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王老师，给养只剩三分之一了，再不撤可能真回不去了！」
1996年6月，罗布泊，刘成林看着给养清单——水只剩三分之一，馕快吃完了，而他们已经打了100口井，全是干的。队长王弭力却摇头拒绝撤退。
更让人不解的是，她竟然说：再打20口。
01
1995年3月的北京，春寒料峭。
农业部大楼的会议室里，气氛比窗外的天气还冷。谈判桌对面，加拿大供应商代表翘着二郎腿，递过来一份报价单。
中方代表接过报价单，扫了一眼，脸立刻铁青。
钾肥价格，又涨了。
从去年的每吨1200元，涨到1500元。涨幅超过25%。
「贵方这个价格，我们需要请示领导。」谈判组长说。
加拿大人耸耸肩：「那就请示吧。不过我要提醒你们，现在全球钾肥供应紧张，我们的货不愁卖。」
这话说得明白——不买拉倒。
谈判组长攥紧了拳头，指节泛白。但他什么也说不了。
因为中国没有选择。
1995年，中国每年需要600万吨钾肥，自己只能生产180万吨，剩下420万吨全靠进口。依存度高达70%。
10亿人口的饭碗，有七成握在别人手里。
会议室外的走廊，来自黑龙江的农业厅官员王建国靠着墙，点了根烟。他刚从东北农村调研回来。
那年秋天，他在绥化市一个村子看到，老农蹲在地头，抓起一把黑土，土从指缝间滑落，细得像面粉。
「王厅长，你看这土，」老农叹气，「以前抓一把，能攥出水来。现在干成这样，种啥都不长。」
那是黑龙江最好的黑土地，东北粮仓的根基。
但连续几十年高强度种植，土壤里的钾元素几乎被榨干了。玉米秆细，扛不住风；大豆荚小，颗粒不饱；水稻早衰，产量一年不如一年。
老农说，村里今年减产三成。
王建国问：「施钾肥了吗？」
老农苦笑：「施了，可那钾肥贵啊。去年还能买得起，今年又涨价，买不起了。」
买不起的不只是东北农民。
江苏太湖流域，种了二十年水稻的张师傅发现，自家田里的稻子越来越容易倒伏。一场大风，成片成片地倒下，颗粒无收。
专家来看了，说是缺钾。钾肥能让水稻秆壮根深，抗倒伏。
张师傅去供销社买钾肥，一问价格，心凉了半截。一袋50公斤的钾肥，要75块钱。他家十亩地，至少要二十袋，1500块。
而他全年种田的收入，也不过3000块。
新疆吐鲁番，种葡萄的维吾尔族老汉艾合买提，看着自家葡萄园发愁。往年这个时候，葡萄藤上挂满了翠绿的叶子，现在叶子发黄卷曲。
懂行的人告诉他，这是缺钾的症状。葡萄、棉花这些经济作物，需要硫酸钾，不能用氯化钾。
艾合买提咬咬牙，买了两袋硫酸钾。一袋却要80块。
化肥供销系统的数据显示，全国土壤缺钾面积已经超过8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缺钾导致农作物减产10%到30%，每年损失粮食上千万吨。
华南、华中、华东的水田，东北的黑土地，西北的棉田，都在发出警报——土壤钾含量急剧下降。
农业专家测算过，如果不解决钾肥短缺，十年内，中国粮食产量将下降15%。
粮食缺口将超过7500万吨。
而解决钾肥短缺的唯一办法，是找到更多的钾盐矿。
钾盐是生产钾肥的原料。
中国并不是没有钾盐。1957年，地质队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察尔汗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储量30多亿吨。
但察尔汗的问题也很明显。
那里的钾盐是固液共存矿床，钾资源以液相为主，开采受日照、温度、降水等因素影响很大。雨季来了，蒸发量不够，钾盐结晶不出来。冬天气温低，卤水冻住了，也开采不了。
而且察尔汗开采了几十年，资源消耗很大，产量上不去。
1995年，察尔汗的钾肥年产量只有50万吨，远远满足不了全国600万吨的需求。
其他地方也找过。
云南思茅、湖北潜江、四川都找到过钾盐矿，但规模都不大，加起来也就100多万吨产能。
缺口依然有400多万吨。
这400多万吨，只能靠进口。
于是就有了那一幕——加拿大人坐地起价，中国人忍气吞声。
钾肥谈判组的人都知道，不只加拿大，俄罗斯、白俄罗斯、德国，这些掌握钾盐资源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一致——
你要买，我就卖。价格我说了算。不买拉倒。
1994年，俄罗斯钾肥供应商单方面撕毁合同，临时涨价30%。中方抗议无效，只能接受。
1995年初，白俄罗斯以"国内需求增加"为由，将出口配额削减了20%。中国订单被推迟半年。
这些事，让所有参与谈判的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
但憋气有什么用？
没有资源，就没有话语权。
谈判组长从会议室出来，点了根烟，站在走廊窗前，望着远处的北京城。
02
1980年6月17日，新疆罗布泊。
地表温度超过60度，空气里升腾着白花花的热浪。
上午10点30分，著名科学家彭加木离开营地，独自走向沙漠深处。他在笔记本上留下一行字：「我去找水井。」
然后，他就消失了。
科考队员发现他失踪时，已经是下午3点。队长马上组织搜索，但茫茫戈壁，连个脚印都找不到——风沙把一切痕迹都抹平了。
消息传回北京。
当晚，国家调集十几架飞机、几十辆汽车、数千人展开拉网式搜索。
一天，两天，一周，两周。
什么也没找到。
后来的几年里，国家又组织了三次大规模搜寻，每次都出动上千人，每次都无功而返。
彭加木就这样消失在罗布泊。
但很少有人知道，彭加木为什么要去罗布泊。
他去找钾盐。
彭加木是中国第一代寻钾人。从1964年到1980年，他15次进入大西北考察，3次深入罗布泊，目的只有一个——为国家找到钾盐资源。
1980年5月，彭加木第三次组队进罗布泊。这次科考，中国人自己组队穿越罗布泊核心地带，开辟了新的穿越路线，在罗布泊湖心采集到完整的地质样本。
彭加木在考察日记里写：罗布泊盐壳下很可能蕴藏着丰富的钾盐。
但他没能等到找到钾盐的那一天。
彭加木失踪后，罗布泊被贴上了"死亡之海"的标签。
罗布泊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东部，面积超过2万平方公里。历史上，这里曾是水草丰美的湖泊，孕育了楼兰古国的繁华。
但从20世纪初开始，塔里木河和孔雀河不断改道，罗布泊的水源逐渐减少。1972年，罗布泊彻底干涸，只剩下一层厚厚的盐壳。
从卫星图上看，干涸的罗布泊像一只巨大的耳朵，被称为"地球之耳"。
但这只"耳朵"，是地球上最凶险的地方之一。
夏季，地表温度高达70度，人站在上面，鞋底都会被烫软。
冬季，气温骤降到零下20度，寒风如刀，刮在脸上生疼。
全年降水量不到20毫米，蒸发量却超过3000毫米。
2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没有水源，没有植被，甚至连鸟都看不到一只。
罗布泊遍布雅丹地貌——风蚀形成的土丘和沟槽，密密麻麻。人一旦走进去，没有GPS根本找不到方向。
松软的盐壳下面，还藏着巨大的空洞。车辆行驶时，随时可能塌陷。
沙尘暴说来就来。风速能达到每秒30米，卷起的沙石打在脸上生疼。
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的生存极限不超过72小时。
但真正了解情况的人知道，彭加木是为寻找钾盐牺牲在路上。
他的失踪，给罗布泊钾盐勘探蒙上了一层阴影。
1980年之后，虽然地质界普遍认为罗布泊可能有钾盐，但没有人敢再组织科考队深入。
太危险了。
当时的地矿部领导表态：「不能让科学家再去送死。彭加木的教训够深刻了。」
罗布泊的钾盐勘探停滞了。
一停，就是15年。
这15年里，中国的钾肥缺口越来越大，对外依存度从60%上升到70%，每年花在进口钾肥上的外汇超过10亿美元。
这15年里，察尔汗的钾盐产能几乎到了极限，其他小矿区加起来也杯水车薪。
这15年里，无数农民因为买不起钾肥，眼睁睁看着庄稼减产。
而罗布泊地下那2.5亿吨的钾盐，依然沉睡在死亡之海下。
直到1995年。
03
1995年9月，北京，中国地质科学院。
王弭力骑着自行车，在科学院的院子里转了三圈，终于在办公楼门口堵到了院长陈毓川。
「陈院长，我的项目申请您看了吗？」她直接开口。
陈毓川停下脚步，看着眼前这个54岁的女研究员。
「王老师，不是我不批。罗布泊太危险了，彭加木的事你也知道。我不能让你们去冒险。」
「可是不去，国家的钾盐怎么办？」王弭力说，「根据我们的理论推导，罗布泊肯定有钾盐，而且规模不会小。如果不去验证，这些钾盐不知道还要埋多少年。」
「理论是理论，实际是实际。」陈毓川摇头，「80年代以来，去罗布泊的队伍不下十批，有探险的，有考察的，有找矿的。结果呢？要么空手而归，要么出事故。我不能拿你们的命开玩笑。」
「我在柴达木研究了十几年，对盐湖成矿规律很清楚。柴达木和塔里木盆地的地质条件很相似，柴达木有钾盐，罗布泊也一定有。」
陈毓川沉默了。
这个女人，外表温婉，内心却比谁都倔。
王弭力生于四川綦江，父亲王竹亭是留美留德的铁路专家，中国铁路选线设计学科的开拓者。母亲出身书香门第，读过大学。
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王弭力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但她没有选择舒适的生活，反而在1965年北大毕业后，主动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
她去了大庆油田。
那是1965年，大庆油田刚开发不久，条件极其艰苦。王弭力被分配到开发研究院，负责地质编录和岩芯取样。
这是纯技术工作，但王弭力不满足于此。她主动帮工人师傅抬钻杆——那是重体力活，一根钻杆几十公斤，几个大男人才能抬动。
王弭力个子不高，体重不到50公斤，硬是咬着牙跟工人一起抬。
结果腰伤了，从此一到冬天就疼。
1969年，王弭力调到湖北江汉油田，参加江汉盆地钾盐找矿会战。
那是她第一次接触钾盐。
江汉盆地发现了高温富钾卤水，温度高达70多度。王弭力和同事们在地下几百米的矿井里采样，热得几乎窒息，但她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那次会战，她负责的区域成功圈定了钾盐矿化范围。
1978年，她调入化工部化工矿产地质研究院。1983年，又调入中国地质科学院矿床地质研究所。
无论在哪里，她研究的都是钾盐。
她在柴达木盆地一待就是十几年，对盐湖成矿规律研究得极深。她提出，柴达木盆地的半水石膏是常温下卤水掺和发生交代作用的产物，归纳出该盆地盐湖钾盐三种成矿模式。
1990年代初，王弭力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她研究了塔里木盆地和柴达木盆地的地质构造，发现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第四纪以前，这两个盆地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后来青藏高原隆升，才把它们分开。
既然柴达木有钾盐，塔里木也应该有。
而塔里木盆地最低的地方，就是罗布泊。
「水往低处流，卤水矿床一定在盆地的最凹处。」王弭力在笔记里写道，「罗布泊干涸后，塔里木河和孔雀河几千年带来的矿物质都沉积在那里。如果有钾盐，一定在罗布泊。」
她把这个理论称为"高山深盆迁移"模式，还提出了"两段式成钾"的新认识。
但理论需要验证。
验证就要去罗布泊。
1995年春天，王弭力和课题组成员刘成林、焦鹏程、陈永志、杨智琛几个人商量，决定向院里申请立项。
他们知道难度很大。
1995年，中国地质事业正处于低谷。矿产资源不值钱，地质队伍大量裁员，科研经费少得可怜。
而且罗布泊的阴影还在。彭加木失踪已经15年了，但那件事对地质界的影响还很深。
但他们还是决定试一试。
刘成林起草了项目申请书，王弭力亲自修改了三遍。
9月，他们把申请书交上去。
然后就开始堵领导。
王弭力、刘成林、焦鹏程几个人，骑着自行车，在科学院院子里转悠，逮着陈院长就说项目的事。
陈毓川被他们缠得没办法，但还是不松口。
「你们的理论我看了，很有道理。但罗布泊太危险，我不能批。」
王弭力不放弃。
她找到陈院长办公室，摊开一张地质图。
「陈院长，您看，」她指着图上罗布泊的位置，「根据地质构造分析，罗北凹地是整个塔里木盆地的最低点。卤水会向这里汇聚。如果有钾盐，就在这里。」
「可是这只是推测。」陈毓川说。
「所以我们才要去验证啊。」王弭力说，「给我们一点钱，打几口井，探一探。如果没有，我们死心。如果有，那就是为国家找到了战略资源。」
陈毓川沉默了很久。
他看着王弭力，这个外表温柔、说话轻声细语的女人，眼神里却有一种他很熟悉的东西——
那是地质人特有的执着——为了找矿，可以放弃一切。
「你们几个人？」陈毓川问。
「五个。」王弭力说，「都是我们所里的骨干。」
「装备呢？」
「我们想办法。」
「经费呢？」
「能给多少是多少。」
陈毓川叹了口气。
他知道，这个项目批不批，都很难。批了，万一出事，他承担不起责任。不批，这些人肯定不会死心。
但最终，他还是松口了。
「我给你们10万。」他说，「就这些了，院里实在拿不出更多。」
王弭力说：「够了！」
陈毓川摇头：「你知道10万块能干什么吗？买辆车都不够。你们要去罗布泊，光交通工具就不止这个数。」
「我们想办法。」王弭力说，「二手车也行，借车也行。」
「还有打井的设备，给养，水……」
「我们都想办法。」
陈毓川看着她，最后说了一句：「你要保证安全。」
「我保证。」
1995年10月，项目正式立项。地矿部拨款10万元，作为"罗布泊远景区成钾"专题的启动经费。
王弭力拿到批文那天，握着那张薄薄的纸，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外面的北京城。
她知道，这10万块钱是国家对她的信任。
她要用这10万块，去死亡之海赌一把。
赌赢了，为国家找到战略资源。
赌输了，她可能像彭加木一样，再也回不来。
04
1995年11月，北京已经入冬。
王弭力和课题组成员坐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会议室里，面前摊着一堆账本和清单。
10万块钱，要支撑一次罗布泊科考，怎么花？
刘成林拿着计算器，一项一项算。
交通工具，10000元。从石油勘探部门买两辆淘汰的解放牌卡车，每辆5000块。
化验设备，20000元。便携式化验仪器，检测卤水里的钾含量。
给养，5000元。一个月的压缩饼干、罐头、水。
宿营装备，3000元。军品店处理的旧帐篷、棉睡袋、王弭力自己缝制的棉袄。
油费，7500元。从北京到新疆库尔勒，加上在罗布泊里跑，1万公里的柴油。
应急物资，10000元。GPS、指南针、急救药品、备用零件。
算到这里，已经花了55500元。
「人员费用呢？」刘成林问，「五个人，在野外待一个月，总得给点补助吧？」
王弭力摇头：「这个不要了。」
「不要？」
「不要。」王弭力说，「钱太紧张，能省就省。大家都是公家人，工资照发，不要补助了。」
刘成林苦笑：「那我们可真是义务劳动。」
「不是义务劳动，」王弭力说，「是为国找矿。」
最后，账本上剩下44500元，作为机动经费。
焦鹏程说：「王老师，咱们真要用这点钱去罗布泊？」
「嗯。」
「够吗？」
「不够也得去。」王弭力说，「这是国家给咱们的信任，不能辜负。」
刘成林问：「如果找不到呢？」
王弭力看着他，认真地说：「那就证明我的理论错了。但至少我们试过。」
1996年1月，准备工作开始。
焦鹏程去石油勘探部门，花5000块买回一辆解放牌卡车。车是1985年产的，已经跑了十几万公里，车身锈迹斑斑，发动机漏油。
修车师傅看了看，说车能跑几千公里，再远不敢保证。
第二辆车，是刘成林从朋友那里借的一辆北京吉普。车况稍微好点，但也是跑了十万公里的老车。
帐篷是从军品店买的处理品，五顶帐篷一共花了800块。帐篷有几个地方补过，但不影响使用。
睡袋是最便宜的棉睡袋，一个40块，五个200块。
防寒服是王弭力自己做的。她买了几米厚布料和棉花，在家里用缝纫机做了五件棉袄。
课题组的其他成员看到这些装备。
「王老师，就这些东西，能行吗？」有人问。
「能行。」王弭力说，「前辈们当年找矿，条件比这还艰苦。」
1996年3月，王弭力回了趟家。
她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身体还算硬朗。父亲王竹亭在1992年去世了。
王弭力坐在母亲身边，握着她的手。
「妈，我要出去考察一段时间。」她说。
「去哪里？」母亲问。
「大西北。」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问：「去罗布泊？」
王弭力一愣：「您怎么知道？」
「我猜的。」母亲说，「你从小就倔，认准的事，谁也拦不住。」
「妈……」
「去吧，」母亲说，「但要答应我，一定要活着回来。」
王弭力说：「我答应您。」
离开家之前，王弭力去了趟八宝山。
她站在父亲的墓前，放下一束花。
「爸，」她轻声说，「我要去做一件事。很危险，但很重要。您在天上保佑我。」
王弭力站了很久，然后转身离开。
1996年4月，课题组在中国地质科学院集合。
王弭力、刘成林、焦鹏程、陈永志、杨智琛，五个人站在两辆破旧的卡车前。
车上装满了设备和给养。
陈毓川院长亲自来送行。
「一定要注意安全。」他说，「有事就撤，不要硬撑。」
「我们会小心的。」王弭力说。
「找不到也没关系，」陈毓川说，「人比矿重要。」
王弭力点点头。
她最后看了一眼北京的天空，然后上了车。
发动机轰鸣，两辆车缓缓驶出科学院大门，向西而去。
那是1996年4月15日。
王弭力55岁。
05
1996年5月初，库尔勒。
两辆车停在库尔勒市郊的一个加油站，加满油，装满水。
这是进罗布泊前的最后一站。
过了库尔勒，往东就是无人区。
焦鹏程检查车况，发现解放牌卡车的右前轮有点漏气。他拿打气筒打了半天气，轮胎才勉强鼓起来。
「这车还能撑多久？」刘成林问。
「走一步看一步吧。」焦鹏程摇头。
加油站的维吾尔族老板看着这两辆破车，问：「你们要去哪里？」
「罗布泊。」王弭力说。
老板说：「罗布泊？那是死人的地方，你们不要命了？」
「我们是地质队，去找矿。」
「找什么矿值得去那种地方？」老板摇头，「劝你们还是别去了。每年都有人进去，有几个能活着出来？」
王弭力没有回答。
她从老板那里买了50公斤干馕和20公斤羊肉干，又装了200升水。
老板叹气，又给他们装了100升水。
「不收钱了，」他说，「就当是给你们保命用的。」
5月6日凌晨5点，天刚蒙蒙亮，队伍从库尔勒出发。
按计划，他们要沿着常规路线——从库尔勒向东，经过营盘、楼兰，进入罗布泊腹地。
车开了两个小时，前方出现了一道关卡。
两个穿制服的人拦住了车。
「前面不能走了。」其中一个人说。
「为什么？」王弭力下车问。
「接到通知，这条路封了。」
「什么时候封的？」
「上个月。」
「为什么封路？」
「不知道，上面的命令。」
常规路线走不通，只能绕路。
刘成林摊开地图，指着罗布泊北面的鄯善。
「从这里进？」
「没走过。」焦鹏程说，「不知道路况。」
「没走过也得走。」王弭力说，「没别的选择了。」
队伍掉头，向北开往鄯善。
从鄯善进罗布泊，要穿过一片戈壁和沙漠。没有路，全靠GPS定位。
5月7日上午，车队驶入戈壁。
路面全是碎石和沙土，车轮陷进沙里，发动机轰鸣，车才艰难爬出来。
中午，太阳升到头顶，温度飙升到40多度。
车里没有空调，五个人挤在驾驶室里，热得汗流浃背。
下午3点，解放牌卡车的右前轮爆胎了。
焦鹏程跳下车，打开工具箱，拿出千斤顶和备胎。
换轮胎的时候，他的手被轮毂划破了，鲜血直流。
「没事吧？」王弭力问。
「没事。」焦鹏程用水冲了冲伤口，继续换胎。
半小时后，轮胎换好，继续前进。
但走了不到两公里，又陷车了。
这次陷得很深，后轮完全埋在沙里。
五个人下车，用木板垫在轮子下面，一起推车。
推了十几分钟，车才慢慢爬出来。
陈永志累得坐在地上，大口喘气：「这什么路啊？」
「没路。」刘成林说，「只有方向。」
天黑前，他们总共才前进了4公里。
按这个速度，到罗布泊要走好几天。
但给养只够半个月。
晚上，五个人坐在帐篷里，吃干馕喝凉水。
王弭力看着地图，用手电筒照着，计算距离。
「还有120公里。」她说，「如果每天能走20公里，六天能到。」
「每天20公里？」焦鹏程苦笑，「今天才走了4公里。」
「明天会好些。」王弭力说。
但第二天更糟。
上午10点，起风了。
开始是微风，然后越来越大。
到了中午，风速已经达到每秒20米以上，沙尘暴来了。
黄沙铺天盖地，能见度不到10米。
车队被迫停下，所有人躲进车里。
沙尘暴持续了三个小时。
等风停的时候，车身上堆了一层厚厚的沙。
更糟的是，GPS失灵了。
可能是沙尘进了机器里，GPS屏幕一片模糊，什么也显示不出来。
「完了。」刘成林说，「没有GPS，怎么找方向？」
「用指南针。」王弭力说。
焦鹏程拿出指南针，但罗布泊地下有强磁场，指南针乱晃，根本分不清方向。
五个人站在戈壁上，四周一望无际的黄沙，没有任何参照物。
「怎么办？」陈永志问。
王弭力没有马上回答。
她站在原地，仔细观察周围的地形。
雅丹地貌都是风蚀形成的，沟槽的方向应该和风向一致。
而罗布泊的主导风向是从西北到东南。
「看那些沟槽，」王弭力指着地面，「都是西北-东南走向。我们要往西南走，就要和沟槽保持45度角。」
「能行吗？」刘成林问。
「试试吧。」
车队重新出发，按照王弭力指的方向前进。
走了两个小时，陈永志喊：「你们看！」
前方出现了一片白色。
那是盐壳。
罗布泊的盐壳。
五个人欢呼起来。
他们终于到了。
那是5月12日傍晚，距离离开库尔勒已经六天。
06
罗布泊的盐壳，在夕阳下泛着白光。
王弭力站在车前，看着眼前这片寸草不生的荒原。
彭加木就是在这里失踪的。
「搭帐篷。」她说。
五个人在盐壳边缘找了块相对平坦的地方，搭起帐篷。
晚饭是干馕和罐头。
吃完饭，王弭力摊开地图，用手电筒照着。
「根据我的推测，」她指着地图上的一个位置，「罗北凹地应该在这里。那是整个盆地的最低点，如果有钾盐卤水，一定在那里。」
「多远？」刘成林问。
「大概50公里。」
「50公里？」焦鹏程说，「按今天的路况，至少要走两天。」
「明天就走。」王弭力说。
5月13日早上6点，天刚亮，队伍出发。
罗布泊的盐壳看起来平坦，其实遍布裂缝和空洞。
车开得很慢，每前进一米，都要仔细观察地面。
中午，解放牌卡车的左后轮突然陷了下去——盐壳下面是空的，轮子掉进了一个洞里。
五个人下车查看。
洞不深，但轮子卡住了。
他们用木板和石头垫在轮子下面，用千斤顶把车顶起来，用了两个小时，才把车弄出来。
下午4点，终于到了罗北凹地。
这里比其他地方更低，盐壳的颜色也更白。
王弭力跳下车，蹲在地上，抓起一把盐壳，仔细观察。
「就是这里。」她说。
「怎么打井？」刘成林问。
「先打浅井，」王弭力说，「用洛阳铲，一米一米往下打。如果发现卤水，就说明方向对了。」
五个人分工，两个人打井，两个人记录，一个人负责化验。
第一口井，打在罗北凹地的中心位置。
焦鹏程和陈永志两个人，握着洛阳铲的杆子，用力往下转。
盐壳很硬，铲子转得很吃力。
一米，两米，三米……
打到五米深的时候，带上来的全是干燥的盐土，没有水。
「再往下。」王弭力说。
六米，七米，八米……
还是干的。
打到十米，打不动了。
「算了，」王弭力说，「换个地方。」
第二口井，打在偏西100米的位置。
结果一样，十米深，没有卤水。
第三口井，第四口井，第五口井……
一口接一口，都是失望。
到了5月16日，他们已经打了20口井，没有一口见到卤水。
晚上，五个人坐在帐篷里，气氛很沉闷。
「会不会判断错了？」陈永志问，「这里根本没有钾盐？」
王弭力没有说话。
「再打。」她说，「明天继续。」
5月17日，继续打井。
第21口，第22口，第23口……
依然没有。
5月20日，打了40口井。
5月25日，打了60口井。
5月底，打了80口井。
焦鹏程的手上磨出了血泡，破了，又磨出新的血泡。
陈永志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刘成林的脸被晒得脱了一层皮。
作为项目负责人，所有人都在看王弭力。
如果找不到，这个项目就是失败的，她的理论就是错的。
10万块经费就这样打了水漂。
国家本来就穷，拿出这10万块已经很不容易了。
如果找不到，她怎么向国家交代？
但她没有停下。
第81口井。
没有。
第82口，第83口，第84口……
还是没有。
一口井，一口井，又一口井。
焦鹏程已经累得不想说话了，他机械地转动洛阳铲，一圈，又一圈。每打完一口井，王弭力就在笔记本上画一个圈。
第90口。
第95口。
第98口。
第99口。
6月初的一天，第100口井。
还是干的。
「王老师，已经100口了。」焦鹏程放下洛阳铲，声音沙哑。
王弭力看着手中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画满了圈。
100口井。
每一口都是失败。
那天晚上，王弭力一个人坐在帐篷外，看着罗布泊的星空。
罗布泊的夜晚很冷，她裹着棉袄，还是觉得冷。
刘成林走过来，坐在她旁边。
「王老师，要不咱们撤吧。」他说。
王弭力转头看着他。
「给养不多了，」刘成林说，「水只剩三分之一，馕也快吃完了。再不走，可能真回不去了。」
王弭力沉默了很久。
「再打20口。」她说。
「王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