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多学科的对话：城市史与城市遗址保护

城市是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城市遗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独特的、极高的文化价值。由于受到千百年自然力的侵蚀，再加上经济发展、城市扩张、人为破坏等现实因素，我国的城市遗址保护已成为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2025年11月15日，厦门大学东南历史与文化遗产学术沙龙第十期“多学科的对话：城市史与城市遗址保护”在厦门大学南光楼顺利召开。本次沙龙由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梁建国教授召集，来自河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博物馆、福建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圆明园研究院的八位专家与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的学者，从考古学、文物保护、中国史及世界史等多学科的视角，对城市史与城市遗址保护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沙龙现场

河南大学曹金萍教授首先对开封考古工作进行了回顾和评述。她认为，开封城研究具有比较成熟的参考文献，但许多问题尚需深化研究，比如学界尚未制作完善的北宋开封都城实测地图。开封独特的“城摞城”现象对考古发掘工作造成困难，学界也常常忽视宋代以外的其它朝代的开封城研究。开封考古工作分为两期，第一期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探明了三重城垣的城市圈层，以点串线初步绘制了北宋东京城三重城垣的分布图，后期还需更多的考古资料逐渐完善。开封考古第二期的高潮以2013年为开端，发掘成果以明代为主，而宋代成果则主要为顺天门遗址和汴河州桥遗址。曹教授还通过北宋开封考古实例，指出仅仅通过历史文献进行研究具有局限性，必须结合考古发掘成果，进行深入探索。开封遗址保护规划大纲即将完成，开封城市遗址保护与公共展示也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最后，曹教授对开封研究提出更多期待，强调要以多学科视角，采用数字技术，对开封材料进行多维的解读。

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博物馆葛奇峰研究员结合考古实例图片，对北宋东京城顺天门博物馆的考古和展示工作进行回顾和总结。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博物馆位于开封市夷山大街中段，占地约57亩，建筑面积约16000平方米，是展现开封城摞城文化、北宋都城文化最大最集中的窗口单位，是开封首座遗址类博物馆。该馆主场馆分为遗址区、文物区、文创区、研学区和体验区等五个主要功能区，建筑平面布局类似一座方形瓮城，馆内考古遗存则以宋代为主，兼顾元、明、清一些重要遗存。考古发现是城市文旅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但遗址很难成为文旅展览的主体，须结合数字化技术和场景式互动，提供沉侵式体验，从而吸引游客兴趣。如何“讲好故事”，是考古资源对外展示的核心要素。顺天门遗址博物馆制作了《千古城摞城》《遇见顺天门》《皇城根耕读家》等三部沉浸式影片，并设置城摞城行浸式VR剧场向公众展示。

河南开封，城摞城遗址。

中国人民大学王子奇副教授讨论了元人《宦迹图》所见大都城门与建筑札记，兼谈文字与图像“证史”的“真实性”。他指出，在中国古代城市中，城门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构成要素，他结合《马可波罗行纪》《南村辍耕录》和《宦迹图》等文字与图像资料，对元大都大内南门——崇天门等城门的规模、形制和“礼仪性”等问题进行探讨。都城的城门规制与地方城市有所不同，各城门的门道数量各异，如开封城宣德门在宋朝之前仅有双门道，北宋前中期长期维持三门道，直至宋徽宗时期方增至五门道。这一制度对宋以后的都城建设也产生深远影响，如元世祖忽必烈建都北京，宫城正门崇天门便采用五门道、前出双阙的形式。最后王教授指出，《南村辍耕录》引《经世大典》明确记载崇天门城楼面阔十一间，而《宦迹图》所绘崇天门城楼仅面阔五间。但值得注意的是，《宦迹图》准确地绘出了崇天门城楼下列五个门道和前出双阙。事实上，从城门所具有“礼仪性”和“视觉性”的角度分析，其城楼的开间对于观者并不那么明显。由于双阙所具有的“国都”意义和门道关涉城门的交通制度及其与皇帝出行的联系，它们在时人的感受中更加直观，并进一步成为图绘者表达的重点。

河南大学吴朋飞教授列举了开封城市史研究的若干重要议题。吴教授首先引用侯仁之《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与城市规划》一文，认为开封城市史研究不仅包括城市起源、城市名称、城市面貌、城市兴衰、城市建筑等传统议题，还应该关注“八朝古都”“城下城”和“城摞城”的真实性、繁塔是否后代修补而成、北宋东京城内城的南北城墙、清明上河图、文旅融合（开封王婆）、郑汴一体化——郑开兰同城化、州桥考古、开封历史地理信息平台（KFCHGIS）等前沿问题。他继而以自己的著作《开封古城黄泛地层洪水记录及洪灾度反演》《明代开封城复原研究》《黄河变迁与开封城市兴衰关系研究》和《黄河水侵开封城的环境史研究》为例，讲授了古代开封城市的复原问题及其与黄河的互动关系，并展望了下一步的研究工作。

北京大学成一农教授回顾了中国古代城市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包括历史城市地理和城市规划领域的中世纪城市革命——坊市制和各种变革论，经济史领域的城市化率以及中国城市的近代化，社会史领域的市民社会和中国的近代化，以及考古学领域的城市起源、文明起源和城市规划（变革）等。成教授总结了自己对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历程和经验：其一，古代城市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是在“城市之外”，须回答并解决历史学或其它学科关注的宏大问题，“城市”只是研究的切入点；其二，从各方面“复原”古代城市的研究较为初步，尚须继续深化；其三，从学术史的角度定位古代城市的研究，才能深化研究内容。

北京科技大学高柯立副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畅谈了城市史研究的相关问题。高教授曾研究苏州、台州等城市个案，从空间视角关注衙署的空间布局、园林与官员唱和、基础设施建设、寺观神祠与祭祀等问题，进而以粉壁与榜谕为例探讨了城市空间的信息传播问题。他还分享了自己阅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等著作的感悟，阐发了对于城市史研究的期待与展望。他希望学界可以从城市的聚合体特性、动态或生成、断裂与偶然，以及事件与差异等几个方面进行探究，关注城市形态、经济史之外的更多领域，呼吁构建多样性、开放性与多学科的交流机制。

福建师范大学李永教授讲述了自己研究唐代城市史的经历。李教授在研究生学习阶段便开始关注唐代长安，受到当时坊市制崩溃、中世纪城市革命及其反思等学术潮流的影响。他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唐代长安宫城及其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城市中的人群研究和地方城市等方面。李教授以唐代长安兴庆宫花萼相辉楼和勤政务本楼是否同为一楼的问题为例，认为学界要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历史学、考古学和建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对于未来城市史研究的展望，李教授提出三个思考角度和研究方向：其一，城市圈的研究；其二，区域性城市群研究，聚焦不同区域的城市特色；其三，数字技术在城市史研究中的运用。

圆明园研究院尤李研究员以《嘉庆帝所题圆明园长春仙馆诗文考论》为题进行发言，她认为清代北京皇家园林是满族特色与汉制相结合的产物，不仅是日常生活和休闲空间，更承担着都城政治功能疏解的作用。清帝有关圆明园的御制诗文极具史料价值，如嘉庆帝御制诗中有关圆明园长春仙馆的内容有助于厘清其登基之初的复杂境遇。嘉庆帝长春仙馆诗文的主题主要包括感恩父亲、努力做“守成”之君、祈盼国家丰收安宁、思念发妻等方面，反映嘉庆帝个人的历史记忆、长春仙馆的文化意象，亦折射出某些历史事实。在使用清帝御制诗文进行研究时，要注意区分标榜、渲染和史实之间的关系。

各位主讲人发言之后，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的诸位学者进行了积极回应。吴海兰副教授从史学史的视角出发，认为我们对重要的历史遗址进行考证时，除了采用诗文证史的研究方法外，也不可忽视实录等官方史书的重要性。黄肖昱助理教授以自身从事的德国史和奥地利史研究为例，指出20世纪欧洲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主义关系密切，存在将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民族国家叙事化的特点。吴同助理教授认为近年来城市史研究的进展有限，期待凝聚新的问题意识，形成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框架。曹金萍教授、吴朋飞教授和葛奇峰研究员分别进行了回应。刁培俊教授回应了成一农和高柯立两位教授的讨论议题，认为既有的城市史研究尚存在许多不足，希冀学界同仁做出更多创新性的贡献。

本次沙龙总结和讨论了近年来城市史与城市遗址保护领域的若干重要议题，并在思想碰撞中对未来的学科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