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想在侄子家暂住,却被拒之门外,我回去就停了他每月的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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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我将哥哥留下的独子周浩视如己出,倾尽所有。

当我因病远赴成都,拖着沉重的行李箱,满怀期待地站在他公寓门前时,迎来的却是他尴尬的脸和一句冰冷的话。

“姑姑……小雅要备考,你住在这儿……不太方便。”

我看着他身后那个抱着手臂、眼神轻蔑的女孩,再看看我为他带来的大包小包的礼物,一瞬间,心如死灰。

我没有争吵,只是平静地点了点头。

但他们谁也不知道,我这个沉默的转身,将为他那由我金钱堆砌的安逸生活,画上一个多么残酷的句号。



01

我叫赵文君,今年四十八岁。

在南国那座以快节奏和商业气息著称的滨海城市,我拥有几家经营得还算不错的品牌服装店,以及一间规模不大但利润稳定的贸易公司。

在生意伙伴和朋友们的眼中,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一个单枪匹马在男人的世界里杀出一片天的独立女性。

她们时常羡慕地说,文君,你活成了自己最坚实的依靠,真了不起。

每当这时,我只是淡淡地笑笑,不置可否。

她们只说对了一半,或者说,她们只看到了我想让她们看到的那一半。

我的丈夫,那个笑起来眼睛里有星星的男人,在十五年前的一场意外中,永远地离开了我。

我们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孩子的模样,是像他还是像我,但命运没有给我们这个机会。

他走后,我的世界坍塌了一大半。

剩下的那一小半残破的天空,被一个名字严严实实地填满了。

周浩。

他是我唯一的哥哥,赵文平,留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

那一年,似乎是天谴。

我丈夫前脚刚走,后脚就传来了哥嫂在出差途中遭遇特大暴雨,车辆失控坠入山崖的噩耗。

我至今还记得,当我疯了一样赶到事发地时,看到的只有被吊车捞起的、已经不成形状的汽车残骸。

葬礼上,那个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孩子,穿着不合身的黑色小西装,小小的身体在巨大的悲痛中不停地抽搐。

他没有哭出声,只是死死地攥着我的衣角,那力道大得仿佛要将我的骨头捏碎。

我明白,在那一刻,我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浮木。

亲戚们聚在一起,商量着周浩的归属问题,言语间充满了推诿和为难。

我没有参与他们的讨论。

我只是走过去,蹲下身,将那个瘦弱得像一片落叶的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在他耳边说:“浩浩,别怕,跟姑姑回家。”

从那天起,他成了我的儿子,我的软肋,我后半生所有奋斗的意义和唯一的精神牵挂。

我将自己变成了高速旋转的陀螺,拼了命地工作,近乎偏执地想把世界上最好的一切都补偿给他。

我天真地以为,只要用足够多的物质和爱,就能填满他因失去父母而留下的巨大空缺,让他成长为一个阳光、快乐、无忧无虑的青年。

别的孩子在少年宫报一个兴趣班,我就给他报三个,钢琴、围棋、跆拳道。

别的孩子穿着普通的校服,我就想方设法为他定制最合身、面料最舒适的。

他的衣柜里永远是当季最新款的潮牌,书桌上永远摆着最新型号的电脑和游戏机。

我几乎从不对他说“不”。

只要他想要的,只要我能给的,我都毫不犹豫。

我看着他从一个沉默寡言的小男孩,长成一个表面上开朗帅气的大男孩。

他也很“争气”,或者说,他一直很乖巧地扮演着我所期望的那个完美侄子的角色。

他成绩优异,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在亲戚朋友面前,总能为我挣足面子。

四年前,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成都一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选了他自己最喜欢的计算机专业。

送他去成都报到的那天,我第一次坐那么久的高铁。

在宏伟的大学校门前,我看着他拖着行李箱,那个曾经需要我牵着手才敢过马路的男孩,如今已经比我高出一个头,背影挺拔。

一种从未有过的、类似于老母亲般的骄傲和巨大的不舍,在那一刻,将我的心脏填得又酸又涨。



为了让他在大学里过得更舒适、更体面,我拒绝了他住校的提议。

我通过成都的朋友,用公司的名义,在离他学校仅一街之隔的一个高档小区,为他租下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精装修两居室。

我亲自飞过去,花了一周的时间,按照他喜欢的风格布置那个地方,从沙发地毯到锅碗瓢盆,一应俱全。

我告诉他,这里就是他在成都的家。

除了每月支付那笔超过五位数的租金,我还会雷打不动地在他每个月的月初,打去一万元的生活费。

我只有一个要求,或者说是一个期望:希望我的浩浩,在任何时候都不必为钱发愁,可以专心地学习,尽情地享受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大学时光。

这四年,我的生意越做越大,人也越来越忙,加上南北相隔千里,我们真正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

所有的联系,都浓缩在那一部小小的手机里。

他会偶尔在微信上发来几张校园的风景照,或是在拿到奖学金时向我报喜。

而我,则会在每个节假日、每个降温的夜晚,不厌其烦地提醒他注意身体,然后把一个个饱含心意的、数字吉利的红包发过去。

我们的关系,似乎就在这种遥远、亲密又带着一丝不真实的模式中,稳定地维持着。

直到半年前,我这台高速运转了近二十年的“机器”,终于开始发出警报。

长期的偏头痛变得越来越频繁,发作的间隔越来越短,痛感也越来越剧烈。

最严重的时候,甚至会伴随着一阵阵的视线模糊和耳鸣。

本地最好的脑科医院,我前前后后跑了不下十次。

各项检查做了个遍,从CT到核磁共振,医生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判断是神经性头痛,开了些止痛药,却治标不治本。

最后,一位相熟的老教授私下里建议我,去成都的华西医院看看,那里有全国最顶尖的神经内科专家团队,或许能找到病因。

当我从他手中接过那份写着专家名字的建议书时,我对自身病情的担忧,竟然在短短几秒钟后,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冲淡了。

我可以去成都了。

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去看看周浩了。

这个念头一生出来,就像藤蔓一样,迅速缠绕了我的整个心脏。

我可以亲眼看看他生活了快四年的城市,看看我为他精心布置的那个“家”现在是什么样子。

我甚至开始不受控制地在脑海里勾画一幅幅无比温馨的画面。

我住在他那里,早上六点起床,去附近的菜市场买最新鲜的食材,为他做一顿热气腾腾的、带着家乡味道的早餐,而不是让他天天靠那些油腻的外卖度日。

晚上,等他下课或者做完实验回来,我们娘俩可以一起窝在那个我亲自挑选的柔软沙发上,聊聊他的学业,他的未来规划,甚至是他有没有喜欢的女孩子。

这种属于寻常家庭的、朴素的烟火气,是我在那栋空旷冰冷的别墅里,从未体验过的奢望。

怀着这份近乎胆怯的期待,我拨通了周浩的电话。

为了不让他担心,我刻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愉快。

“浩浩,姑姑下周要来成都一趟,给你个惊喜!”

“来成都?姑姑你怎么突然要来?”电话那头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我无法忽略的惊讶和……一丝慌乱?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但还是用最轻描淡写的语气解释道:“哦,没什么大事,就是身体有点不舒服,老毛病了。有个医生朋友建议我去华西医院找个专家确诊一下,我想着反正也要去,就干脆在你那里住一周左右,方便吗?”

电话那头,陷入了长达数秒的沉默。

那几秒钟,像几个世纪一样漫长。

楼下花园里的蝉鸣,透过窗户的缝隙传进来,显得格外聒噪,搅得我心神不宁。

“哦……好啊,方便,当然方便。”周浩的声音终于再次响起,听起来已经恢复了平时的语调,“你来吧,姑姑,我随时欢迎。”

我立刻将心头那一丝转瞬即逝的疑虑甩到了九霄云外。

我告诉自己,不要胡思乱想,他只是一个临近期末、学业压力大的学生,乍一听我要去,有些意外罢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我笑着说,“你安心上你的课,不用特意来接我,姑姑自己找得到路,又不是小孩子了。”

挂掉电话,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连日来紧绷的神经都放松了不少,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笑容。

接下来的几天,准备去成都这件事,成了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和动力。

我让助理推掉了所有非必要的会议和应酬,第一次如此“任性”。

我去城中最高档的商场,在导购员惊讶的注视下,凭着记忆中周浩的尺码,给他买了两身最新款的限量版运动装,还给他预定了他曾在电话里念叨过好几次的那个最新款的降噪游戏耳机。

我又专门开车到几十公里外的老字号特产店,打包了满满一大箱他从小最爱吃的酱板鸭和风干腊肉,用真空包装仔细封好。

我一边往那个崭新的行李箱里塞东西,一边想象着周浩看到这些礼物时惊喜的表情,嘴角的笑意就怎么也藏不住。

我甚至觉得,连日来折磨得我夜不能寐的头痛,似乎都在这份期待中减轻了不少。

出发那天,我特意在镜子前站了很久。

我换了好几套衣服,最终选定了一件款式年轻、质感上乘的米色风衣。

我化了淡妆,想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像个憔悴的病人,更像一个要去探望自己优秀孩子的时尚家长。

十几个小时的高铁,我几乎没有合眼。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城市,思绪却在飞速前进,全是关于周浩的童年片段。

他第一次用含混不清的发音叫我“姑姑”。

他骑在我丈夫脖子上,在夕阳下咯咯大笑的模样。

他在哥嫂的墓碑前,用小小的拳头擦干眼泪,倔强地向我保证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的眼神。

二十年的时光,我把所有的爱、精力甚至是我自己的人生,都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了这个孩子身上。

他是我生命的延续,是我情感世界里唯一的锚点。

我以为,这次的成都之行,会是我这份漫长付出的、最温暖的回报。

02

高铁稳稳地停靠在成都东站的站台。

一股混杂着潮气和火锅香料味道的空气扑面而来,让我这个在干燥海滨城市生活惯了的人,感到了一丝新奇。

我婉拒了公司成都分部同事要来接站的好意,我不想任何人打扰我和侄子难得的团聚。

我独自一人叫了一辆网约车,将那个高档小区的地址报给了司机。

车窗外,是完全陌生的街景和川流不息的人潮。

我的心里却无比踏实,因为我知道,终点站的那头,有我最亲的人在等我。

司机师傅是个健谈的中年人,热情地为我介绍着沿途的地标。

“妹子,你到这个‘天誉华府’啊,那可是我们这儿数一数二的好地段哦,非富即贵!”

我听着,心里泛起一丝小小的骄傲。

车子最终停在了一栋看起来颇为气派的公寓楼下,门口的保安亭和精致的园林景观,都在彰示着它的不凡。

我核对了一下手机里的地址,没错,就是这里。

我每月支付着超过一个普通白领月薪的租金,换来的就是这样优越的居住环境。

我再一次觉得,这笔钱花得太值了。

我从后备箱里吃力地拖出那个塞得满满当当的行李箱,又提上那个同样分量不轻的特产袋,深吸一口气,走进了灯光明亮、如同酒店大堂的公寓楼。

电梯里光洁的镜面,映出我带着一丝疲惫但更多是期待的脸。

电梯平稳地上升,最终停在了十八楼。

我站在那扇我只在照片里见过的、熟悉的棕色雕花木门前,心脏不受控制地加速跳动起来。

我整理了一下被风吹乱的头发,理了理风衣的领子,然后抬起手,按下了门铃。

“叮咚——”

门铃声在过分安静的楼道里,显得格外清脆。

我能听到门内隐约传来了脚步声,由远及近。

我的脸上已经提前准备好了最温柔、最灿烂的笑容。



门,开了。

但只开了一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狭窄缝隙。

周浩的脸出现在门缝后,他的表情非常不自然,混合着惊讶、慌乱和一种我看不懂的尴尬。

他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兴奋地冲上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而是下意识地用自己的身体,将那道门缝堵得更严实了,丝毫没有让我进去的意思。

“姑……姑姑……你……你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他支支吾吾地,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我的笑容,在那一瞬间,僵硬在了脸上。

透过他身侧那点可怜的空隙,我看到一个穿着清凉吊带裙、化着精致浓妆的年轻女孩,正抱着手臂,像个女主人一样,站在客厅中央。

她用一种毫不掩饰的、带着审视和挑剔的目光,从上到下地打量着我,那眼神里,甚至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敌意和不耐烦。

“这位是?”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不至于发抖。

“哦,这是我同学,小雅。”周浩的眼神像被烫到一样,迅速从我脸上移开,飘忽不定,就是不敢与我对视,“她……她也是我女朋友。”

我点了点头,胸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发慌。

我尽量忽略那个女孩审视的目光,对着周浩挤出一个笑容:“浩浩,不请姑姑进去坐坐吗?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高铁,累死了。”

周浩的脸色变得更加为难,他求助似的,飞快地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女孩。

那个叫小雅的女孩,似乎接收到了他的信号,冷哼了一声,用一种不大不小、却足以让我听得清清楚楚的音量说道:“家里乱七八糟的,没什么好坐的。”

周浩像是得到了某种指令和勇气,立刻转回头,对我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姑姑,那个……真是不巧,小雅她……她最近在准备考研,压力特别大,需要一个绝对安静的环境。你住在这里,可能……可能不太方便。”

安静?

我清清楚楚地听到,客厅的音响里,正放着节奏感极强的英文流行歌曲,声音大到在楼道里都能感受到鼓点的震动。

而那个女孩的脸上,除了年轻的胶原蛋白和精致的妆容,我看不出任何备战考研的疲惫与专注。

这不过是一个无比拙劣、甚至懒得去修饰的借口。

小雅似乎还嫌周浩说得不够直接,她往前走了一步,站到周浩身边,用一种冷淡而公式化的语气补充道:“阿姨,我们俩住习惯了,生活节奏也很固定。突然多一个人进来,真的很不方便,会打乱我们所有的计划。您还是……另外找个地方吧。”

“阿姨”这个称呼,像一根又细又长的冰针,扎得我心里猛地一疼。

我看着眼前这个我从小抱到大的男孩。

他穿着我去年生日时给他买的名牌T恤,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浑身散发着被金钱堆砌出来的优越感。

可就是这个我倾尽所有去爱的孩子,此刻,为了他身后那个仅仅认识了不到四年的陌生女孩,选择将抚养他长大、千里迢迢来看病的姑姑,冷酷地拒之门外。

一股巨大的、难以言喻的失望和屈辱感,像是西伯利亚的寒流,瞬间从我的脚底板,沿着脊椎,一路冲上了天灵盖。

我感觉自己的血液,都在一寸一寸地变冷、凝固。

二十年的含辛茹苦,二十年的倾心付出,二十年自我牺牲式的爱与奉献,在这一扇半开的门前,在这一对年轻男女冷漠的注视下,轰然垮塌,成了一个天大的、荒诞的笑话。

我多年的商场历练,在那一刻,成了我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铠甲。

它让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在此刻崩溃,不允许我失态。

我不能像个被抛弃的怨妇一样在这里争吵,不能声嘶力竭地质问他“赵文君养你这么大,你就这么对我”,那只会让我显得更加可悲,更加不堪。

我什么都没说。

我甚至收起了脸上所有多余的表情,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悲伤。

我只是静静地,抬起眼,看了周浩整整三秒钟。

那三秒里,我的眼神里没有任何情绪,没有愤怒,没有责备,甚至没有失望。

我只是看着他,仿佛在看一个熟悉的、却又无比陌生的路人。

周浩被我这种平静到可怕的眼神看得浑身不自在,他下意识地错开了目光,低下了头,嘴唇翕动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知道了。”

我终于开口,轻轻地吐出这三个字。

我的声音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仿佛刚刚被拒绝的,不是我赵文君。

随即,我弯下腰,将那个重得勒手、装满了我殷切期盼的特产袋,和那个装着最新款耳机的购物袋,默默地放在了门口那块干净的地垫上。

然后,我直起身,转过身,拖着我那个同样沉重的行李箱,一步一步,决然地走向电梯口。

我的背,挺得像一杆标枪。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背后那两道复杂的目光,像芒刺一样扎在我的风衣上。

但我没有回头,一次都没有。

电梯门缓缓打开,我面无表情地走了进去。

在电梯门彻底关上的前一刻,我从门缝那窄窄的倒影里,看到周浩似乎朝前迈了一步,脸上写满了挣扎和无措。

但他终究,没有追上来。

电梯平稳地、沉默地向下运行。

密闭的空间里,只有我自己的呼吸声,和行李箱轮子滚动的轻微噪音。

我看着电梯镜子里那个脸色苍白、眼神空洞、妆容都有些花了的女人,忽然觉得,她是那么的陌生。

当我再次走出那栋气派的公寓大堂时,成都午后的阳光正烈,明晃晃地照在身上,却没有带来一丝一毫的暖意。

我站在车水马龙的街边,看着眼前陌生的城市,第一次感到了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深入骨髓的茫然和孤独。

我没有家了。

在这座我满怀期待奔赴而来的城市,我没有家了。

我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手机,颤抖的手指在冰冷的屏幕上划了好几次,才解开锁。

我没有去联系任何朋友寻求安慰,我无法向任何人启齿我刚刚经历的难堪。

我打开订票软件,用最快的速度,预订了附近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行政套房。

我要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我赵文君,不是非要依靠谁,不是没有地方可去。

当酒店穿着笔挺制服的服务生,用恭敬的姿态为我推开那扇厚重的房门时,我才感觉自己那颗悬在半空中的心,终于落了地。

房间很大,装潢奢华,巨大的落地窗外,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CBD夜景。

可这宽敞到空旷的空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和我那颗同样空旷的心。

旅途的疲惫,身体的不适,以及内心那股无法言说的、冰冻三尺的寒意,交织在一起,像一张无边无际的巨大的网,将我牢牢地困在了中央。

我把自己重重地扔在那张据说价值不菲的柔软大床上,用天鹅绒的被子,将自己的头死死蒙住。

在与世隔绝的黑暗和窒息感中,我的眼泪,终于在这一刻,挣脱了理智的束缚,无声地、汹涌地奔流而出,浸湿了昂贵的枕套。

那一晚,我彻夜难眠。

第二天,我顶着一双红肿的眼睛,强撑着几乎要散架的身体,独自一人去了华西医院。

巨大的医院里,人山人海,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疾病的味道。

到处都是行色匆匆的病人和他们忧心忡忡的家属。

我学着周围人的样子,在冰冷的自助机上排队、挂号、缴费。

然后,就是在不同的诊室门口,进行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的等待。

我坐在冰冷的、坚硬的塑料椅子上,看着周围的一幕幕。

有头发花白的儿子,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步履蹒跚的老母亲。

有焦急万分的年轻夫妻,紧紧地抱着怀里发烧的孩子。

有一个看起来很粗犷的男人,正轻声细语地为他怀孕的妻子递上一个削好的苹果。

每一个人身边,似乎都有人陪伴,都有人可以分担那份对未知的恐惧。

只有我,形单影只,像一座孤岛。

我的手机一直很安静,安静得像一块板砖。

周浩没有再联系我。

没有一个解释的电话,没有一条道歉的微信,甚至没有一句“姑姑你住在哪里了”的问询。

就好像我昨天从未出现过,就好像我根本就不在这座城市。

或许在他和他的小女友看来,我这个不识趣的、麻烦的“阿姨”,已经自己识趣地离开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成了一个沉默的、麻木的游魂。

白天,我穿梭在医院拥挤的走廊和各个科室之间,按照医生的指示,做着一项又一项繁琐的检查。

抽血,CT,核磁共振。

冰冷的仪器,医生公式化的问询,和无尽的等待,构成了我生活的全部。

晚上,我回到那个空旷得能听到回声的酒店房间,对着客房服务送来的一桌子精致却引不起任何食欲的饭菜发呆。

我的头痛,在这几天里,愈发剧烈,像是有无数根烧红的钢针,在我的太阳穴里反复搅动。

医生在初步问诊后说,这很可能是长期精神压力过大和身体过度劳累共同导致的。

我听到这个初步诊断时,心里只剩下无声的苦笑。

原来,我过去二十年引以为傲的、无私的付出,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压垮我自己身体的最后一根稻草。

03

第五天,按照医嘱,我做了一项需要注射造影剂的增强CT。

那冰冷的液体被推入血管的感觉,让我从生理到心理都感到一阵恶心和战栗。

检查结束后,我整个人都有些虚脱,眼前阵阵发黑。

我扶着墙,在医院的长椅上坐了很久,才缓过劲来。

我打车回到酒店,连脱掉外套的力气都没有,就一头倒在了床上。

我身心俱疲,只想就这么沉沉地睡过去,逃进无梦的黑暗里,什么都不要想。

就在我意识将要模糊的时候,床头柜上的手机,突兀地、尖锐地响了起来。

我费力地转过头,看到屏幕上跳动的,是那个我再熟悉不过,也在这几天里让我心寒透顶的名字——周浩。

我的心,在那一瞬间,竟然像个不争气的傻瓜一样,猛地狂跳了一下。

我想,他是不是终于良心发现了?

是不是从哪个亲戚那里听说了我还在成都,并且真的在看病?

他打这个电话,是想来道歉,是想来忏悔,还是想来问问我的情况,需不需要他过来陪着?

一丝微弱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期盼,像一株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小草,在我那片已经冰封的、荒芜的心田里,悄然探出了头。



我盯着那个闪烁的名字,犹豫了足足半分钟。

最终,我还是伸出颤抖的手,划开了接听键。

“喂?”我的声音因为极度的虚弱,沙哑得不成样子。

“姑姑!这个月的钱你怎么还没打给我?都月中了!”

周浩急切而理直气壮的声音,像一把从天而降的、带着万钧之力的巨锤,狠狠地、精准地砸在了我心头那株刚刚探出头的小草上。

瞬间,灰飞烟灭。

没有一句问候。

没有半点关心。

他打电话来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催款。

他甚至没有给我任何反应的时间,继续用那种被惯坏了的、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的焦躁语气说道:“我跟小雅下周约好要去日本玩,机票酒店都看好了,就等你这笔钱呢!你赶紧给我转过来啊!再不付钱订单就要取消了!”

我的心,彻底沉入了冰冷刺骨的、不见天日的深渊。

原来,在他心里,我这个千里迢迢来看病、被他拒之门外的姑姑,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一个遥远的、没有感情的、负责给他和他的小女友提供奢华旅行资金的提款机。

一股混杂着极致的愤怒和极致的悲哀的情绪,猛地冲上我的喉咙,我正准备用尽全身力气,冷冷地告诉他,从今往后,他一分钱也别想再从我这里拿到。

就在这时。

一个细微的,却因为我这边极度的安静而显得无比清晰的女孩声音,从听筒的缝隙里,悄无声地钻进了我的耳朵。

是那个叫小雅的女孩。

一句轻飘飘的耳语,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在我的脑海里轰然炸开,将我最后一点残存的理智和情感,都炸得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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