2.79）和希腊（2.42）的期望值最高，而德国（1.97）和西班牙（1.94）的期望值最低。令人惊讶的是，在所有国家中，人们的实际生育意愿都大大高于以总和生育率（TFR）衡量的实际生育水平。80年代末欧盟的平均生育率是1.6，比平均理想子女数2.2个整整低了0.6个。

下图是Bongaarts论文列出的1990年部分国家生育率与生育意愿对比（黑色是生育率，灰色是生育意愿）。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均低于生育意愿。

这些差异尤为引人注目，因为它们与人口转型早期阶段的典型情况截然相反：在转型初期，实际生育率几乎总是高于人们的理想子女数。例如泰国，20世纪60年代末，泰国的生育率高达6.1，而人们的理想子女数仅为3.9个。自1970年以来，实际生育率的下降速度远快于人们的理想生育水平。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泰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是2.4个孩子，已比当时的总和生育率1.9高出0.5个孩子。在这25年间，实际生育率下降了4.2，但同期理想子女数仅下降1.5个孩子。下图是泰国1968-1993年生育率和理想子女数的变化。

在列举了多个国家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数据后，Bongaarts得出结论说，在大多数处于人口转型初期或中期的国家，实际生育率均高于理想子女数。而在人口转型进入尾声的国家，情况则恰恰相反：所有国家的实际生育率均低于理想子女数。

关于生育率高于理想子女数，Bongaarts认为有如下原因：

1）非意愿生育。Bongaarts说，在所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过研究的国家中，有相当大比例的女性表示自己生育的孩子数量超过了她们的意愿。最近一项针对20个发展中国家非意愿生育水平与趋势的分析估计，1990年前后，平均约有22%的生育属于非意愿生育。不使用避孕措施的原因包括：难以获得避孕服务、担心副作用以及配偶的反对等。这种对生育过程的控制不完全，使得非意愿生育水平居高不下。而在人口转型的最后阶段，由于夫妇们能够更有效地采取避孕措施和/或选择人工流产，从而越来越能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非意愿性生育率再次下降。

2）对已故孩子的替代。有两个案例的证据十分明确：一是“哺乳中断”效应——婴儿死亡会打断分娩后的无排卵期，从而使母亲较预期更早面临怀孕风险，而如果孩子存活下来，这一怀孕风险本应推迟出现；二是“替代”效应——父母用其他子女替代已故的子女。

3）性别偏好。当一对夫妇表示偏爱某一特定规模的家庭时，他们心中可能还对家庭的性别构成有着明确的期望（例如，两个儿子，或至少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这些情况下，如果父母尚未达到其期望的子女性别构成，即便已达到预期的子女人数，他们仍可能继续生育。不过，在那些父母无法自主控制生育的社会中则例外。

关于生育率低于理想子女数，Bongaarts认为有如下原因：

1）生育年龄推迟。越来越多的人将生育推迟到较晚年龄（如30岁以后），这不仅缩短了女性的有效生育期，还可能因不孕、伴侣关系不稳定等原因导致最终生育子女数少于计划。另外，即使女性的终身生育水平保持不变，如果平均生育年龄推迟，那么某年的总和生育率也会偏低。为此，Bongaarts提出用“进度调整总和生育率” （tempo-adjusted total fertility rate）来修正总和生育率。

2）非自愿性因素。一个希望拥有一定数量孩子的个人，可能因多种非自愿因素而无法实现其生育目标。非自愿的无子女状态可能是以下原因造成的：无法找到合适的伴侣、离婚、患上不孕不育症。

3）竞争性偏好。在大多数生育调查中，尽管女性尚未达到理想子女数，仍有小部分女性表示不希望再生育子女。造成这种看似矛盾现象的原因尚不完全明确。一种合理的替代解释是，女性确实相当准确地报告了她们所期望的子女数，但与此同时，其他相互竞争的偏好（例如对事业、收入以及摆脱育儿责任的追求）导致一些女性在尚未达到其理想子女数量之前便选择停止生育。在这种情况下，受访者所表达的期望或理想子女数实际上高估了当前对生育的需求。

在论文的末尾，Bongaarts说，影响后转型社会生育率的诸多因素以及难以准确预测各因素未来趋势的特点，使得得出确切结论几乎不可能。正如所指出的，理想子女数的变化是决定未来生育率的最关键因素。如果理想子女数降至两个以下，那么生育率也很可能随之下降。即便在那些理想生育水平仍维持在约两个孩子的社会中，如果抑制生育的因素综合效应超过促进生育的因素综合效应，那么生育率也可能长期低于更替水平。

以上是Bongaarts对生育率与生育意愿差距的全面分析。我也基本同意Bongaarts的上述分析。不过，Bongaarts的其他一些观点也值得商榷。例如， 2011年2月22日财新网发表一篇题为《科学家呼吁全球支持计划生育》的报道说：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科学促进会2011年年会上，人口理事会(The Population Council)委员会副主席约翰·邦格斯(John Bongaarts)博士指出，如果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推广，将有可能把地球上的人口控制在80亿。而如果非洲和南亚等地区的人口增长趋势延续下去，加之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在老龄化问题逐步显现后推出的鼓励生育计划，地球上的人口将有可能在2100年超过100亿。

Bongaarts的上述观点，似乎是担心地球人口过多。如果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他这种观点还可以理解，但到了2011年，他已经看到世界各国人口的生育率大趋势是都在下降。如今，世界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人口过多，而是少子化等人口结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