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4月26日早晨七点整,求你们,别瞄我的脑袋。”雷恒成在沪西郊刑场上低声哀求,他的腿在发抖,脚下黄土却纹丝不动。枪口抬起,回声尚未传来,灰白的囚衣已被风吹得猎猎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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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桩普通的死刑执行。七十来岁的山羊胡老头曾在北洋军阀、伪满洲国、汪伪政权里混得风生水起,血债累累却又屡屡脱身。如今子弹就在三米之外,他唯一的奢望便是让那张枯槁的脸保留完整。
雷恒成的末路,从一封字迹潦草的匿名信开始。1952年春,北京公安部将这封信转给上海市公安局,信里只写了十几个字:“李大钊被害主凶雷恒成,化名了明禅师,藏身跑马厅一带。”线索模糊,却份量极重。
彭真和罗瑞卿快速批示:“即查。”指令像闪电落到新成分局局长马益三案头,他抬头看表,对侦查股长王天杰说:“三天,给我结果。”王天杰咽口唾沫,答:“记下了。”桌上茶水微凉,空气里却满是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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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马厅周边是洋房与弄堂交错的老上海,户籍本里找不到“雷恒成”,更没有“了明禅师”。侦查员们只能硬着头皮挨门走访。深夜一点,昏黄灯泡下,他们终于听见一位更夫嘀咕:“七层那位算命老头,北京腔,脖子还挂块金表。”
第二天下午,鲁全发换上灰长衫、铜盆帽,扮作进城找活的乡绅,敲开了马立斯公寓703室。门内老太太小脚踱步,喊:“老头子,有生意!”帘子后,一双冷漠的小眼打量着鲁全发。老头开口便是京片子:“排八字?先报时辰。”语气阴柔,却带着使惯枪杆子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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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盘间隙,鲁全发注意到两件东西:满口被鸦片熏黑的牙齿和那只金表。金表表盖闪着残旧光芒,中间赫然是隆裕太后的侧影。细节全部对上,鲁全发稳住神色,装作急着去找工作:“先生吉言,我就不耽误您了。”转身下楼,心脏却“咚咚”乱跳。
当夜十点,三名侦查员带着逮捕证再度敲门。雷恒成还未来得及收好那本《易经》,便被按倒在藤椅上。套在他手腕上的,是早年他给地下党用过的同款手铐。走廊里邻居探头探脑,没人想到,这个算命先生竟是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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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讯室里没有皮鞭,没有老虎凳,只有卷宗、一杯淡茶和灯光。雷恒成最初死咬不放,三周后,他被允许看了一场电影《南征北战》。回到牢房,他突然叹了口气,对审讯员说:“我扛不住了,你们待我像人,我不能再装畜生。”
他交代得极详尽。1926年秋,北洋政府悬赏缉捕李大钊,京师警察厅布网查苏联使馆旧兵营。4月6日清晨,他跟随吴郁文翻过砖墙,率三百军警破门而入。事后回忆,他用一句话形容那日的躁动:“抢人比抢银子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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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被夺枪、绑缚、带走。四月末,京师看守所的进口绞刑架被尘封七年的齿轮重新上油。雷恒成当时站在架下,目睹李大钊被三次拉起又放下。李大钊一句求饶都没有,只对身旁青年说:“革命必胜。”雷恒成承认,那一刻自己有过三分惧意,却仍亲手在刑簿上签字确认。
从那以后,他一路追杀北方局成员,又在伪满与日军狼狈为奸,双手染满鲜血。抗战胜利后,他本应在南京被拉出去枪决,却趁夜逃出虎踞关,漂到台湾,再潜回大陆,靠半吊子佛经与算命口才糊口。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终究难逃法网。
1953年4月25日晚,判决书送到看守所。他看完后沉默良久,只抬头说:“求一事,行刑别打头,留全尸。”押解民警没有回答。次日清晨,六响步枪整齐开火,子弹避开头部,穿透胸膛。七秒钟后,雷恒成垂下脑袋,尸体被抬走,刑场回复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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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涉嫌同案的陈兴亚、吴郁文在天津、哈尔滨相继被捕。旧刑具也被编入博物馆藏品目录,编号0001号。铁架依旧冰冷,却再无血腥用途,它只是无言地提醒后人:血债一定清算,哪怕迟来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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