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链：40年来的四大变化和六大抉择

如果总结过去一百多年中国的历史，那么最凝练的概括一定是“现代化”，但是如果总结过去四十多年的历史，主题便一定是“经济”了。

经济活动几乎是现代社会的全部。现代社会本质就是以市场逻辑取代强盗逻辑的过程，而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文化种种都是生发于市场逻辑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经济因素“嵌入”，任何试图“脱嵌”的行为都会置社会于危险之中。

更何况无论革命激情也好，宏大叙事也罢，都会适时隐退回归真实的生活，这正是改开四十年来重心转移到经济上的底层逻辑。

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就是我们一次次抉择与转向的线路图，从一个路口到另一个路口，其中处处艰难阻碍。

吴敬琏先生曾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可以归结为市场在地域与范围上不断扩展的过程。然而，在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下，市场的出现及其扩展并非是一帆风顺地直线进行的过程。”

▋真正的改革开放，其实始于1992年

今天我们可能把改革开放的所有成果看作理所当然，但若把时光回溯到四十多年前，就不难看到当时改革的艰难。

一方面，两千年秦制和几十年苏联模式混凝在一块，坚如磐石；另一方面，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以阶级叙事为中心的时代，思维很难扭转。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分为上下半场，真正大刀阔斧深化改革，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是从1992年才开始的。

1978年到1992年的14年是跳前的深蹲，是日出前的拂晓，它经常被忽略，却是新中国最重要的14年。这段探索是吃饱饭的前六个馒头，没有它就没有后来的一飞冲天。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为稀缺的不是人才，不是干劲儿，而是共识。这时，哪怕提出正确的计划，也会在各方的激烈反对下胎死腹中。所以，中国进行了一次不知道要去哪，也不知道怎么去的改革，在不断摸索中凝聚共识，才有了1992年的改革成功。

最终，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新时期的发展路线，中国才走上了正确的改革方向。

改革开放在经济层面，本质上有四个改变：一是改变观念，二是改变所有权，三是改变市场主体，四是改变与世界的关系。举凡过去四十年的重大选择，全部离不开这四个面向，六次抉择。

▋观念改变

① 告别思想僵化——从“两个凡是”到“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观念先行，站在今天回看，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改革的肇始源自一场看起来与改革毫无关系的争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此拉开了全社会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这一讨论就像宇宙大爆炸，以往的贫穷、苦难、困窘汇合为普遍的人心思变，仿佛一个奇点，《标准》是第一声第一闪，领着群星向四面八方飞去，随后开始了后四十年的灿烂时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魔力，恐怕就在于颠覆了当时的人们对真理的认知——究竟是现实服务于真理还是真理服务于现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做出了新的选择，压抑已久改革的愿望随着观念的变化喷涌而出。

▋所有权改变

② 土地所有权的改革——改革首先是承认人性，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

中国人对土地公有的向往古已有之——这源自三千年前的井田制度和儒家天下大同的理想。因此，自五十年代实行人民公社之后，土地公有这一所有权政策，在观念上一直不容置疑。

然而经历了食品短缺、农业的长期停滞后，每当形势稍有松动，农民就会提出承包土地，独立经营等问题，在56-76年间围绕土地经营形式的多次博弈，被吴敬琏称做包产到户的“三起三落”。

改革首先是要承认人性，正如经济学家曼昆所说“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好的制度一定是让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趋于一致。对农民来说，所有权就是最好的激励。

到1980年，赞同土地承包制的意见逐渐占据上风并很快在全国施行。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口号激励下，1978-1984六年间粮食产量增加33.6%，棉油糖的作物也有爆炸性的增长，自此中国社会整体告别了“饥饿”。

站在今天回望这一改革，其意义绝不仅限于农业层面。自此之后，个体劳动者创业、乡镇企业、甚至于一种迥异于苏东改革的体制外先行的“增量改革”等，原本在改革意料之外的事物，不出数年，便自发的破土而出了。

▲农民到粮站交公粮

③ 改革尚在半途——国企改制之路

国有还是私有的问题中国古已有之。法家集权与黄老无为在两千年的历史中交替上演、轮流坐庄——汉武帝就曾一改汉初黄老的无为之术，把盐、铁、酒、铸钱等等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宋代王安石司马光之辩也围绕着姓“国”还是姓“民”：王安石主张全盘国有化，而司马光则主张小政府大社会，藏富于民。

到了当代，情况又为之一变。国有还是民营在革命时代由利弊问题变成了是非问题。

改革开放后，经历了“承包制”的混乱局面，面对大多数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都是建立在私有的原则上，厉以宁教授在1986年发表《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为国企改革打开了新思路——用混合所有的股份制形式改造国企的所有权，解决人们对“所有权激励”的渴望。

▲北京798艺术区，上世纪七十年代曾是北京无线电器材厂

尽管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发生了不少“书记变老板”之类侵吞国有资产的不公不义。但总体来说让还是让国企轻装简从，也让国家卸下了越来越承受不起的负担。

但如今改革其实尚在半途，国企改革几乎是改革开放所有大型改革中完成度最低且经常反复的一项。

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过于强调国企的规模有时会造成国企“大而不强”以及“国进民退”的问题。若是各级政府以“有形的手”把资源优先配置给国企，那么国企与民企间就会形成事实上的“双重价格”，这不仅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也会导致腐败滋生。

▋市场主体的改变

④ 化控制为自由——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究竟谁才是市场的主体，是关乎改革方向的一个重要议题。

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对这一问题有至少三种理解——苏联计划经济体系、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体制、西方的市场经济体系。

我们该何去何从，再次面临新的选择。计划还是市场，背后的实质其实是经济到底是基于控制还是自由。

人类的主观感受无法被精确衡量，价格与市场体系正是人的主观感受与客观的物质世界间的一座桥梁。人在可以自由选择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会补齐市场的短板。没有自由市场，在缺乏市场价格机制条件下，就没有价格制度，也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正确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的运作，进而必然导致计划体制的失灵和经济的低效。

在改革伊始，中国急切于市场主体的改变，便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以及“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策略，绕开旧教条的束缚，开辟了市场的空间。

早期私营企业的雇工不许超过七个，超过七个就属于资产阶级剥削回潮。但事实上很多企业为了发展私下雇员都超过了这个数字。最终上面一锤定音：“不争论，放两年再看”。“看”的结果是：人们逐渐认识到，允许雇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私营企业的发展对社会和劳动阶级有利无害。

市场主体一旦转变，如饥似渴的创业者便不再被“投机倒把”之类帽子所阻吓，纷纷跃入商海。从大碗茶、傻子瓜子里走出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民营企业家，也造就了今天繁荣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伊始，大多数私营企业主都从“练摊”开始

⑤ 市场经济不能只有一只手——货币与财政刺激

建国伊始，经济发展并非优先议题，聊胜于无的货币政策也是服务于革命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认识到经济发展离不开杠杆，便开启了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的进程。

但中国经济转轨过快，很多宏观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吴敬琏先生举例说道：“最明显的就是靠货币超发和信用膨胀支撑起来的高速发展一直伴随着我们。在1980年、1985年、1988年和1993年中国就反复出现过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但是经济不能永远只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如何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变得活跃才是更大的课题。

过去四十年，“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一直是中国经济百试不爽的药方。投资不振就搞铁公基（铁路、公路、基建），消费需求不足便降息刺激，这几乎已经成为我们遇到困难的解决公式。

经济发展的动因是创造和创新，货币或者财政政策或可解一时之急，但绝非让经济持续增长的长久之计。用财政货币政策来解决增长问题，就好像发烧了不消炎只吃退烧药一样，治标不治本。在盘活存量的同时需要更关注创造增量，毕竟创新才是市场的生命，企业和企业家才是市场的主体。

▲重庆立交桥

▋对外关系的改变

⑥ 以开放促改革——开放的程度就是改革的程度

闭关锁国还是走向世界，这几乎是1840年以来中国始终无法彻底回答的问题。本来中国广袤的国土与巨大的人口体量可以支撑小农模式的自给自足，可惜我们的千年美梦终究被西方工业文明的全球化所粉碎。

建国以后，中国经济在“一边倒”的政策加上“自力更生”的指导思想下内循环。

开放与改革互为前提因果，改革若不放到世界的大背景里就变成了自说自话。如果闭关锁国就能解决问题，那我们今天可能还在大清。

改革开放以后， 亚洲四小龙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出口导向经济的巨大潜力。此后中国定下了加入“国际大循环”的国策，为融入国际贸易做出多项改革：大量招商引资，打破贸易垄断，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开放外汇市场，设立经济特区，最终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到了2010年，中国外贸占GDP比重高达48.77%，成为经济第一支柱。即便在现今疫情和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外贸产值仍占GDP总量的31.94%。

开放是改革的风向标，开放的程度某种意义上就代表改革的决心，这也是我们未来观察改革的一个视角。

▲上海港夜色

▋选择远未结束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这四个改变、六个十字路口选择塑造了今日的中国。大到城市高铁、中到音乐、小到发型，其实都跟我们的选择有关。社会何以成为今天的社会，人何以成为今天的人，全部源自这天翻地覆的四十多年。

过去、现在、未来是联结为一体的，历史并不会在某一天断裂。即便是今天的我们，其实仍然身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之中。过去四十多年只是改革开放的上半场，下半场如何进行，仍然等待着我们作答。

前面的六个路口我们艰难走过，今天第七个路口该如何抉择，才是我们面临的真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