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杀害李大钊的主犯遭处决，行刑前提一要求：不要打我的脑袋

“1953年4月26日早晨七点整，求你们，别瞄我的脑袋。”雷恒成在沪西郊刑场上低声哀求，他的腿在发抖，脚下黄土却纹丝不动。枪口抬起，回声尚未传来，灰白的囚衣已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这不是一桩普通的死刑执行。七十来岁的山羊胡老头曾在北洋军阀、伪满洲国、汪伪政权里混得风生水起，血债累累却又屡屡脱身。如今子弹就在三米之外，他唯一的奢望便是让那张枯槁的脸保留完整。

雷恒成的末路，从一封字迹潦草的匿名信开始。1952年春，北京公安部将这封信转给上海市公安局，信里只写了十几个字：“李大钊被害主凶雷恒成，化名了明禅师，藏身跑马厅一带。”线索模糊，却份量极重。

彭真和罗瑞卿快速批示：“即查。”指令像闪电落到新成分局局长马益三案头，他抬头看表，对侦查股长王天杰说：“三天，给我结果。”王天杰咽口唾沫，答：“记下了。”桌上茶水微凉，空气里却满是紧迫。

跑马厅周边是洋房与弄堂交错的老上海，户籍本里找不到“雷恒成”，更没有“了明禅师”。侦查员们只能硬着头皮挨门走访。深夜一点，昏黄灯泡下，他们终于听见一位更夫嘀咕：“七层那位算命老头，北京腔，脖子还挂块金表。”

第二天下午，鲁全发换上灰长衫、铜盆帽，扮作进城找活的乡绅，敲开了马立斯公寓703室。门内老太太小脚踱步，喊：“老头子，有生意！”帘子后，一双冷漠的小眼打量着鲁全发。老头开口便是京片子：“排八字？先报时辰。”语气阴柔，却带着使惯枪杆子的底气。

排盘间隙，鲁全发注意到两件东西：满口被鸦片熏黑的牙齿和那只金表。金表表盖闪着残旧光芒，中间赫然是隆裕太后的侧影。细节全部对上，鲁全发稳住神色，装作急着去找工作：“先生吉言，我就不耽误您了。”转身下楼，心脏却“咚咚”乱跳。

当夜十点，三名侦查员带着逮捕证再度敲门。雷恒成还未来得及收好那本《易经》，便被按倒在藤椅上。套在他手腕上的，是早年他给地下党用过的同款手铐。走廊里邻居探头探脑，没人想到，这个算命先生竟是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

审讯室里没有皮鞭，没有老虎凳，只有卷宗、一杯淡茶和灯光。雷恒成最初死咬不放，三周后，他被允许看了一场电影《南征北战》。回到牢房，他突然叹了口气，对审讯员说：“我扛不住了，你们待我像人，我不能再装畜生。”

他交代得极详尽。1926年秋，北洋政府悬赏缉捕李大钊，京师警察厅布网查苏联使馆旧兵营。4月6日清晨，他跟随吴郁文翻过砖墙，率三百军警破门而入。事后回忆，他用一句话形容那日的躁动：“抢人比抢银子都快。”

李大钊被夺枪、绑缚、带走。四月末，京师看守所的进口绞刑架被尘封七年的齿轮重新上油。雷恒成当时站在架下，目睹李大钊被三次拉起又放下。李大钊一句求饶都没有，只对身旁青年说：“革命必胜。”雷恒成承认，那一刻自己有过三分惧意，却仍亲手在刑簿上签字确认。

从那以后，他一路追杀北方局成员，又在伪满与日军狼狈为奸，双手染满鲜血。抗战胜利后，他本应在南京被拉出去枪决，却趁夜逃出虎踞关，漂到台湾，再潜回大陆，靠半吊子佛经与算命口才糊口。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终究难逃法网。

1953年4月25日晚，判决书送到看守所。他看完后沉默良久，只抬头说：“求一事，行刑别打头，留全尸。”押解民警没有回答。次日清晨，六响步枪整齐开火，子弹避开头部，穿透胸膛。七秒钟后，雷恒成垂下脑袋，尸体被抬走，刑场回复寂静。

一年后，涉嫌同案的陈兴亚、吴郁文在天津、哈尔滨相继被捕。旧刑具也被编入博物馆藏品目录，编号0001号。铁架依旧冰冷，却再无血腥用途，它只是无言地提醒后人：血债一定清算，哪怕迟来二十七年。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