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关向应逝世，贺龙得知悲痛不已，对妻子说道：儿子就叫鹏飞吧

“1946年7月22日凌晨，孩子的名字改——就叫鹏飞。”贺龙压着嗓音，眼眶通红，站在窄窄的窑洞门口对薛明交代完这句话，才重重靠在墙上。室外仍是夏夜，风微热，天地却像突然空了半截。消息前一晚才送到晋绥前线：关向应走了。

一桩噩耗砸下来，原本豪迈的西北汉子像被抽走骨头。同行的警卫回忆，贺老总那天很久没说第二句话，只把那封刚写完的《哭向应》塞进怀里，反复摸着，生怕掉了。旁人劝一句“节哀”，他只摆手，“我的兄弟，十三年啊”。寥寥五个字，分量极重。

关向应的病情并非突然恶化。肺结核，旧伤常伴，延安的医生几乎把能用的钙剂和链霉素都试了，终究还是回天乏术。7月21日傍晚，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守在床前，听到最后一声微弱的“同志们保重”，灯芯跳了一下，人走了。灵柩从枣园慢慢抬出，一路过窑洞，军号低沉，一排老兵脱帽敬礼。夜色沉甸甸，谁都没敢再说话。

外界知道两人交情深，却未必清楚缘起。时间拨回1927年冬，贺龙率部入川，会师湘鄂西，遇见被誉为“满族小老虎”的青年关向应。火烟味的战地帐篷，第一次见面俩人几句话就拍了桌子——讨论的是如何从地主家搜出一趟粮草。一个主张“先稳后打”，一个坚持“边打边稳”，吵到半夜，最后竟爽朗大笑：志同道合，何必拘泥？那夜埋下一颗种子：以后并肩，就这样定了。

1932年，湘鄂西根据地遭受围剿，红三军被迫转移。人心慌乱时，关向应挺身而出，力挺贺龙继续掌旗：“这面军旗丢不得。”中央随后下文，军长仍是贺龙，政委换成关向应。一个主外、一个主内，配合开始磨合。外人形容：贺龙似烈火，关向应像老井。火再大，也需要井里那股凉意镇着。事实证明搭档恰到好处——5万人马被堵洪湖，夜渡汉水，硬是带出一万五，活下来就是胜利。

抗战爆发后，两人率120师东渡黄河。山西太行薄雾终年难散，日军机械化部队频频扫荡。关向应举着望远镜在山脊上标点，“宁武、神池必须拿下”，于是贺龙策马往前线一冲，枪炮声震了三昼夜，七县城回到八路军手中。有人统计，一年里120师参加大小战斗310余次，平均一天打一次。硬仗后，贺龙往往一句“兄弟，靠你安民”，关向应点头，安置百姓、弹压流言、一线扩红；等新兵补充完毕，火线再烧起来。

可惜高强度作战拖垮了政委的身体。1940年初，他被命令回延安休养。走前的送别极简单，只有一碗热米酒。贺龙把碗端到他手里：“等你回来，南下去打老家。”关向应咧嘴笑：“必须的，白山黑水还等我。”转身走出窑洞，却咳得厉害，背影有些摇晃。

养病的三年里，贺龙把自己的贴身秘书陈梦派去做随身陪护。每逢炊事班杀鸭子，总要留一只送进保育院隔壁的小屋——那是关政委病房。从鸭汤到枣泥，都写着同一句叮嘱：“多放糖，别节约。”关向应知道伙食紧张，常推回去。实在推不掉，就让护士把肉挑掉，只喝清汤。习惯如此倔。

1944年9月28日，延安忽然一阵急雨，贺龙的第一个儿子呱呱坠地。老总满面喜气，战友凑热闹，各种起名版本满天飞。有人随口说“下雨出生，叫雨生吧”，大家一哄而笑，几乎就此拍板。关向应闻讯握着薛明的手提醒：“岳鹏举的‘鹏’，展翅万里。早说好的，鹏飞更好。”薛明点头，可战地忙乱，谁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

两年后，政委撒手，贺龙才记起那段对话。灵前归来，他对妻子重复关向应当年那句，“岳飞字鹏举，孩子要飞得高，飞得正。”于是雨生改成鹏飞，一锤定音，写进户口卡。名字不只是纪念，更是承诺：父辈未竟之志，由儿子接力。

军事机密难以细说，但私下小插曲不少。晋西北某次反“扫荡”，师部粮秣断供。贺龙站在山腰大声嚷：“兄弟们，咱再啃草根也不能丢阵地！”关向应拍拍他肩：“别嚷，先挺两天，我去群众里借。”三天后，老乡们挑着小米和地瓜上山，笑得眉眼弯弯。火线交通线因此保住。这样的细节不写进公报，却刻在无数老战士记忆里。

有人问，政委逝世那年不过44岁，值不值得。贺龙沉默片刻，“他心里有把算盘：多干一天，前方少死人。”然后重重吸一口旱烟。言简意赅，却比任何颂词都有劲。

追悼大会隔日，延安上空飘起细雨。朱总司令用花圈压住棺木，毛主席亲笔题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枪声三响，棺木下葬。土掩合时，薛明抓住贺龙衣袖轻声提醒：“鹏飞睡了，回去吧。”贺龙点头，却先走到墓前，摘下军帽，肃立数秒，才转身离开。

关向应留给后世的是怎样的画像？有军人的坚决，也有书生的澄澈；他稳住后方，敢上第一线；身患沉疴，却拒绝特权。贺龙说得直白：“他不在了，我更要拼命。”战争年代的兄弟情，简单，纯粹，也最硬。

再后来，鹏飞长到七八岁时常追问母亲，“爸爸为什么给我取这个名字？”薛明摸着孩子的头，只答一句：“因为有人希望你像大鹏一样，翼若垂天之云。”小家伙听不太懂，却记住了一个故事：名字，是责任。

将近八十年过去，晋绥老兵聚会偶尔还提起那个决定生死的夜渡汉水、那碗无油的鸭汤以及那声沙哑的“儿子，就叫鹏飞”。火与井，仍在记忆深处对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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