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娶黄宗英，二娶上官云珠，三娶吴嫣，全是大美人，却晚景凄凉

01 燕京阔少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京畿之地，更是藏龙卧虎。

皇城根下，王孙公子、巨贾豪绅、名士鸿儒，如过江之鲫。

然则，真能于浊世中守住一份赤诚，于乱局里担起一副道义的，却如凤毛麟角。

程述尧，恰是这凤毛麟角中的一个异数。

1917年，他生于济南一个富庶的书香门第。

他是程家长子，甫一出世，便被寄予厚望，其母却因产褥热撒手人寰。

程家主人未曾沉湎于丧妻之痛，而是火速续弦，其首要之务，便是为这位长子寻一位尽心抚育的母亲。

于是，程述尧便是在后娘的掌心里长大的。

这位后娘待他视若己出，万般疼爱，使得他的童年非但没有半分凄苦，反倒尽享娇宠。按常理，这般出身的阔少，极易长成一个提笼架鸟、斗鸡走狗的纨绔。

可程述尧他天性聪颖，又极乖巧，诗书礼仪，无一不精，深得父亲喜爱。

七岁那年，程家举家迁往北平。

这一迁，更是让程家如虎添翼。

只因程述尧的舅舅，乃是直系军阀吴佩孚麾下的高级将领。

背靠大树好乘凉，有这层关系在，程家在北平城的风光，自是旁人难以企及。

多年后，程述尧与友人酒酣耳热之际，也曾半带玩笑地吹嘘，说年少时常坐着吴大帅的别克高级轿车，在皇城根下招摇过市。

车旁两列荷枪实弹的卫兵，那阵势，比戏文里的巡抚出街还要威风八面。

然而，真正让程述尧在同辈中卓尔不群的，并非这煊赫的家世，而是他骨子里的那股书生意气与一身才学。

1938年，他凭着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遴选之严、门槛之高堪比今日清北的燕京大学。

燕大一年一百六十大洋的学费，足以让寻常中产之家望而却步，程述尧却年年拿着学校的奖学金，几乎未让家里掏过一分钱。

在燕园，程述尧是个公认的“大活宝”。

此君虽成绩斐然，却从不死读书。

唱歌演戏、打球游泳、滑冰交谊，样样拿得起放得下。

加之他生得一副俊朗面孔，配上那份与生俱来的贵介气质，往哪一站，都是鹤立鸡群的人物，引得无数女同学芳心暗许。

更难得的是，这位阔少心中还燃着一团火。

时值国难当头，日寇铁蹄践踏华北，他积极投身抗日宣传活动，排演爱国话剧，用年轻人的热血，发出无声的呐喊。

这腔热血，也为他招来了祸事。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翌日，日军闯入燕园。

已是大四、临近毕业的程述尧，连同几位教授和二十多名同学，被日本宪兵悉数逮捕，押进了沙滩北大红楼的地下室。

那是一个多月的炼狱。

严刑拷打，轮番审讯，都未能从这个年轻人嘴里撬出半个“通敌”的字眼。

待他遍体鳞伤地被释放出来时，燕大已然回不去了。他只得转入辅仁大学，继续未完的学业。这段牢狱之灾，非但没能磨灭他的意志，反倒让他的筋骨淬炼得更加坚硬。

1942年夏，程述尧于辅仁大学毕业。

他先是回到山东老家教了两年书，终究是耐不住那份平淡。

1945年3月，他辞去教职，重返北平。

一颗躁动的文艺之心，将他引向了“南北剧社”。

这“南北剧社”，在当时的北平城里，是个响当当的名号。

社内人才济济，荟萃了丁力、黄宗江、孙道临、于是之等一众日后在中国戏剧电影史上留下赫赫声名的角儿。

而程述尧，凭着他的组织才能、人脉资源以及那份无人能及的义气，被众人推举为社长。

这社长，可不是个虚衔。剧社没有官方背景，一应开销，全靠自筹。

排练场地、服装道具、演员薪酬，桩桩件件都得用钱来填。

每当经费告急，程述尧这位富家公子总是二话不说，自掏腰包。

他将家里的钱大把大把地拿出来，补贴剧社，为大家解燃眉之急。

他们排演的剧目，多是《黑字二十八》《蜕变》这类针砭时弊、鼓舞抗战的戏。

日本人对此自然是百般打压，三天两头派人来查封。

剧社的经营举步维艰，几度濒临解散。

有一次，剧社因演出抗日剧目被强行查封，布景道具被砸得稀烂，演员们辛苦排练数月的成果付诸东流，一个个心灰意冷，聚在一处唉声叹气。

当晚，程述尧一言不发地回到家中，将父亲赠予他的一块珍藏多年的瑞士金表悄悄拿去当铺变卖。

翌日，他将一沓厚厚的钞票“啪”地一声拍在桌上，对着众人朗声道：“人还在，心就不能死！只要咱们的心还在，这剧社就散不了！”

一句话，说得众人热血沸腾。

这便是程述尧，一个把情义看得比金钱更重的男人。

也正是在这方小小的舞台上，程述尧遇见了他生命里的第一位女主角——黄宗英。

彼时的黄宗英，年方二十，却已守寡两年。

她十八岁嫁人，丈夫是程述尧的同窗郭元同。

谁知天妒良缘，婚后仅十八天，丈夫便因心脏病猝然离世。

两年来，她陪着风烛残年的婆婆，困守在一座破败的老宅院里，日子过得如同一潭死水。

程述尧初见她时，便是在那昏暗压抑的院落里。

年轻的女子形容憔悴，眉宇间却藏着一股不屈的灵气与才情，那份楚楚可怜的模样，瞬间击中了程述尧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程述尧与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江本就是燕大校友，又与她的亡夫有同窗之谊。

这两层关系，使得他对黄宗英的爱慕，从一开始便掺杂了浓厚的怜悯与保护欲。

他觉得，将这个才华横溢的女子从那灰暗的生活中解救出来，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的出现，对于黄宗英而言，无疑是照进她枯寂生命里的一束强光。

他的追求，不仅是男女之间的爱慕，更是一种拯救。

缺爱的黄宗英，很快便被这位热情、仗义而又家世不凡的社长所打动。

1945年9月，抗战胜利的炮声犹在耳畔，程述尧与黄宗英在亲友的祝福中，结为连理。

那一年，他二十八岁。

婚后，为了生计，程述尧经人介绍，找了份给美军当翻译的工作。

薪水虽不算顶高，却也是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若只是小两口过日子，绰绰有余。

但程述尧天性里那份忠厚大度，让他做出了一个旁人看来颇为“冤大头”的决定——他将妻子的母亲和三个兄弟姐妹，一并接到了程家同住。

这一下，多出了四张吃饭的嘴，日子顿时变得紧巴起来。

1945年12月，为了维持一家人的庞大开销，也为了继续接济日益艰难的南北剧社，程述尧不得不辞去翻译工作，凭借自己的学历和英文功底，考入了中央银行北京分行，当上了行长的英文秘书。

这在当时，可是人人艳羡的“金饭碗”。

在银行工作，不仅薪水丰厚，还分到了一套宽敞的大宅子。

程述尧的母亲、妻子、丈母娘连同三个小舅子，一大家子人住进去，也丝毫不显拥挤。

他自觉给了黄宗英和她家人一个安稳的港湾。

然而，他一心扑在家庭与工作上，却未曾察觉，他亲手搭建的这个港湾，对于一心向往更大舞台的妻子而言，渐渐成了一个华丽却沉闷的笼子。

他的剧社，最终还是没能撑下去。

随着美国电影的大量涌入，话剧市场急剧萎缩，观众寥寥。

尽管程述尧投入了大量资金，南北剧社还是在1946年秋天，黯然关门大吉。

事业上的失意尚可承受，接踵而至的，却是爱情的釜底抽薪。

1947年春，已在话剧界小有名气的黄宗英，受邀南下上海，拍摄电影《幸福狂想曲》。

与她搭档的，是当时红透半边天的影坛巨星——赵丹。

一个是追求激情与突破的新星，一个是成熟老练、魅力四射的影帝，干柴烈火，一点即燃。

两人因戏生情，在片场内外，早已是出双入对。

这一切，远在北平的程述尧都蒙在鼓里。他依旧沉浸在自己营造的幸福家庭幻象中，坚信他与黄宗英的爱情牢不可破。

那年夏天，黄宗英因患急性盲肠炎在上海住院手术。

程述尧闻讯，心急如焚，立刻放下手头工作，星夜兼程赶赴上海探望。

在医院的病房里，他见到了赵丹。

这位大明星正殷勤地守在黄宗英的病床前，为她削着苹果。

程述尧心中没有半点疑虑，只当是同事间的探望，还客气地与赵丹道了谢。

他看着妻子与赵丹之间交换的眼神，那里面蕴含的复杂情愫，在他这个木讷的丈夫眼中，被全然忽略了。

他只看到了妻子的病容，满心都是怜惜。

年底，电影拍完，黄宗英回到了北平。

此时，她与赵丹的绯闻，早已通过小报和坊间传闻，闹得沸沸扬扬。

程述尧不是没有耳闻，但他选择了相信妻子。

黄宗英到家后，面对母亲的严词痛骂，也曾声泪俱下地向程述尧忏悔，承认自己一时糊涂，求他原谅。

看着梨花带雨的妻子，程述尧心软了。

他那份根植于骨子里的宽厚与善良，让他再次选择了包容。

他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只要她肯回头，这个家就还是完整的。

然而，他高估了忏悔的诚意，也低估了爱情的残酷。

不久后的一天，程述尧正在银行上班，一个叫文怀沙的文化名人，受赵丹之托，堂而皇之地来到了中央银行的家属大院。

他径直走进程家，趁着程述尧不在，将黄宗英连同她的行李，一并带走了。

黄宗英临走时，只在桌上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是几行决绝的字：

“我决意要走了，不要找我。让我们好聚好散吧……”

寥寥数语，如同一把尖刀，捅进了程述尧的心窝。

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在妻子心中，自己早已陌生如路人，她的心，早已不属于这个家，而是飞向了远在上海的赵丹。

那一刻，程述尧只觉得天旋地转，满腔的愤怒与屈辱几乎要将他吞噬。

他不是没想过提刀追去上海，“去宰了那对狗男女”。可当那股血气上涌的冲动退去后，他颓然坐倒。

他终究是个读书人，做不出那等市井匹夫的行径。

他反复咀嚼着那句“好聚好散”，只觉得无比讽刺。

我待你和你全家恩重如山，你却如此轻易地背弃我，这便是你所谓的“好聚好散”？

他终于明白了，黄宗英对他，从来都只是感激，而非爱情。

没有爱情的婚姻，终究是留不住人的。

但为了维护一个男人最后的尊严，他没有立刻同意离婚。

黄宗英却等不及了。在没有与程述尧办妥离婚手续的情况下，她便与赵丹在上海公开同居了。

这无异于又在程述尧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让他成了全北平城的笑话。

此时，著名导演金山找到了程述尧。

金山拍着他的肩膀，叹道：“老弟，这事儿，圈里人都为你抱不平。可是，女人一旦变了心，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大丈夫何患无妻？能屈能伸，放手吧……”

程述尧双眼通红，声音嘶哑地吐露了心底的挣扎：“金大哥，道理我何尝不懂？可我头上这顶绿帽子已经戴实了，她还要我签字画押放她走，成全他们的好事。这……这和给别人当孙子有什么区别？”

这句话，精准地刻画了他作为一个男人，在尊严被践踏到极致时的最后一点挣扎。

然而，挣扎终究抵不过现实。

在金山等一众朋友的反复劝解下，看着黄宗英决绝的态度，程述尧那颗善良到近乎软弱的心，最终还是软了下来。

他想，强扭的瓜不甜，既然她心已远去，何必再用一纸婚约束缚她，也作践自己呢？

他同意了离婚。

刚一拿到离婚书，黄宗英便迫不及待地与赵丹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程述尧的第一段婚姻，就这样以一种近乎羞辱的方式，画上了句点。

他倾尽所有去“拯救”的女人，最终成了他人生中第一个深刻的背叛者。

而他，以自己的“放手”，成全了别人的辉煌人生，自己则默默吞下了所有的苦果与屈辱。

02 沪上名流

北平的风，终究是凉了程述尧的心。

第一段婚姻留下的，除了一地鸡毛的笑话，还有那份对人情冷暖的深刻体味。

说来也是奇事，与黄宗英离异之后，程述尧并未将她的母亲和兄弟姐妹赶出家门。

他看着那一大家子人，想着黄宗英走时的决绝，竟生不出半点迁怒之心。

他母亲也是个心善之人，竟也默许了这桩怪事。

于是，前女婿供养前丈母娘一家的奇闻，便在北平的街头巷尾，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又一则谈资。

或许是天意，又或许是命里注定。

程述尧这人，似乎天生就与“名女人”有着解不开的缘分。

这厢刚被一个大明星伤得体无完肤，那厢，一个更亮、更耀眼的星辰，便已然在他的命途中冉冉升起。

1949年，解放的炮声响彻云霄，时代换了新颜。

程述尧也告别了伤心地北平，南下上海，在著名的兰心大戏院当上了副经理。

上海滩，十里洋场，风云际会之地，正合了他这颗依旧对戏剧与艺术怀有热忱的心。

也正是在这里，他邂逅了上官云珠。

若说黄宗英是清秀灵动的邻家碧玉，那上官云珠，便是光芒四射的旷世佳人。

她早已是影坛顶流，一部《一江春水向东流》让她家喻户晓，新近又凭着《乌鸦与麻雀》里的精湛表演，拿下了文化部的个人一等奖，风头正劲，无人能及。

她站在那里，不必言语，便是一道最夺目的风景。

彼时的上官云珠，二十九岁，已历经两段婚姻，身边还带着与第二任丈夫姚克所生的女儿姚姚。

这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足以让任何一个想要与她结合的男人望而却步。

可程述尧偏不。

他这人看女人，似乎从不问过往，只看眼前。

他眼中所见的，是舞台上那个颠倒众生的艺术家，是生活中那个风情万种的成熟女子。

至于她结过几次婚，带不带孩子，他浑不在意。

为了爱情，他程述尧，就是这般任性。

一次观摩演出之后，两人在后台相遇。

他谈吐儒雅，对戏剧的见解独到而深刻；她眼波流转，对艺术的感悟敏锐而炽热。

从契诃夫到曹禺，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到梅兰芳，他们仿佛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知音。

长谈过后，两颗心迅速靠拢，彼此深深吸引。

1950年，在同事们的艳羡与祝福声中，程述尧与上官云珠结为伉俪。

他的人生，似乎在一场彻骨的寒冬之后，又迎来了繁花似锦的春天。

婚后的程述尧，将他那份宽厚大度的天性发挥到了极致。

他将继女姚姚视如己出，疼爱有加。小姑娘功课有疑难，他便耐心讲解；夜里发烧，他便彻夜守在床边，端水喂药。

这份发自内心的关怀，绝非“继父”二字所能概括。

有一次，姚姚在学校里被同学嘲笑是“没爹的孩子”，回家后便独自躲在角落里抹眼泪。

程述尧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没有笨拙地去讲什么大道理，而是第二天亲自跑到学校门口去接她放学。

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这位在上海滩也算有头有脸的剧院经理，自然地蹲下身子，温柔地为姚姚整理好肩上的书包，然后牵起她的小手，自豪地对迎上来的老师说：“老师好，我是姚姚的爸爸，我来接我女儿回家。”

那一个“爸爸”，那一份蹲下身的温柔，瞬间融化了小女孩心中所有的委屈与敏感。

从那天起，姚姚便在心里真正接纳了这位继父，后来甚至一度动了心思，想要将自己的姓氏改为“程”。

程述尧为这个新家倾尽了所有。

他买来锃亮的钢琴，请了妥帖的保姆，甚至养了一条神气的德国黑背猎犬。

他们位于“淮海别墅”的豪华公寓，成了当时上海文化圈名流雅士的聚集地。

每逢周末，家中总是高朋满座，谈戏剧，聊电影，品人生，好不快活。程述尧置身其中，只觉得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不久，他和上官云珠的亲生儿子灯灯（程韦然）出世，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这是他一生中，最风光、也最接近幸福顶点的时刻。

然而，命运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总是在你最志得意满之时，悄然埋下颠覆的引信。

幸福的日子，如镜花水月，看似绚烂，却一触即碎。

1952年，镇反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

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将程述尧从云端狠狠拽下。

他被人诬陷，说他曾贪污戏院公款六百九十元。一纸公文，他被停职审查。

程述尧百口莫辩。

他知道自己是被冤枉的，可在那个人人自危、相互揭发的年代，清白是最无力的辩词。

他骨子里那份读书人的懦弱与“息事宁人”的性格，让他做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选择。

他想，不过是几百块钱，破财消灾，只要能尽快了结此事，保住家庭和妻子的名声，自己受点委屈又算什么。

于是，他从家里拿出一些积蓄，又加上两个戒指，主动上交到剧院，算是“退赔赃款”，以示自己“认罪态度良好”。

他以为这能换来宽大处理，谁知，这恰恰坐实了他的“罪名”。

这盆脏水，不仅泼在了程述尧自己身上，更溅到了他那正处在事业巅峰期的妻子——上官云珠的身上。

对于一个极度爱惜自己羽毛、将事业与光环看得比生命还重的顶流女星而言，丈夫的“贪污”劣迹，无异于一件沾满污泥、甩不掉的脏衣服。

旁人的风言风语，单位里异样的眼光，都像针一样扎在她心上。她唯恐自己被丈夫牵连，断送了璀璨的星途。

于是，她做出了一个与黄宗英如出一辙，却又更为冰冷无情的决定——划清界限，立即离婚。

当上官云珠在家中提出“离婚”二字时，程述尧如遭雷击。

他苦苦哀求，他说儿子灯灯还不到两岁，他说自己是被冤枉的，请她再给自己一些时间，相信组织总会查个水落石出。

然而，他得到的，只是妻子冰冷的拒绝。

更让他心如刀绞的一幕发生了。

一次，在亲属都在场的场合，上官云珠竟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他的鼻子怒声斥骂，将所有的不堪与怨毒都倾泻而出。

情绪激动处，她扬起手，狠狠地给了程述尧一记耳光。

“啪”的一声脆响。

这一巴掌，打得程述尧眼冒金星，更打得他心胆俱裂。

它不仅彻底打碎了他对这段婚姻的所有美好幻想，更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当众踩在了脚下。

这致命的一掌，像一个残酷的仪式，宣告了精致的利己主义在现实压力面前，对往日温情与道义的彻底背弃。

他看着眼前这个自己深爱过的女人，那张美艳绝伦的脸上，此刻写满了陌生与狰狞。

她嘴里吐出的，是字字诛心的话语：“别连累我和孩子！离婚！”

尽管如此，程述尧那善良到近乎卑微的心，竟仍对妻子没有生出怨恨。他甚至还存着一丝幻想，试图挽救这段婚姻。

可上官云珠铁了心。

不久，程述尧被正式逮捕，投入了监狱。

在冰冷的铁窗之内，他万念俱灰，无奈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953年，程述尧的第二段婚姻，就这样戛然而止。

他从人人艳羡的剧院经理、名流丈夫，沦为了身败名裂的阶下囚。

出狱之时，他已是妻离子散，人财两空。

上海滩的繁华依旧，只是这一切，都已与他无关。

他曾以为自己抓住了世间最美的风景，到头来，却只是一场镜花水月，落得个满手空空。

03 患难真情？

老天爷似乎总爱跟程述尧开这种残酷的玩笑。

在他的人生跌入谷底，尝尽世态炎凉之后，命运的轮盘又轻轻一转，给了他一线微光。

入狱半年之后，程述尧的案子被重新审查，最终查明，所谓的“贪污”，纯属子虚乌有，乃是被人恶意诬陷。

一纸文书，宣告他无罪释放。

清白是回来了，可失去的一切，却再也回不来了。

彼时的程述尧，年仅三十六岁，正是一个男人风华正茂的年纪。

可两段惨淡收场的婚姻，像两道深深的烙印，刻在了他的心上。

他不敢再轻易言爱，那份对爱情的理想主义与纯粹，已被现实的耳光打得粉碎。

他将所有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仿佛只有在忙碌中，才能暂时忘记那些伤痛与不堪。

然而，命里的桃花，似乎是躲也躲不掉的。

他这棵看似已经枯萎的老树，偏偏又有人愿意前来栖息。

1955年，经朋友介绍，程述尧认识了同在文化系统工作的吴嫣。

这位吴嫣女士，可不是什么寻常人物。

她年轻时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艺名“黑牡丹”，在风月场中长袖善舞，颠倒众生。她的人生，比最曲折的电影剧本还要复杂。

她曾是富商的姨太太，也曾与各色权贵名流有过纠缠。

至于究竟结过几次婚，有过多少男人，恐怕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

这样一个背景复杂的女人，在旁人眼中，是避之唯恐不及的。

可程述尧不这么看。

经历了黄宗英的背叛和上官云珠的决绝之后，他反而觉得，吴嫣这种历经沧桑、洗尽铅华的女子，或许更懂得人生的真味。

他不在乎她的过去，他只看重眼前的她。他曾对朋友打过一个比方，说吴嫣是“一个茶花女式的人物”。

这话并非贬低，而是带着一种深刻的理解与同情。

在他看来，茶花女虽出身风尘，却有着高贵的灵魂和不屈的节操。他觉得，自己看懂了吴嫣。

于是，他不顾父母家人的激烈反对，决意要娶吴嫣为妻。

程家二老几乎要被这个“不肖子”气得晕厥过去。

前两个儿媳，虽说是“戏子”，但好歹是身家清白的正派人。

这次倒好，直接领回来一个风月场里打过滚的交际花，这让书香门第的程家颜面何存？

更何况，吴嫣因为早年的放纵生活，早已失去了生育能力。

为此，程述尧的父亲一怒之下，将孙子灯灯从他身边接走，不许孩子再跟着这个“糊涂爹”过日子。

然而，家人的阻挠，世俗的眼光，都未能动摇程述尧的决心。

“我意已决，为了爱情，在所不惜！”

他这股子为爱反叛全世界的劲头，深深地感动了吴嫣。

这个在男人堆里沉浮了半生的女人，第一次感受到了不掺杂任何功利算计的真情。

两人很快结了婚。

没有盛大的婚礼，只有简单的仪式。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温馨。

程述尧以为，这便是他寻觅已久的避风港，是他坎坷人生的最后一站。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艘刚刚启航的小船，即将迎来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猛烈的狂风暴雨。

婚后仅仅三个月，一场更大的灾难从天而降。

吴嫣因复杂的“历史问题”（比如她曾嫁给被认为是汉奸的孙曜东），被一纸判决，送进了监狱，刑期五年。

这对于刚刚组建的新家庭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所有人都以为，程述尧这次总该“吃一堑，长一智”了。

前有上官云珠“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教训，他完全可以效仿，与这个“政治犯”妻子划清界限，保全自己。

单位的领导找他谈话，朋友们也旁敲侧击地劝他离婚。

可程述尧偏不。

他不是上官云珠。他骨子里的那份忠厚与道义，在此时迸发出了惊人的力量。

“夫妻本是同林鸟”，但他信奉的是后半句——“患难与共”。

他顶着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斩钉截铁地拒绝了离婚的建议。

“她是我妻子，是我自己选的。如今她落难了，我若是在她背后捅一刀，那我程述尧还算个人吗？”

为了这个“不清白”的妻子，他被撤掉了经理的职位，降级减薪，从一个受人尊敬的文化干部，成了一个人人侧目的边缘人。

然而，那又如何？

在吴嫣入狱的漫长五年里，程述尧兑现了他的承诺。

他每个月，风雨无阻，都会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赶到几十里外的提篮桥监狱去探监。

在大雪纷飞的冬日，他常常冻得瑟瑟发抖，怀里却紧紧抱着一个用棉袄包裹的保温饭盒，里面是他亲手为吴嫣炖的热汤。

隔着那道冰冷的铁窗和探视的玻璃，他总是微笑着，轻声细语地告诉她外面的事情，鼓励她要坚强，对她说：“你安心，我在外面等你，家还在。”

这句“家还在”，成了支撑吴嫣在狱中熬过那段绝望岁月的唯一光亮。

熬过了5年，吴嫣出狱，又被调到农场劳改两年，还干过扫大街的活。

但程述尧用微薄的薪水养着她，生活很简朴，但他毫无怨言。

时代的车轮碾压着土地上的尘埃，滚滚向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程述尧受到了打击和不公平待遇（前妻上官云珠自杀），那时他的工资被停发，甚至也去扫过大街，日子十分窘迫。

然而，这对夫妻忍受着生活中的种种不堪，努力地活着。

程述尧长期在上海徐汇区几家影剧院任普通职工，或者打零工，而他还要照顾儿子以及年迈的父母。

为了生活，他把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比如收藏的字画等全卖了。

即便是如此，程述尧也无怨无悔，乐天知命。

直到80年代，程述尧的名誉才被恢复。

接着，他为妻子吴嫣恢复名誉奔前走后，为她写材料，跑关系，甚至给文化局的领导写求助信。

1983年，吴嫣终于也恢复了名誉。

吴嫣领到一笔补偿金，然后她恢复了往日的开心，一个偶然的机会，吴嫣去了趟香港，发现以前自己的几个姐妹在那儿混得风生水起，心中十分失落。

回到家后，她便开始埋怨丈夫程述尧的无能：是你耽误了我的青春啊！

她全然不顾程述尧这二三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

程述尧日渐衰老，身体大不如前，记忆力也严重减退，但他得不到妻子的任何关爱，一天到晚被妻子谩骂羞辱，甚至还被拳脚伺候。

一次，程述尧外出时不小心摔倒，导致股骨头骨折，直至半夜才被警察发现送回家。

儿子灯灯知晓此事后，立即动身赶回上海，并和其他亲友们讨论程述尧的入院事宜。

而当时的吴嫣却漠不关心。

她甚至还当着所有人的面，又把程述尧大骂一通……

程述尧被送进医院治病之后，再也没回家。

1993年9月，程述尧因身体器官全面衰竭而告别人世，享年76岁。

程述尧住院期间，吴嫣只去过一次。

程述尧真的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有担当的，有情有义之人，宁愿人负我，决不我负人！

只可惜，他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次次照沟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