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 | 以俄、日为鉴

以日、俄为鉴

文 | 章开沅

提然而历史的发展毕竟是很复杂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交互产生作用，历史机遇与民族性格进行双向选择，很难用单一的尺度来判断一个人以至一个国家的价值。

日本的浮躁与浅薄诚然是国民性格的弱点，即使仅仅表现在对外态度上也容易产生大起大落的变化，或从“攘夷”转为“崇外卑内”，或从妄自菲薄转为企图凌驾于世界之上。

汤因比曾经风趣地说，如果以图表显示中日两国在过去四百年间对近代西方反应的变化，那么人们将很容易就会发现，日本的起伏曲线要比中国的起伏曲线幅度大得多。正是这种民族性格的特点，使得日本在特定的历史机遇下演出闹剧，酿成悲剧，甚至造成整个人类的极大灾难。

但是，民族性格的历史效应往往是很复杂的，在另外一种特定的历史机遇下，它又可能抓住有利时机，为自己的国家富强与社会进步，汲取众多成功的经验。

如果仅就远东地区而言，中国与日本相比较，除地理、自然诸因素外，显然有其自己民族性格的优点，一是泱泱大国的宽阔胸怀，一是文化悠久的稳健凝重。

在19世纪中叶以前，从总体而言，中国的情况仍然比日本优越，至少是与日本相差无几。但在西方文明浪潮巨大的冲击下，日本的西方化“比中国更机敏、更迅速、更有效率”（汤因比语）。日本人的浮躁浅薄转化成随机应变，而中国人的稳健凝重倒成为改革过程中的严重心理障碍。

当然，即使从为改革清理旧的社会地基而言，中国人也要遇到更多困难并且需要耗费更大的精力。按照汤因比的计算，从1853年美国“黑船”在江户湾出现开始，日本人在15年以内，不仅推翻了阻碍历史前进的德川幕府政权，而且建立了一个全面有效地推行西方化的明治政府。而中国则在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到北京之后，历经118年之久“才完成这一任务的一小半”，因为辛亥革命并未能够取得如同明治维新那样的辉煌成功。

这里不免使人想起托尔斯泰·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在《德意志帝国与工业革命》（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一书中所提出的两个概念。他认为，从19世纪末年到20世纪初年，德国之所以能够超过英国而成为工业强国，是由于“借鉴的功劳”；而英国之所以落后于德国，则是对其“自居老大的惩罚”。

尽管德、英与日、中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我们也未尝不可以借用这两个概念：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颇为受益于“借鉴的功劳”，而中国直到19世纪末仍然受到“自居老大的惩罚”。

与此相类似的，是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俄国革命史》一书中提出的一种见解：“虽然落后国家被迫跟随着发达国家，但前者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历史落伍者的特权——和这种特权的存在——容许甚或迫使自己采纳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经完成的发展样式，从而跃过整个居间的等级系列。”

应该说，在19世纪中叶，西欧主要国家已经完成资本主义发展样式以后，中国和日本都享有这种“历史落伍者的特权”（或称“文化进化优势”）；但显而易见，日本比较充分地利用了这种“特权”，而中国则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充分利用这种“特权”，以至再三再四失去赶上时代潮流的机遇。

其实中国从汉代以来就有“后来居上”的成语，宋代诗人文珦《过苕溪》诗曰“只看后浪催前浪，当悟新人换旧人”，亦寓此意。但在晚清国人都已缺少这种迎头赶上的锐气，可叹！

从整个西潮东渐的进展序列而言，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可谓发其端绪，日本明治维新在某种程度上以俄国为榜样并且很快就赶上甚至超过自己的老师。

而在19世纪末期的先进中国人看来，俄国和日本都是可以师法的学习西方成功的榜样。康有为在推进戊戌变法时，专门向光绪皇帝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就是希望朝廷能以俄、日为鉴，坚定地走上学习西方以图富强的革新道路。

他对俄国的评价是：“乃考俄之始，乃以八万兵败于瑞典万人，乃割边地于瑞国，无学校，无练兵，无通商，无制造良工，愚冥狉獉，既蠢既顽，昧塞小弱，岌岌殆亡，固有甚于我中国者。大彼得知时从变，应天而作，奋起武勇，破弃千年自尊自愚之习，排却群臣沮挠大计之说，微服作隶，学工于荷、英，遍历诸国，不耻师学，雷动霆震，万法并兴。”

他对日本的评价更高：“尝考日本变法之始至难矣，与欧、美语文迥殊，则欲译书而得欧、美之全状难；帝者守府，而武门握权，列藩拱之，其孝明天皇欲作诗而无纸，则收权难；及倒幕维新，而革命四起，则靖人心难。新政初变，百度需支，变乱频仍，兵饷交困，而国库乏绝……然二十年间，遂能政法大备，尽撮欧、美之文学艺术，而熔之于国民，岁养数十万之兵，与其十数之舰，而胜吾大国。以蕞尔三岛之地，治定功成，豹变龙腾，化为霸国。”

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颇有文化进化的历史观念，他已能看到“落伍者的特权”，认为只要以“日本为乡导之卒，为测水之竿，为探险之队，为尝药之神农，为识途之老马，我尽收其利而去其害”，则中国将可发挥比日本更大的“文化进化优势”，后来居上，捷足先登。

同时，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非常强调变革的力度，也就是与旧传统离异的力度。他非常推崇彼得大帝的“变力”，赞叹说：“呜呼！雷动而草木坼，其变力大者，其治功大。苍萌亿亿，皆草木也，待雷而坼，于以荣华，于以参天。彼得之变力，雷力也哉！宜其坼而荣华，而参天。”

对于这种“变力”，康有为还以文化形态学的眼光来加以区分：凡能够实现变政者，必然是“才武、志深、力雄、气猛”，所以锐意改革，推移旋转，举重若轻。同治新政之所以失败，则由于主其事者“才文、志浅、力薄、气弱”，所以因循苟且，畏难苟安。

康有为所说的才、志、力、气，过于侧重于从主政者的个人气质来考察，如果扩大为从整个民族性格、社会心态来探索这种“变力”，则可能更趋近于深刻。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晚清诗人龚自珍的千古绝唱。他也渴望变革，寻求“变力”，呼唤荡涤震撼神州大地的万钧风雷，而且时间还前于康有为半个世纪。下面，我们就以这位诗人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离异传统文化的发端，来开始我们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