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毛主席接见李炳淑，刚一见面，便直接说：你叫我难做人喽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60年那会儿，上海有场戏，演的是《女起解》。

舞台上，是个十八岁的姑娘，唱得有板有眼，眼神里透着一股子认真。

台下坐着的，不只是普通观众，还有几个穿着中山装的领导干部。

他们看完之后，没说别的，只说了一句：“人不能走。”

没过几天，安徽那边也放出话来：“这是我们的人，学成了得回来。”消息传到北京，谁也没想到，最后惊动了毛主席。

这事儿说起来像个小插曲，但在当时其实挺不寻常。

那个时候，全国上下都在搞三年经济调整。

饭不好吃，票不好领，可文化工作却没停。

尤其是戏曲，中央一再强调要“保护、改进、提高”。

各省市都在抢人才，抢到能演能唱的好苗子，可不是为了面子，是为了未来。

李炳淑，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被“抢”起来的。

她是宿县人，家里世代普通，父亲爱听戏，母亲勤快持家。

小时候，家里条件一般，但只要有戏班子来，父亲一定带着她去听。

那时候的戏台子，搭在镇上的晒谷场，一张方桌几条长凳，再糊个布幕就算开台。

李炳淑常常跟在父亲身边，一听就是一整晚。

她学戏不是一时兴起。1955年，宿县京剧团来学校招生，同学喊她一起去，她还犹豫了好一会儿。

可架不住大家怂恿，她也就去了。

没想到，一开口就被看上了。

她唱的是《苏三起解》里“西皮流水”的一段，嗓子亮、字正腔圆，考官听完点头，说：“这个娃娃有前途。”就这样，她进了剧团，又被送到蚌埠，后来又去了上海戏曲进修班。

那时候戏校可不是谁都能进的，尤其是从外地调进来的，更得有点本事。

她学得特别刻苦，老师说什么她记得牢，动作做得准，嗓子又好。

一次演出，被京剧名家杨畹农看中，说：“这个孩子，我收了。”

杨畹农是谁？那可是梅兰芳的弟子。

能被他看中，已经说明问题了。

她在上海的这一年，几乎没日没夜地练。

清唱、身段、走台，样样都要过关。

老师管得严，她自己也拼。

说白了，她知道机会难得，不能留遗憾。

1960年春节前后，学校组织了场汇报演出。

她演的是《女起解》，一上台，气场就不一样了。

台下坐着的不光是戏校老师，还有上海市文化局的干部。

演完，掌声挺长。

有人说：“这个演员得留下。”

可问题来了。

安徽那边早就打过招呼，人是借来培养的，学成了要回去。

这下，两边都不松口。

上海说：“我们这里条件好，能继续培养。”安徽说：“她是我们省的人才，不能外流。”

两边谈了好几轮，谁也不让谁。

这事传到中央，周总理知道了，说：“毛主席就在这儿，去跟他说。”于是，有人就把情况详细汇报了。

那天的场面，后来有在场的人回忆过。

毛主席坐在沙发上，身边是两地的文化干部。

李炳淑一进门，低着头，连气都不敢喘。

毛主席看了她一眼，笑了，说的是湖南口音：“你这个女娃娃，叫我难做人喽。”

屋子里一下轻松了不少。

毛主席先听了两地的意见，又问李炳淑：“你自己怎么想？”她一时没答出来。

她心里其实更倾向回安徽，可又觉得上海的条件确实好。

说到底，她只是个十八岁的孩子，哪懂得这其中的分量。

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对安徽的曾希圣书记说：“要论师资，上海确实强些。

你看是不是...割个爱？”

曾希圣没说话，点了点头。

后来，上海那边也不是白拿人，调了几位工程技术人员去安徽算是“换人”。

这件事算是定下来了。

李炳淑继续留在上海。

第二年，她毕业，正式进入剧团。

第一次正式演出《杨门女将》时，台下坐着周信芳、盖叫天两位老艺术家。

演完，两位都站起来鼓掌。

周信芳说：“戏曲后继有人了。”

1961年底，她随团去香港演出。

那次演了39场，场场爆满，连戏票都炒了价。1972年，她又见到了毛主席。

主席看着她，说：“你唱得好，把戏唱给农民听，是好事。”

后来，她代表国家出国演出，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讲坛上讲京剧、唱《霸王别姬》，给外国观众讲“生旦净丑”和“跋山涉水”。

那次演出之后，有国际报纸用了个词：“东方的声音。”

她成了那个年代京剧的代言人之一。

可她自己一直很低调。

每天练功、排戏、带学生，从不摆架子。

有人问她：“你最难忘的一句话是什么？”她答：“毛主席那句话——你这个女娃娃，叫我难做人喽。”

参考资料：
金宝山，《江南红伶李炳淑》，《中国戏剧》，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年第9期。
金勇勤，《李炳淑的艺术人生》，《上海戏剧》，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期。
南地，《“江水英”传奇──李炳淑与毛泽东的故事》，《江淮文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