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才女安娥与田汉的悲欢离合

导读

她，享有《渔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等词作者的盛名；她，年仅24岁就从事中共特科的情报工作；她，与著名剧作家田汉有着悲欢曲折的婚恋故事；她叫安娥，一生都充满着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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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女的两段短暂婚姻

安娥，原名张式沅，1905年10月1日出生在河北获鹿县范谭村(今属石家庄市长安区)一个书香之家，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八。父亲张良弼，是清末民初教育家，曾留学日本。

安娥天资聪慧，18岁考入北京国立美专西画系。1925年，安娥参加了由该校共产党员邓鹤皋领导的学生罢课运动，赶走校长郑锦。12月间加入共产党时，安娥才20岁。

安娥的行为，无疑被整个家族视为悖逆。尤其是母亲，她不能眼看着安娥因为闹革命而坐牢或是被杀头。为此，母亲守在学校传达室，将她“捉住”，并将她带回老家软禁起来，不许她离家。但她还是抓住机会逃了出来，并找到了党组织。

1926年，安娥与邓鹤皋结婚。邓鹤皋比安娥大3岁，湖南省安乡人，1923年12月入党。1926年6月，邓鹤皋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派遣，去大连任中共地委书记，安娥与之同行。

1927年1月，安娥与丈夫告别，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她第一次接触到了情报工作，也由此开始了特工生涯。她做特工时有许多化名，“安娥”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成了她的正式名字。

这年下半年，由于叛徒告密，邓鹤皋与40多名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被判死刑。安娥心如刀绞，茶饭不思，夜不成寐。后来，安娥又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她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职员、中共党员郑家康结合。郑家康1927年回国从事中共电讯联络工作。1931年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南京被秘密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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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共特科身份与田汉相识

1929年，安娥学成归国，被安插在国民党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身边担任秘书。她负责将收集来的信息，及时抄送给陈赓，再由陈赓报周恩来。这些重要的情报使许多地下党员化险为夷。安娥参与营救的有任弼时、关向应等人。

当时，中共正积极争取著名戏剧家田汉，安娥作为党对他的联系人之一，参与到各项艺术活动中去，先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苏联之友音乐组”、“大道剧社”等进步组织。在这些左翼文艺活动中，她逐渐展示出自己的艺术天分和创作才华，除发表小说外，开始涉足戏剧创作和表演。

1928年，田汉曾与林维中订婚，订婚后，林再次出国去完成她的学业。没想到，田汉认识安娥后，立即被她政治上的魅力、诗人的才情和浪漫的气质所吸引。安娥不仅能支持田汉的事业，而且可以帮助他将事业之船转向一条新的航道，这些“优势”，是林维中根本不具备的。

在安娥的影响下，田汉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加入了“左联”，并申请入党。正是这一思想的转变，使田汉成为“时代之子”，并创作出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频繁的接触与交流，急剧增进了两人的感情。1930年秋，在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隐居的情况下，安娥选择了与田汉同居。

而对他们的恋情毫不知情的林维中，还是如约回国与田汉完婚。此时，安娥已有身孕，但她忍着巨大的痛苦，答应田汉为他们找好婚房。1931年8月，安娥生下儿子后，不久即瞒着田汉等人——她告诉田汉，孩子已死——悄悄地将孩子送到乡下母亲那儿。那个孩子，安娥为他取名叫田大畏。

过了一年多后，安娥重新回到上海，投身到革命歌咏运动中去。在生活上，她接受了田汉好朋友任光的爱。1933年，安娥与任光开始了共同生活。

在任光的介绍下，安娥到百代公司任歌曲部主任，生活相对稳定，歌词创作堪称丰收。夫妇俩合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尤其是1934年创作的《渔光曲》，给她带来很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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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乱中的重逢

1935年2月，田汉在上海大搜捕中被捕，被关在南京。他在监狱里忽然听到《渔光曲》，不禁激动万分，随即作诗《狱中怀安娥》，诗曰：“君应爱极翻成恨，我亦柔中颇有刚。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诗中流露出田汉对安娥的殷殷思念。

安娥自与任光结婚后，几乎每年要流产，身体非常虚弱。1937年，任光因创作《打回老家去》，受到迫害。安娥即资助任光赴法国学习，并由此分手，但两人仍保持着友好的关系。1938年任光回国后，安娥仍与他合作，创作新歌。后来，任光与同在叶挺部队的徐韧结合，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与任光分手后，1937年11月13日，安娥与摄影家郎静山一家离沪去南京。不料，她在船上与田汉不期而遇。

她感到格外高兴，心里暗想，当年孩子出生时，她曾骗田汉说孩子已死，让田汉十分伤心。实际上，孩子现在已有五六岁了，非常活泼可爱。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与心爱的人重逢，是上苍的安排吗？想到这儿，安娥再也不忍心瞒着田汉了，当即告诉他孩子还活着，而且健健康康。田汉激动万分，从前的恋情又复燃了……

当时，田汉的妻子林维中住在重庆，而田汉和安娥住在武汉，两人密切配合，一起出席各种活动，爱情又明朗化了。

从此，两人在事业上彼此支持和配合。田汉到武汉后，一边参与组织领导“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一边组编10个抗敌演剧队和1个孩子剧团，分派到各个战区。对此，安娥给予热情支持，她或奉献作品，或参与孩子剧团的一些集会，田汉的事业里留存着安娥的身影；同样，在安娥发起、筹建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大事中，田汉除了帮着起草保育会发起宣言外，他还和武汉艺人们一起，将公演的收入捐给保育会。

1940年，安娥将儿子田大畏接到重庆后，田大畏见到了自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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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濡以沫度晚年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这时，田汉已经与林维中离异。1948年，安娥和田汉同赴解放区，安娥次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乱、纷争、婚变，安娥与田汉在历经20年风风雨雨后，1948年前后终于厮守在一起。他们在创作上的相互帮助，成就了中国现当代文坛的一段佳话。新中国成立后，安娥将田汉创作的16场京剧剧本《白蛇传》改编为11场地方剧本；将田汉17场京剧剧本《情探》改写为9场越剧剧本；还将田汉整理加工的湘剧高腔剧本《追鱼》改写成越剧。

田汉对安娥的帮助则更多。他为安娥的诗剧《高粱红了》作序，为安娥的报告文学《五月榴花照眼明》润饰文字，修改安娥的戏曲剧本《新纺棉花》。安娥把田汉的湘剧高腔剧本《追鱼》改编成越剧之后，田汉又在此基础上把《追鱼》改成了《金鳞记》，使这个剧本渗透了夫妻二人的感情和智慧，真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954年，田汉率中国京剧团赴云南慰问解放军，他给北京的安娥写信说：“你已回京否？为什么不见只字来？应该知道我是如此念你。母亲处也请你去看看，听说她老人家又有小病，已好些吗？”之后，田汉又在浙江写信：“亲爱的沅：到这里住了三天，完成了《白蛇》初稿……我们住在一百号，下次一定同你来，也住一百号。”

“文革”期间，田汉被分配到顺义牛栏山参加“四清”。行动不便的安娥总要陪田汉到车站，目送他离去，有时甚至拖着病残的身子，到市郊看望丈夫。这对20世纪革命情侣的执著与热诚，今天的人可能难以理解；但他们在那个热血年代的革命情怀，却让人难以忘记。

1956年底，安娥在郑州观摩豫剧的时候，突发脑溢血中风而失语，结束了她的创作生涯。在安娥半身不遂、只能发出嗫嚅之语的时候，田汉始终鼓励安娥别泄气，要同病魔作斗争。他给安娥找最好的医生，给安娥读报、读文件、讲国际形势。为使安娥不完全脱离文艺界，田汉无论到外地参观游览还是观摩演出，都尽可能地带着安娥。

田汉和安娥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就在盼来幸福春天的时候，一场政治浩劫开始了。1968年12月10日，田汉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安娥也被怀疑为“王明苏修特务”，受到迫害。1976年8月18日，安娥谢世于北京隆福医院。

据《环球人物》、《党史博采》、《上海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