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绩主义之下，我们敢不敢按下取关键？

民智漫谈

作者：邵逸飞，民智国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正文约3300字，预计阅读时间11分钟）

晚上十一点，北京地铁八号线还挤得像早高峰。

小智旁边，一个戴着工牌的乘客拎着电脑包，站在车门边刷短视频。屏幕上是熟悉的教室背景板——

“老师～我真没复习，你就考我吧。”

接着是标准流程：全班哄笑，老师点名，短剧里这位同学站起来，一字不差地背出全文。

她笑得很夸张，耳机里传出被压低的笑声，笑到眼角挤出一点泪。

笑完，她又很快收住，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弹出一条新消息，随即便表情一紧，开始飞快地敲击键盘回复。

这种情绪转换，小智特别眼熟。

短视频里演的是“高中过去式”，手机屏幕之外，她却还活在永无止境的大考里——只是考场从教室换成了格子间，分数换成了 KPI，老师换成了直属领导。

视频底下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写着：

“我以为我在看乐子，其实我在看自己的前半生。”

当优绩主义成为众矢之的

和过去不同，社交平台上，“好学生人设”似乎越来越招人烦：卷到秃头还要发“我啥也没干”；拿了奖学金要配文“这次真的只是运气好”；

在“离家千里又万里，务必争气再争气”的热搜底下，评论区直接炸了——

“离家千里已经够累了，为什么还要再争气一遍？”

“我离家，是为了逃离这套‘不争气就白养你’的叙事。”

“好学生”从一个中性甚至褒义词，慢慢变成了优绩主义的代号，甚至是“站在既得利益一边的人”的代号。

而短视频里的TA们，就是这套系统里最刺眼的那群人。

TA们并不一定是坏人，甚至往往很“听话”：成绩好，担任班干部，积极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熟练地把自己压榨出最高的分数。

但问题在于——我们看着TA们的时候，心里想的从来不是TA一个人，而是那套把活生生的人变成“排名数据”的残酷规则。

因此，我们对TA们的复杂情绪，本质上是在和那个笃信“分数至上”的自己，以及把我们困在其中的系统进行无声的对抗。

我们为何活在无尽的竞争中？

“竞缘脑”这个说法这两年开始流行：见谁都先算一算“TA会不会比我强”，“会不会抢走我的位置”。

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竞缘脑，大概有几条迹象：

1. 听到别人被表扬，第一反应不是“真厉害”，而是“完了，我是不是落后了”。

2. 刷到别人晒 offer、晒绩点、工资单，心情立刻从晴转阴，哪怕你俩根本不是一个赛道。

3. 休息的时候也会焦虑：我现在躺着，是不是别人都在悄悄努力？

简而言之，就是为了“比”而活着。

这在东亚社会尤其普遍，因为大部分人从小学开始就被反复灌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分干掉一万人”，“不吃苦你就会被淘汰”。

在这种语境下，优绩主义被包装成一种公平：考得好，你就有资格进好学校、去大城市、找好工作。

哈佛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里提到，优绩主义不只是一套选拔机制，更是一整套“讲述成功与失败”的道德叙事：考上名校、爬上金字塔的人，被鼓励相信一切都是“我应得的”；而那些没能“赢”在起跑线的人，则被温柔又残酷地暗示——“你不够努力，所以不配”。

▲ 迈克尔·桑德尔《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乍一听，这似乎是一种“靠本事”的游戏规则，赢家通吃。听起来很像科举，只要你考得上，就能改命。

但问题是，当独木桥越来越窄、赛道越来越挤、起跑线差距越来越大时，这套规则就开始变味了。

人类学家项飙曾提到过一个现象：当代年轻人其实很难活在当下，因为大家把当下仅仅看作一个迈向未来的台阶，更多的选择不直接面对当下的生活与意义。

我们总想着快点跨过去、快点翻篇，似乎只要跑得够快、流动性足够高，就能解决眼前所有的问题，从而快速获益。

这种对未来的过度透支和对当下的悬置，正是滋生“竞缘脑”的温床：你知道游戏残酷，也知道未必公平，但你不敢、也不甘心退出——它让我们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

于是，就只好把所有人都当成潜在竞品——同学、同事、恋人、朋友，甚至屏幕那头那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

普通之困

而另一边，是更庞大的一群普通人。

小智的好友阿诚，来自东北一个小县城，在二本院校读完书，跑来深圳做基层运营。

父母反复叮嘱他：

“你离家这么远，可一定要争气啊，别丢人。”

他也曾试图在这座城市“卷”出一条路：报过项目管理证书班，学过 Python 和 C++，周末跑去打羽毛球刷步数，心里想着哪天能在朋友圈发一条“终于上岸了”的喜报。

可这一两年，他慢慢意识到：

招聘“985/211以上”，“两段实习优先”的岗位，只要挂出来，投简历的人比他想象得还多。

房价死死钉在他的收入之外，户口指标紧得像彩票。

他并不是不努力，只是这些年，他看到太多“比他优秀的人，还比他努力”，却依旧被裁员、被降薪、被迫转行。

“那我到底在跟谁比呢？”有天晚上，阿诚问到。

“以前觉得是跟同龄人比、跟同学比、跟同事比。后来发现，根本不是一条赛道。

这感觉就像是被扔进一个巨大的滚筒洗衣机里，一边有人拿着话筒喊‘只要努力就会成功’，一边有人在疯狂调快转速。”

这就是“竞缘脑”这套叙事最为荒诞的地方：你很难简单地骂阿诚是“优绩主义的帮凶”。因为阿诚比谁都清楚这套东西有多残忍。

当机会大致公平的时候，优绩主义是一种“你可以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承诺；

当起点差距和机会不对等越拉越大，这套承诺就开始变成一种指责——“你没过上理想生活，因为你还不够努力。”

这套逻辑的高明与残酷之处就在于此：它让你在失败时，第一时间先怪自己。

承诺破产了，但内疚感还在。

在夹缝中，寻找另一种可能

优绩主义和竞缘脑最隐蔽的地方在于，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的反感，看上去是在讨厌某个具体的人，实际上是在讨厌那个“被迫加入竞赛”的自己。

看到对方“又装又赢”的时候，我们气得牙痒痒；

看到“学阀”们把“大专自嘲梗”也玩成名校炫耀时，我们觉得“连自嘲的资格都要被抢走”。

有时候，评论区的恶毒想象，像是一种粗糙的“底层反抗”：既然在现实里扇不到他们巴掌，那就在弹幕里狠狠扇几下。

这当然有发泄的元素，却也透露出一种更深的疲惫：大家已经不再相信“赢的人自然值得一切”，但又找不到别的评价体系，只好用骂声去补偿。

社会学家严飞观察到，当下的许多年轻人处于一种清醒的困境之中——他们清楚地知道“考上名校也不代表一生无忧”，对这套“努力神话”充满怀疑。

“但他们又找不到别的路，只能一边骂着卷，一边继续卷。”

这种“找不到别的路”的困顿，恰恰是优绩主义最坚固的壁垒。它不仅仅是一套评价体系，更像是一种垄断，挤占了我们对生活其他可能性的想象空间。

一个看上去人人都可以通过努力获胜的社会，慢慢变成了桑德尔所说的“只能赢、不能输的社会”：表面上是赛道对所有人开放，实际上却让大多数普通人在无尽的比较中同时失去尊严和退路。

难道解决办法就是“拒绝一切竞争”，“大家一起躺平”吗？

恐怕也没这么简单。

也有不少声音会说：“不搞优绩主义，你想搞什么？拼关系吗？那样更不公平。”

在一个资源有限、筛选压力很大的社会里，完全取消考试和竞争，几乎是不可能的。

问题不是“要不要吹捧优绩”，而是：

我们是不是把优绩主义当成了评价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尺？

当一个人被允许只是一名普通的文员、一位县中的教师、一位银行的职工，当然不应被视为“失败”；

当一个孩子不擅长考试，但有自己热爱的事物、会照顾人、有耐心、希望习得一技之长，这种特质同样值得被看见；

当一个公司不再单一使用冷冰冰的 KPI 去决定生死，而是愿意看见那些无法被量化的、有活人味儿的协同合作，它才可能真正走得长远。

到那时，优绩主义也许就不会这么上头。

社会环境的改变，需要漫长的时间。

但在那之前，我们至少可以从附近开始。比如：

下一次刷到“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努力”的伪鸡汤，试试长按“不再推荐此类内容”。因为那不是激励，那是精神的毒药；

看到别人晒成绩、晒 offer，可以在心里默念一句：“这是TA的高光时刻”，学会单纯地点一个 “赞”，而不是顺手点开对方主页去盘账；

在夸奖别人时，试着减少“你真厉害、真牛”，多一点“跟你在一起很舒服”，“你聊天的方式我很喜欢”——把注意力从量化的标准挪回“人”本身；

和父母聊天，慢慢把“你儿子年终奖多少啊？”的话题，引导到“最近身体怎么样”“有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吗”。

对自己也一样。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普通人”变成了一个需要自嘲才能说出口的身份。

好像承认自己普通，就是承认“我不够努力”，“我不争气”。

可细想一下，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人本来就应该是普通人：

只是做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有空和朋友们一起吃吃饭、发发呆、经营好自己的亲密关系、养一只猫。

如果连过上这样的生活都需要先验资，那出问题的绝不是你。

结语

也许我们一时还摆脱不了优绩主义，也很难一下子卸载竞缘脑。

但我们可以，在下一次别人给你转发那句：“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努力”时，毅然决然地按下那个“取关键”，然后继续去过那个专属于你自己，由你的热爱、你的关系、你的具体感受所定义的日子。

松绑或许漫长，但内心的解放，可以始于每一个微小的、附近的、具体的瞬间。

撰稿：邵逸飞

编务：宋佩璇

责编：邵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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