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如何看待“人没动物值钱”的观点？

昨天写了《为什么组织卖淫罪的量刑会比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量刑还重》一文，有读者进一步提出尖锐质疑：“走私贩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法定刑为何比拐卖妇女、儿童罪更重？难道人还不如动物值钱？”这一质问虽带有情绪色彩，却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从法定刑条文看，拐卖妇女、儿童罪（《刑法》第240条）最高可处死刑，而走私贩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刑法》第341条第1款）最高刑为十五年有期徒刑，似乎前者更重。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时常出现刑罚倒置现象：一名大学生因掏鸟窝被判十年，而多数拐卖妇女案件仅判十年以下，才出现公众对“人的价值是否被法律低估”的质疑。

一、案件简要回顾

2014年7月，河南新乡大学生闫某在家乡掏了12只燕隼（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并出售，被以非法猎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起诉。2015年一审判决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引发舆论风暴。“大学生因掏鸟蛋被判十年”的标题刷屏网络，公众普遍质疑：“一个人的命运竟不如几只鸟？”

办案机关解释称，根据《刑法》第341条及当时司法解释，非法猎捕、出售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0只以上即属“情节特别严重”，法定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判决合理合法。闫某于2023年刑满释放后，面临就业歧视与社会排斥，人生轨迹彻底改变。这一结局再次引发对“机械司法”“形式正义”的深刻反思。

二、类似案例

闫某案并非孤例。近年来，因野生动物保护被重判的案件频发，比如：江西某村民捕猎3只野猪案（2020年）：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福建林某网购两只鹦鹉案（2019年）：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四川某摄影爱好者惊扰藏羚羊案（2021年）：行政拘留，引发执法边界争议。总之，野生动物案件中，因数量标准刚性，轻罪重判现象突出，引起公众质疑。

三、法律适用需兼顾形式与实质

闫某案暴露了司法机械主义与公众价值认知之间的断裂。法律规定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问题在于：司法裁量中缺乏对主观恶性、行为后果、社会危害性的综合评估；未能回应“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中的“责”与“刑”是否匹配；缺少对被告人个体情况（如初犯、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的充分考量。

笔者这几天多次探讨刑罚倒置现象，并非否定现行法律体系的合理性，更无批评司法机关之意。我想强调的是，法律的生命不仅在于逻辑，更在于经验与良知。只要法官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独立的审判空间和公正的司法品格，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熨平法律的皱褶”。

现实中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这些问题不应成为否定司法的理由，而应成为推动改革的动力。法治的进步，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次次争议、反思与修正中逐步实现的。

“人没动物值钱”是一种偏颇的情绪表达，但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一只燕隼的命值得保护，一个被拐母亲的眼泪更值得被听见。法律不应制造对立，而应实现平衡；不应急于惩罚，而应追求修复。

让我们共同期待：未来的司法，既能精准打击犯罪，也能温柔对待每一个在法律边缘挣扎的普通人；既守护绿水青山，也照亮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