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中共九大上，毛主席问：放牛娃来了没有？他得知后火速来京

“1969年4月，北京，同志们——放牛娃到了吗？”会场里，毛主席的声音打破了短暂的安静。“还没到！”工作人员回答。主席眉头微蹙，随即摆手：“立刻去通知，飞机接！”一句话，整个人民大会堂的气氛忽然有了温度。台下代表们面面相觑：究竟是哪位“放牛娃”，值得最高统帅如此牵挂？

说的是谭启龙。名字在当时的中央委员候补名单上并不起眼，可在毛主席心里却分量十足。因为这位江西永新的雇农子弟，靠着一股倔强，从放牛绳头走到省一把手，再到九大会场，只用了四十年。

追溯过去，1913年冬天，谭启龙降生于永新县一个佃农家。父亲种租来的薄田，母亲偶尔进城摆摊。十岁那年，地主家丁一脚踹倒母亲；母亲吐血去世的画面，像烙印一样留在孩子心里。从此他给地主放牛，吃糠咽菜，心里却埋下仇恨的火种。

1928年春，红军进入永新。小谭丢下牧鞭，钻进队伍。“跟着共产党，才有命！”这是他当时对同伴嘟囔的一句。几个月后，他在红四军的少年连立功，被推举去少先总队当队长。正是在瑞金的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部，1933年的一个下午，他第一次凑到毛主席跟前听报告。

那天，主席身着旧灰布服，一面讲土地，一面提到“放牛娃也是穷人”。台下的谭启龙不由得直起腰板。晚上，座谈会继续，毛主席问：“你老家哪？”“永新。”一句回答让主席笑了：“贺子珍也是永新人，算半个同乡。”接着又问家庭情况，听到“父母都不在”时，主席停笔抬头：“放下牛鞭子闹革命，行！”这句鼓励成了少年最珍贵的奖章，此后主席再见他，总以“放牛娃”称呼。

长征开始，中央红军主力西去。江西、湖南、湖北一带留下的部队则打游击。谭启龙被编入这支“留守顽强分队”。三年密林穿插、稻田伏击，他硬是熬了下来。抗战爆发后，留守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他从江西跨省到皖南，再到苏南。1941年皖南事变，新四军遭重创，谭启龙和少数骨干突围时只剩不到百人。

形势逼人转向。中共中央电令：向苏浙边发展。此时正值日军抽调主力进攻浙赣线，苏南相对空虚。谭启龙领着残部沿运河夜行百余里，最终落脚浙东四明山。凭借山势，他们建立了根据地，隔三岔五游击队就“打秋风”，日伪军防区被撕开一个又一个窟窿。

四明山根据地最艰难的时刻，盐巴断供，两千多人一天只能分到半勺。谭启龙把司令部的几袋粗盐拿出来混在稀粥里，轮流送到各连。有人劝他留一点自用，他摇头：“干部也是泥做的，别想例外。”到1945年抗战胜利，浙东根据地人口已突破400万，兵员二万多，成了华东十九块根据地里最南端、却最稳固的一块。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中央决定让谭启龙兼任浙江省委书记。一件事足见他的执拗：当年秋收，部分机关干部要求沿用原国民政府规定的实物征收比例，被他否掉。“农民几年没喘气了，再往身上割肉？不行！”他主导降低征收比重，还推出淡水养殖、茶园复垦试点。浙江山多田少，但茶叶品质好，几年后，出口茶里六成来自该省，这一政策至今被地方志反复引用。

1952年春，毛主席考察华东，抵杭州。在西湖边，主席见到谭启龙，笑吟吟地晃动手臂：“放牛娃，当了省委书记，还认得我吗？”谭启龙脱口而出：“主席，您当年说‘要得’那声，我天天看着干。”一句话让主席爽朗大笑。随行干部记下这一幕，后来在内部刊物刊载。

进入60年代，调研风愈演愈烈。谭启龙跑遍浙南山区开始试行“专业林场”。短短两年，遂昌、龙泉就在坡地种下大片杉木。有人说，这位书记一天到晚戴斗笠下村，像个老游击队长。他不以为意，倒乐呵：“土地是定心丸，多走几步不折寿。”

风云突变始于1966年。运动初期，浙江多所高校“造反派”点名谭启龙，说他“山头主义”。他被隔离审查，写了十几本笔记说明情况，仍被定为“走资派”。1968年底，中央下文落实“老干部有条件解放”，名单里就有谭启龙。那时主席已经留意他的动向。

时间回到1969年4月。九大筹备进入最后冲刺，名单一遍遍修改，却始终要把这位“放牛娃”补上。因为手续原因，他没能提前到京，主席便有了开场那句“放牛娃到了吗”。电报发往杭州时已近夜半，省革委会火速派车到龙井路小院。凌晨一点，谭启龙登机，天蒙蒙亮已抵南苑机场。同志们劝他休息一下，他摇头：“先報到再说。”

九大正式选举那天，他和来自边疆的青年工人、基层社员挤在同一排。投票结果公布，他当选中央候补委员，掌声起落，主席转身看向会场角落，目光落点无需言说。

毛主席为何念念不忘这位“放牛娃”？答案也许不复杂。领袖在红军时期就强调：革命不能脱离土地，不能脱离真正的穷人。几十年后，他要在九大现场点名的，恰是这样一位从茅草屋走出的省委书记。更何况，谭启龙的浙江实践说明，一旦把基层真实需求摆到前头，很多难事并非无解。

“还是那句老话，放下牛鞭子闹革命。”九大闭幕后，一位记者想采访，他摆摆手，笑说：“我这辈子就会两件事：打游击，种庄稼。别写我个人，多写老百姓。”简短的一句里，往昔枪林弹雨与后来的为政之道，被他自然地连成一线。放牛娃的身份早已融入血液，并不因新头衔而稀释分毫。

他没有留下太多回忆录。1970年代末，浙江的第一批“专业林场”杉木长成，出材量远超预期；浙东沿海连片海塘围垦，也完成了雏形。地方志编修者在附录里写道：若追根溯源，种子可追溯到1940年代四明山时期的“小山包会议”。会议主持人，正是谭启龙。

历史往前走，细节也许会被尘埃覆盖。可1969年那个问号般的呼唤——“放牛娃来了没有？”——依然清晰。它提醒后来者，政治舞台再宏大，也离不开田埂边最初的那双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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