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文制武” 制度视野下戚继光蓟镇幕府研究

戚继光蓟镇幕府有 19 名幕宾。幕宾多与戚继光在汪道昆—“后七子”部分成员及其追随者存在广泛的人际关系网。这种以文化关系网为纽带的边疆幕府，在发挥处理公文、参谋戎务等一般功能之外，更是发挥了文化交际和 “ 儒将”形象塑造两大功能。但戚继光在蓟镇幕府塑造的“儒将”形象并未得到社会广泛承认，戚继光在文人宴集中依然被目为“粗人”。戚继光幕府内外形象的差别，折射出国家制度对社会观念塑造的顽固性，同时是边疆在国家权力格局中特殊地位之表征。

关键词 戚继光 蓟镇幕府 边将 以文制武

嘉靖倭患中崛起的武将帅臣纷纷开幕，其中戚继光不仅军功冠绝一时，而且幕府人数众多、功能多样，规模为当时武将之最。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武将幕府的讨论仅在论及晚明“武臣好文” 和山人文学等主题时略有提及，尚未见专门论著。为此，笔者通过爬梳史料厘清了戚继光幕府成员及其维系纽带，进而发现戚继光蓟镇幕府 “文重武轻” 的特殊功能布局，并将幕府功能布局放置边疆这一特殊地理空间中解读，从而发现边疆在国家权力格局中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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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戚继光蓟镇幕府成员

戚继光治理蓟镇卓有成效，除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外，也得益于他在蓟镇组建的庞大幕府。戚继光幕宾有如下不同入幕方式。

福建旧幕宾者。 黄天全，字全之，福建莆田人。嘉靖末年“莆城破，生(黄天全———引者注，下同) 亡其家，戚少保辟生领记室”。 嘉靖四十年( 1561) 莆田城破，次年九月戚继光收复莆田，故黄天全应在嘉靖四十一年( 1562) 九月入幕。 隆庆六年( 1572) 汪道昆奉命巡视蓟镇，黄天全拜谒汪道昆，二度进入戚继光蓟镇幕府。 郑德化，生平不详，“莆中郑德化……幸戚公南塘征吾辈遽幕府”。可知郑德化和黄天全一样是戚继光福建幕府成员，之后又跟随戚继光北上蓟镇。 叶重庆，生平不详。戚继光在祭文中写道: “予惟壬戌仗钺闽陬，汝挟颍君来从予游。服劳幕府，既默且修。予将北征，毅然同驺。” 可见，叶重庆是嘉靖四十一年入幕，后跟随戚继光北上蓟镇。叶山人，其名不详。嘉靖四十年(1561) ，“家严(戚继光)不以介意，第与叶山人涵讲良知自如也”，说明叶山人此时已经加入戚继光幕府。戚继光在《送叶山人归恒安三首》赠诗中有“仗剑来辽西”“古塞下秋色”等句，说明叶山人也跟随戚继光北上蓟镇入幕。叶雍，字子肃，号龙山子。 徐渭《送子肃赴三团营》及诗小注 “戚总，其旧主也” ，不仅点明叶雍再次入幕的地点是蓟镇，也说明叶雍是戚继光闽浙幕府的旧幕宾。 不过叶雍并未真正在戚继光蓟镇幕府中效力，而是病死于入幕途中。

同僚幕宾转入者。胡宗宪幕府网罗一时之英才，其中有两位幕宾被戚继光延聘至蓟镇幕府。王寅，字仲房，自号十岳山人，安徽歙县人。王寅曾“客督府尚书胡公所”，隆庆六年王寅“赴大将军之约”，成为戚继光幕宾。王行甫，生平不详，湖北黄冈人。王寅有诗曰:“忆昔相逢少保府……久别重逢都护营，依然短褐一书生。”少保、都护分别指胡宗宪、戚继光，可知王行甫曾入胡宗宪幕府，后转入戚继光蓟镇幕府。汪道昆任职福建巡抚时的幕宾中有三位进入戚继光蓟镇幕府。 方元淇，字景武，福建莆田人。隆庆二年( 1568) ，方元淇追随戚继光“赴召而北” ，成为其幕宾。 郭造卿，字建初，福建福清人。 汪道昆“一见奇其文而高其行，礼为上客” ， 后被戚继光延聘至蓟镇幕府。 郭造卿何时入幕，《戚少保年谱耆编》 定为万历八年( 1580) ，但考郭氏生平，戚继光调离蓟镇时，他“独为史略留” ，并未离开蓟镇。而戚继光曾有《送文学郭建初归闽》 《仙舟洞送郭建初》 二首赠别诗歌，其中“仙舟洞”是蓟镇的地名，诗句“幕中校艺万夫敌，衔杯出塞谁称豪”表达郭氏对自己的帮助之情。说明郭氏曾离开过蓟镇，但与郭氏万历八年(1580)之后生平不符。好友董应举直言“先生平生蓟游最久，与元敬将军周旋十五年”，考戚继光在蓟镇任职是隆庆二年(1568)至万历十一年(1583)，可知郭氏大概是隆庆三年(1569)入幕，后曾离开，直至万历八年再次入幕。钱子见，生平不详，福建人。沈明臣曾前往福建汪道昆处游幕，与汪道昆幕宾多有往还，其中《与钱子见郭建初登瑞岩》一诗说明当时钱子见应与郭造卿同处汪道昆幕府。戚继光《夏日邀婺川令毛仪之山人黄全之方景武文学钱子见游山庄为邦龄赋别兼呈诗社林君白诸君子》诗句“报君尚愧求龙种，草檄应多倚马才”一联中，前半句是对自我的标榜，后半句则明显是对在场几位幕宾的赞誉，说明钱子见此时已经入戚继光蓟镇幕府。

自投蓟门者。 戚继光“以下士闻，多慕膻者”，故也有些文士自投蓟门报效，进入戚继光幕府。马天闲，字某别，号云嵓，浙江杭州人。马氏“少好武，精骑射，学剑习孙吴书”，不甘心自己一生“局蹐死牖下”，于是“仗剑挟矢奋身走燕赵，为戚大将军上客”。林章，字初文，福建福清人。林氏“以立事功自期，有投笔入玉门之思”，后“游塞上，为戚大将军上客”。赵靖源，“少从其尊公官塞上，与戚少保继光游”。李尚德，字子昭，江西吉水人，“参戚少保军事”。

此外，还有一些幕宾因史料阙如，入幕方式不详。 邵正魁，字长孺，号楚岳，安徽休宁人。 黎民表《为邵长孺寿戚将军》 云“蓟门坐镇今几载……幕府程书上国功” ，说明邵正魁 “为戚大将军幕客”是在蓟镇。 陈经翰，字忠甫，广东增城人。 黎遂球记载“陈忠甫将军……为戚少保幕客”。汪子建，生平不详，安徽新安人。 梁辰鱼 《送汪子建出卢龙塞谒戚大将军》 中有“幕中谁草陈琳檄，试看书生倚马题”之句，其中卢龙是明人对蓟镇一带的雅称，可见汪子建曾入蓟镇幕府。 王虎文，生平不详。 由《送王虎文出塞赴戚将军幕中》一诗可知王虎文是戚继光幕宾。 吉懋初，生平不详。 《过云中使寄吉懋初于戚大将军幕中》 一诗有“马首苍黄出塞云” 一句，可知吉懋初是戚继光蓟镇幕府幕宾。

综上所述，戚继光通过各种方式共延聘19名幕宾。除去无法确定入幕方式的幕宾，其中闽浙旧幕宾和闽浙同僚幕宾转入人数最多，各有5人，占幕宾人数一半，表明戚继光蓟镇幕府是他闽浙幕府的延续和扩充。戚继光幕府中福建籍幕宾6人，南直隶籍4人，浙江籍2人，江西、广东、湖广籍各1人。这与吕靖波总结明代幕宾籍贯分布大体相符。但吕靖波总结的明代幕主注重乡谊和幕主从任职当地延聘幕宾的特点，在戚继光蓟镇幕府中并无明显体现。 诚然戚继光幕府中闽浙籍幕宾占据一半左右，但是戚继光转调蓟镇之后未从当地延聘幕宾，另外戚继光蓟镇幕府之中也没有山东籍幕宾。由此可见，戚继光蓟镇幕府组建、 维系都已突破地域畛见，其内在特殊性应从幕府人际关系网中探究。

二、 戚继光蓟镇幕府的人际关系网

戚继光身为以汪道昆、王世贞为首的复古文学交际网络中一员，其幕宾又与汪道昆、王世贞等人过从甚密。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讨论戚继光蓟镇幕府与这一文学交际网络的关系。

叶雍和戚继光人际关系网重合点是徐渭。 徐渭自述“及公季子度有女以壻渭长子枚，渭与公诸公子若雍者游益狎” ，他称叶雍“吾友子肃”， 二人关系亲密。而戚继光是嵌入胡宗宪幕府人际关系网络后才与徐渭相交，是戚继光与胡宗宪政治关系网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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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

黄天全服膺汪道昆复古文学主张，“始夫子命天全罢博士家言，专力修古” ， 而后又在汪道昆推荐下入戚继光幕府，“于时口属大将军，逆为上客”。所以黄天全与戚继光人际关系网重合，都是以汪道昆为中心。 汪道昆与黄天全是文艺之交。王世懋因汪道昆、 戚继光的缘故也与黄天全交游。此外，黄天全还在黎民表处与戚继光有人际关系网的重合。黎民表与欧大任等人并称“南园后五子”，也是汪道昆、王世贞的复古文学交际网络中的核心人物。由此可见，黄、戚二人人际关系网重合完全是因为二人共处以汪道昆为中心的人际网络之中。

王寅曾是胡宗宪幕宾，又与汪道昆一同探讨佛理，此后王寅出游四方，所以他与戚继光在胡宗宪幕府人际网络之外，还在徐中行、 欧大任、 梁辰鱼等处有人际关系网的重合。徐中行作为 “后七子” 之一， “不佞从昔者吾友于鳞、 今司马伯玉习大将军”。而他与王寅的相识也是通过汪道昆介绍。可见王、戚二人人际关系网的重合是基于戚继光和胡宗宪、汪道昆关系网的延展。

除王寅之外，王行甫与戚继光还在吴国伦、王世贞兄弟和欧大任处有人际关系网的重合。吴国伦作为 “后七子” 之一，曾任福建邵武知府，与戚继光有同袍之谊， “每念麾下旧谊，无异金石芝兰，又不以生为书生，时时就戎事论我远略”。当时汪道昆幕宾顾圣少在吴国伦、 汪道昆之间往返，并将汪道昆其他幕宾引介给吴国伦，由此戚继光和汪道昆、 吴国伦三人以政治关系网为基础，通过幕宾之间互动形成一个共享文化关系网。王行甫通过吴国伦拜谒王世贞、 王世懋兄弟。 王世懋文集首次提及戚继光是在嘉靖四十五年( 1566) ，“中丞君( 汪道昆) 武且文，推心置腹戚将军” ，可知当时王世懋已经通过汪道昆知晓戚继光。 隆庆二年( 1568) ，戚继光在汪道昆引荐下拜访王世贞，在弇园“为三日布衣饮。 饮次，相与纵谈皇王帝霸之略，阴阳消息之妙，探坟索，穷六艺，下至《齐谐》《虞初》 之所不载者，靡不抵掌而尽之” ，同在弇园的王世懋也必然参与其中。 可见二人人际关系网的重合是戚继光通过汪道昆、吴国伦嵌入“后七子” 复古文学网络的结果。

方元淇作为汪道昆、 戚继光幕宾，不仅身处汪、戚、吴三人文化网络之中，还与戚继光在王世贞兄弟、徐中行、欧大任和黎民表处存在人际关系网的重合。 在黎民表、欧大任文集中有一首与方元淇交往的诗歌，王世贞文集有二首，而且从诗歌题目和内容看，都与戚继光相关，可见他们与方元淇并无深交。王世懋文集之中有两封信中提及方元淇，一封是在给戚继光信中，一封虽是与方元淇直接通信，但信中仍然提及戚继光。徐中行文集中有一处提及方元淇，也无深交。万历十一年 ( 1583) 戚继光南调广东之际，汪道昆、 胡守仁在西湖宴集诸多浙江文士接待戚继光，方元淇作为戚继光幕宾也陪同其中，在卓明卿、 胡应麟等处与戚继光建立的新人际关系网重合。不可忽略的是与宴的浙江文士也多处汪道昆— “后七子” 复古文学网络之中，例如胡应麟就被王世贞视为诗坛接班人，与汪道昆为莫逆之交。 莫是龙也得到汪道昆、 王世贞等人赏识。 由此可见，戚继光与方元淇的人际关系网重合是缘于二人共处同一文学网络之中。

郭造卿的兄长郭遇卿一直在戚继光军中任职， 郭遇卿也成为二人关系网的重合点。 郭造卿作为徐中行门生，“后七子” 及其周边追随者自然也成为郭造卿重要的人际关系网。 戚继光经汪道昆、吴国伦介绍与“后七子” 部分成员订交，他与郭造卿自然也在此处出现人际关系网的重合。郭、戚二人关系网的重合是汪、戚二人政治关系网的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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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经翰与戚继光在吴国伦、欧大任、黎民表处存在人际关系网重合。欧大任被王世贞列为“广五子” 之一，是“后七子” 复古文学网络的重要成员。 欧大任也是通过汪道昆知晓戚继光，“昨周公瑕以《孝廉将军传》见寄，王仲房以《般若堂记》 见示”，其中周公瑕、王仲房即周天球、王寅，二人不仅是汪道昆好友，也与戚继光相交，并且《孝廉将军传》 就是汪道昆为戚继光父亲戚景通所作。可见欧大任在结交汪道昆之前，已经从两人共同好友处得知戚继光。

吴虎臣与汪道昆有亲戚关系。 “时济南李于鳞、江东王元美、故鄣徐子与南海欧桢伯并以称诗显，引生( 吴虎臣) 为布衣交” ，其原因便是“自云得尚汪中丞，所愿更识历下生”。李攀龙与戚继光结识也是通过汪道昆、 王世贞引荐，“与汪中丞雅歌相和，而王元美雄才，篇章交映”。吴虎臣和戚继光人际关系网的重叠，是汪、 戚二人政治关系网延展的结果。

邵正魁游历四方，与徐中行、欧大任和黎民表等人相交， 黎民表应邵长孺之邀写诗为戚继光祝寿。万历十三年( 1585) 戚继光回到安徽定远，“同新都汪时元、 邵正魁、 汪道会”共游齐云山，其中汪道会是汪道昆弟弟，汪时元曾师事李攀龙、 徐中行，他们都处在汪道昆— “后七子” 文学交际网络中。 另外邵长孺也陪同戚继光出席万历十一年的( 1583)西湖宴会，二人人际关系网的重合表明他与戚继光共处同一文化网络中。

汪子建是安徽新安人，长期活动于苏州地区，他和戚继光在周天球、梁辰鱼、张凤翼等人处有人际关系网重合。 周天球是汪道昆白榆诗社成员，曾游览蓟镇与戚继光诗词唱和，并且为戚继光镌刻碑文。梁辰鱼与戚继光二人是经王氏兄弟引荐而结识。张凤翼与梁辰鱼及王氏兄弟交好，他追忆与戚继光会见的日子，“去岁戚大将军以开府之命，旌指羊城，便道相过欢呼痛饮” ，而饮酒之地则在 “(周)公瑕山庄”。可见，汪子建与戚继光人际关系网的重合，就是戚继光以汪道昆为基点，嵌入苏中文人网络的结果。

综上所述，戚继光与幕宾在汪道昆与王世贞等人处存在广泛而密切的人际关系网重合，这是戚继光经汪道昆、 吴国伦等人引荐，嵌入 “后七子” 复古文学网络的结果。 换言之，蓟镇幕府是戚继光与诸多文坛巨擘交往的延展，这也影响了蓟镇幕府的功能布局。

三、 戚继光蓟镇幕府功能

戚继光北调蓟镇后，明廷授予其整饬边墙、训练车步骑、节制客兵等军事权力，要求幕宾在发挥“催督军需，书办写本”职能外，还要协助戚继光构建蓟镇军事防御体系。 同时戚继光时常与幕宾诗词唱和，蓟镇幕府也衍生成独特的文化场域，发挥着以下功能。

一是文化功能。明代“幕府军民事冗……一应章奏及书札，亦须要个代笔” ，故戚继光幕宾都是“援笔立成数万言” 的才思敏捷之士，各类公文多由幕宾协助处理。 如隆庆六年( 1572) 戚继光组织蓟镇驻军操演，集中展现蓟镇军队“分合之法、 趋援之方，守台守墙，贼攻我御之略”。演习中文牍往来，厨传赏赉都有幕宾协助，李尚德“白袷单裙，奋袖指麾，咄嗟治办”，戚继光事后称赞，“子他日，经国手也”。 而幕宾一旦生病，往往就会引起“不治书记”的担忧，足见幕宾之于戚继光处理公文的重要性。

二是军事功能。戚继光供职蓟镇后，提出 “驻重兵以当其长驱，而又乘边墙以防其出没”的战略构想，幕宾对 “九边三辅，阨塞平险，历历如指掌” ， 故经常献言献策。 郭造卿 “初游喜峰，归言于戚令公，当造梁而跨城。 及观古北，又言令公试于喜峰，遂继之以古北，今当事者以奇功升赏矣……又言蓟副守宜五部，镇守居三屯加副则赘，当处于贡路间，东路之建昌，西路之石匣，二副诚不可少。 所当急增者，石塘之兼独石也，山海之兼宁前也”。此后郭造卿又基于蓟镇守备兵力分散的防御缺点，建议戚继光 “守边者宜专要害，而以余兵备策应”。

车营是戚继光构建蓟镇防御体系的核心。蓟镇将领郭遇卿编有《车战六议》一书，是车营训练的经典之作，作为其弟的郭造卿不可能对车营训练一窍不通。虽然没有史料证明幕宾直接参与蓟镇车营编练，但史料中的东鳞西爪表明幕宾对戚继光车营训练的确有所助力。时人称赞郭造卿《燕史》一书“旁及舟车器械。中国所恃长技，一一精讨”，而“所恃长技”就是战车和火器，说明郭造卿至少为戚继光蓟镇车营编练提供理论指导。除此之外，一些幕宾还会亲临战场杀敌，陈经翰“曾以儒生为裨将”，便是证据。“信非大将军，不能安景武;非景武，不能当大将军”，就是幕宾与戚继光军事上相互成就的形象比喻。相较于军事助力，戚继光蓟镇幕府文化功能更为显著，徐渭曾以“幕中宾客盛文词”加以描述。具体而言，戚继光幕府一系列文化活动发挥了文化交际和形象塑造两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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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交际功能。 幕宾也会出席戚继光招待文臣的宴会，并与文臣诗词唱和，可知幕府本身就是一个交际场所。 林章 《滦阳城宴别序》 诗小注写道: “戚大将军席上送汪伯耳奉使还吴，钱汝元省亲归越” ， 点明该诗是应酬之作。 戚继光招待徐中行时，特意让其门生 “郭建初在坐”。一些文坛巨擘除偶尔来蓟镇之外，大多数也都只能与戚继光书信往来，但戚继光幕宾可以自由走动，而且他们本身就与诸多文坛巨擘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因此戚继光与文坛领袖的关系就在他们游走中得到维系、 巩固。

黄天全和方元淇就曾作为戚继光使者拜访汪道昆。 方元淇曾是汪道昆幕宾，黄天全则是汪道昆门生。 由他们二人代表戚继光拜访汪道昆，可以借助私人关系进一步巩固汪、 戚二人关系。 此外，戚继光曾派遣幕宾向徐中行讨要寿文， “适使者将都护戚君命曰……继光武人，安能为辞……窃敢有请”。 蓟辽总督刘应节升任南京工部尚书时，戚继光再次派遣幕宾 “命不佞 ( 徐中行) 以言为公祖行”。通过这种乞求颂文的方式，既彰显被求者文学造诣和文坛地位，也加强自己与他们的关系。 同时作为赠文，又从侧面彰显被赠送者的地位，可谓一举三得。 在这个过程中，幕宾功不可没。

四是形象塑造。明代士人 “语将帅具文武资，多推南塘” ，将其视为明代 “儒将” 代表，但明廷官方只认定戚继光为名将，并无 “儒将” 一说。 究其原因，“儒将” 实则是幕宾与戚继光共同塑造的结果。 郭造卿对此亦不讳言: “大将军武人而文足垂百代，且佐之者多翰墨士……则露布铙歌有从征幕客在，若饮东湖之头而醉西翁之血，非野人狂不能一快”。

具体而言，戚继光通过刊刻书籍和诗词唱和来塑造自身形象，其中都有幕宾参与。已有研究显示，武将热衷刊刻书籍的目的就是塑造自身“儒将” 形象。 揆诸史料，蓟镇幕府中刊刻的书籍种类多样。方元淇善诗，戚继光将其诗文刊刻成书。 万历八年( 1580 ) 戚继光又“筑莲心馆，聘山人郭造卿修《燕志》” 。 《燕志》开修三年之后，戚继光便调任广东总兵，此后郭造卿继续留在蓟镇编撰该书，并在成书之后“缩其半而为《永平志》 ……伯子孝廉君又缩为《卢龙塞略》” 。 这些内容都是戚继光邀请郭造卿入幕撰书的初衷，可广义上视为戚继光蓟镇幕府刻书。 这些书籍不仅有着现实的功用，也在无形之中成为戚继光文化形象资本。

如果说刊刻书籍包含更多的实用目的，那戚继光与诸多幕宾的诗词唱和则是“儒将”形象塑造的最直接方式。 戚继光在军务闲暇之时，“偕二三文士，携手徒步”。《秋日邀山人歙王十岳越叶一同莆方浮麓文学郭海岳同登三屯之阴山》 一诗便是证明，诗中四人有三人是戚继光幕宾。 这类诗歌在戚继光文集中比比皆是，而且吟诵内容也多是“羽服谁同物外游，醉挹韶光问花事”一类清词，完全是一副儒士之态。 “将军闲对河濆……说剑星摇玉斗文”就是对戚继光幕府中热烈文化氛围的形象描述。 诗词唱和在无形之中消弭戚继光的武将身份，突出戚继光“将军广结号怜才” “幕下尊前十日欢”的好文形象。 即便在幕府之外，幕宾依然会极力塑造戚继光“儒将” 形象。 王寅离开蓟镇后仍有“都护散金多养士”的赞誉。 黎民表应幕宾邵长孺之邀为戚继光作诗祝寿，“椎牛酾酒日从容……好士兼闻似孔融……颇闻戏下盛才良，借箸谁是今子房”，极力推崇戚继光儒雅好文、善养门客的风范。

幕宾的赞誉得到了汪道昆、王世贞等人认可和呼应。 王世贞盛赞戚继光“ 燕闲之章，清婉调畅; 纪事之辞，委曲摹写; 誓师之语，立发剔腑，然此犹其副墨耳”。汪道昆也有类似记载，“少保由诸生起当户，褎然以经术鸣。礼乐诗书，故所服习…… 雅言少保炳炳虎文，真儒者事”。当时文坛“ 经公( 王世贞) 品题，便成佳士。拾公謦欬，便称名理”， 汪、王二人周边其他追随者也逐渐接受此类表述，如胡应麟称颂戚继光诗文“不下沈太尉、曹竟陵”。 这一点沈德符也非常清楚，“至隆、万间戚少保继光为蓟帅，时汪太函、王弇州并称其文采，遂俨然以风雅自命。幕客郭造卿辈，尊之为元敬词宗先生，几与缙绅分道扬镳” ，也就是说戚继光“ 儒将” 形象是幕宾和汪、王等人的一场“共谋” 。

戚继光和他的幕宾共享同一文化网络，蓟镇幕府是这一文化网络在边疆的投射。 由此蓟镇幕府成为维系戚继光与诸多文坛领袖关系的纽带，蓟镇一隅和江南文化中心声气相通。 因此戚继光蓟镇幕府在发挥处理公文往来、 参谋戎务等功能之外，更发挥文化交际功能，并在这种诗词唱和中塑造出戚继光 “儒将” 形象。

余 论

明中叶以后因“以文制武” 制度广泛推行而导致文武关系畸变，“总兵为大将，而守令得抗礼。 参将领敕，而巡抚至加鞭笞” ，而且“文臣轻辱鄙陵，动以不识字为诮，及其荐剡，则右文而后武”。为此武将 “不得不文，以为自立之途” ，即武将通过 “好文” 的行为彰显自我文化素养，塑造 “儒将” 形象，进而获得仕途便利。 “近年倡为儒将之说，以致武职不务本业，竞为浮夸，雅言而矩步，绘句而摛章，抚按以是为荐扬，本兵因之而任用”。这也是戚继光蓟镇幕府文化活动兴盛的原因，但戚继光的“儒将”形象在蓟镇之外并未得到广泛认可。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还记载了戚继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象:

胡元瑞亦好使酒。 一日寓西湖，适汪太函司马携乃弟仲淹来杭，王元美伯仲并东南诸名士大会于湖中。 仲淹已病，其诗颇有深思秀句，心薄胡之粗豪，忽傲然起谓弇州曰: “奈何遽以诗统传元瑞? 此等登坛坫，将置吾辈何地?” 汪、 王三先生出仓猝不及答，元瑞亦识仲淹气盛，第怒目视。 时戚元敬少保实偕二汪渡江，因同席饮，出软语两解之，胡大怒移骂，至目为粗人，惊戚避促舆度岭去，满座不欢而罢。 时人作杂剧嘲之，署题曰 “胡学究醉闹湖心亭，戚总兵败走万松岭”。

据考证，胡应麟在西湖与莫是龙发生争执，而且在真实情境中，戚继光也并未参与其中，所有后续版本中戚继光的“在场”及角色都是有意塑造的。这就表明存在的某种素材被有意识地选择、裁剪，进而创造出符合某种观念的故事文本。当这个故事文本被“作杂剧嘲之”时，就说明这一观念会得到观剧者的认同，是一种社会共识。在这个故事框架中，面对自己知己好友弟弟与他人的争执，戚继光只是试图“出软语解之”，却被“移骂至目为粗人”，其结果就是“戚惊避，促舆度岭去，满座不欢而罢”。戚继光武将身份不仅是推动故事情节的标识，也是故事结局落脚点，“戚总兵败走万松岭”就是对戚继光“不知轻重”地介入文人争论的嘲讽。尽管这种嘲讽只是一种风闻言说，但是武人地位低下社会观念的戏剧再表达，是明代“以文制武”制度所塑造的文武失衡在社会现实的投射。进一步思考，戚继光蓟镇幕府内外形象为何如此悬殊?

“国初……蓟属内地……嘉靖庚戌，虏从古北口入犯，游骑直薄都城。天子震怒，特遣重臣督镇蓟辽，驻节密，是为蓟镇。”蓟镇也由此获得明廷更大的权力让渡，财力上“举全力以奉蓟门，议兵则兵，议饷则饷”;职官上“由督府中丞以及治兵使者，由都护以及材官，莫不择可而任之，不任辄传之罪”。明廷希望通过赋予边将“遇有紧急……径自调遣，不必呈请待报”的便宜之权，“务俾丑虏远遁，疆圉永宁”。但在实际运行之中，明廷对边疆的权力让渡往往被边将挪用，结果也会与国家设想产生一定程度背离。戚继光以蓟镇幕府为场域，以人际网络为媒介，使得蓟镇幕府内的文化活动与江南文坛遥相呼应，成功塑造自身“儒将”形象，进而软性地抵抗“以文制武”制度束缚。戚继光也获得成功，“尊为词宗先生”。进一步放大看，边疆中“词宗先生”也并非戚继光一人，同为边将的萧如薰也被幕宾尊之为“季馨词宗先生”;杜文焕“以经文纬武颜其斋……一时高贤文藻及宾客词赋，日夕啸歌其中”，集为《餐霞外编》以邀誉士大夫之间。换言之，国家为应对持续性边疆危机，赋予边将更广阔的权力使用空间，但这种权力让渡被武将挪用以消解国家既定制度对自身的束缚。边疆在这种权力挪用中成为明代武将塑造自身形象的独特空间。但当越出边疆时，国家权力让渡发生改变，边将也无太多权力挪用空间，其结果便是戚继光在文人宴集中“被羞辱”，重新被置于边缘地位;杜文焕被邢侗等文臣轻视。戚继光蓟镇幕府成为观察权力运行的微观场域，其中的一系列活动及其“儒将”形象塑造是边将利用自身社会资源在边疆特殊场域内与国家既定制度之间互动的折射。而视角的转换和不同结果的呈现不仅是国家制度运行之中扭曲、形变和稳定的反映，更是边疆在国家权力格局中独特地位之表征。

转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3年12月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