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李治问毛主席要3000万，周恩来不忍插话：那找我们干什么

1950年1月3日，北平中南海外的大槐树被清晨的寒风吹得嘎吱作响，积雪卷着落叶在院墙脚下打着旋儿。一位走路略显急促的中年人推开警卫室的门口，掸了掸呢子大衣上的雪花，腰间那支手枪在灯光下闪了一瞬寒光。守门的战士刚想上前询问，里边便传来一句轻松的吩咐：“让李治同志进来。”声音是毛泽东的。

李治此番来京，并非探亲访友。他奉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之命，专程为学院的卫生部筹措器材，用刘伯承的话说，“没药没设备，课堂就是摆设”。可是南京方面算了又算，账面只剩下一条横线。李治明白，想动那条横线，得进中南海。

屋里炉火烧得旺，热气把毛泽东的墨绿棉袍烘得发亮。简单寒暄后，毛泽东递过一杯热茶，没等李治开口就先问：“设备缺口有多大？”李治伸出三个手指头，“三千……万。”他故意停顿，用的是当时旧币单位，实际折合不过三千元新币。周恩来在一旁闻声微扬眉毛，脱口而出：“三千万？那找我们干什么？”半带玩笑半带心疼，毕竟建国伊始处处都缺钱。

毛泽东看着李治，不紧不慢地放下茶盏：“就三千万？少了。”随即在批条上添了一个零，等于把数字翻了十倍。李治暗自吃惊，却也爽快鞠了一躬，握起批条塞进口袋。毛泽东又补了一句：“缺啥尽管讲，别耽误教学。”

离开正厅，李治脚下步子轻了许多。回想自己与毛泽东相识，已过去整整二十年。1930年在江西，他还是张辉瓒部下的军医；被俘后看到红军战士倒在血泊，他第一次体会到“医者仁心”的分量，于是干脆留在了红军医院。从那时起，他的听诊器和手术刀，跟着部队一路北上。

毛儿盖的雨夜，周恩来高烧昏迷，邓颖超急得直抹泪。李治握住他冰冷的手背，用仅有的几只青霉素小心推注，再让警卫把山口积雪敷在额头。十个小时后，周恩来的体温跌到三十八度以下，旁人说是奇迹，李治只回了一句：“会用药，又不怕熬夜。”

一年后，在贵州的山谷，敌机扔下炸弹，贺子珍被爆炸冲击波掀翻在草坡。李治冒着硝烟冲过去，摸到微弱脉搏，硬是拎着医疗包给她清创缝合。毛泽东赶来，见妻子仍能睁眼说话，握住李治的手道了声“多谢”。那一刻起，两人的友情不再只是战友情，更像亲人。

转到陕北后，李治自己倒下了，肺炎加重到昏迷。毛泽东让伙房把仅剩的十几枚鸡蛋全部送去病房，纸条上写着六个字：“李治同志不能死。”醒来后，李治扶着床沿，喃喃一句“还得干活”，便又回到手术台。有人开玩笑说他是“爬回来的华佗”，他摆摆手：“命还在，刀就不能放。”

抗战结束进入解放战争，他任第一野战军卫生部副部长。行军途中，战士们热衷给他取外号，“李不倒”“李多管闲事”，因为谁胃疼头疼，只要他在，哪怕深夜也要掀开他帐篷。彭德怀曾关照他回北京治病疗养，李治却拎着药箱跟到西安，说一句“后方安生，前线忙不过来”。

1949年夏，军事学院在南京组建。刘伯承点将：“卫生部一定要李治压阵，不服气的可以去看周恩来那张疤痕。”器材难题没两个月就冒出来，账房先生摊手：器械表后面是一串零，可支票簿里只有薄薄一页。刘伯承咳嗽两声：“我也囊中羞涩，你去北京碰碰运气。”于是有了中南海这趟行程。

拿到批条，李治带队跑遍北京各大医院、医疗器械厂。器材一车一车运到南京，学员们才第一次看见完整的手术台。那年秋天，刘伯承在检阅时半开玩笑：“看到没？这就是三千万的威力。”李治摇头：“师长，不是三千万，是三个亿。”话音未落，全场哄笑。

岁月翻到1955年，李治被授予少将军衔，胸前那枚红色五星与聂荣臻、傅连璋并列。授衔典礼后，他仍旧穿旧军装，挂着听诊器在病房巡视。有学员好奇：“将军，你不去拍照留念？”李治边写医嘱边答：“照片治不了病。”

1964年，他调任军事学院院务部副部长，又被聘为中国医科大学名誉教授。晚年常有人采访他，话题绕到那张加了一个零的批条，他只说一句：“毛主席给的不只是钱，是信任。”再问其他，他摆手：“医生成就不靠故事，靠病号能下地走路。”

1986年冬，细雪又落在中南海的老槐树上。邓颖超让工作人员四处打听“那位救过恩来的李医生”，最终在北京西郊一处三层小楼找到了年近九旬的李治。工作人员转达来意，老人摘掉老花镜，良久无语，只是把手背轻轻抹了抹眼角，好像怕人看见那点湿润。

至此，他一生行医六十载，大战小仗数不清，救治伤员逾万人。有人统计他亲手写下的病历足足装了三只木箱，却找不到一张宣传稿。李治说过最直白的一句话，依旧透着医者的倔强：“要名要利，不如要口气；人活着，好好喘气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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