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此为创意虚构作品，图片素材源自网络分享，仅供叙事需要。愿以此传递美好能量，共建和谐友善社区。
"妈，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卡，密码还是那个。"
"知道了，放那儿吧。"母亲头也不抬，继续择着手里的菜。
"对了，建民说下个月要买车，你跟爸商量商量，手头要是紧……"
"你弟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这样的对话，在我和母亲之间重复了十年。
十年来，我每月准时把工资卡交给父母，自己只留下基本的生活费。我以为这是孝顺，是责任，是身为长女应尽的义务。我以为父母会记得，会感激，会在某一天告诉我——闺女，这些年辛苦你了。
直到那个雨夜，我无意中听见了一段不该听见的对话。
"这二十三万，够建民付首付了吧？"
"够了够了，你放心，这事儿别让淑华知道。"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用十年光阴浇灌的，不过是别人的花园。
我叫林淑华，今年三十六岁，在县城一家纺织厂做质检员，月薪四千五百块。
这个数字在我们这个小县城不算低，但也绝对谈不上体面。然而这份收入，我每个月只能支配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从二十六岁那年开始，我就把工资卡交给了父母。
那一年，父亲从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腰椎骨折，在医院躺了三个月。母亲本就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经此一事，身体也每况愈下。而弟弟林建民那年刚考上省城的大学，学费生活费都需要钱。
我记得那天傍晚，母亲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眼睛红肿，手里攥着一叠欠条。她见我走过来，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蹲下身，握住她的手："妈，以后我的工资您拿着，我自己留点吃饭钱就行。"
母亲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我的人生似乎就走上了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轨道。
每个月发工资的第二天，我都会回老家，把工资卡交给母亲。她会从里面取出一部分，用来给父亲买药、付弟弟的生活费、添置家用。剩下的，她说存着，以后给我当嫁妆。
我信了。
二十六岁到三十六岁，整整十年。我眼看着弟弟本科毕业、考上研究生、留在省城工作、谈恋爱、准备结婚买房。而我自己，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穿着几年前的旧衣服，连一支超过五十块的口红都舍不得买。
同事们私下议论我，说林淑华这人真怪，挣着钱却像个穷人似的。有热心的大姐给我介绍对象，男方一听我的情况，大多摆摆手，说这样的女人不能要，全给娘家填窟窿了。
我不是没想过改变。
三十岁那年，我遇见过一个人，他叫周志远，是来厂里洽谈业务的供应商。他比我大三岁，离过一次婚，没有孩子。我们相处了大半年，他对我很好，会记得我喜欢吃什么，会在我加班到深夜的时候给我送一杯热奶茶。
有一天晚上，他问我："淑华，我们结婚吧。"
我沉默了很久，最后说："我每个月的工资都要给父母，你能接受吗？"
他看着我，眼里的光一点一点暗了下去。
"淑华，你知道我不是在意钱的人，"他说，"但我不能看着我未来的妻子，把自己活成一个没有自我的影子。你连买件新衣服都要犹豫半天，你这样，我心疼。"
那一晚，我们分手了。
我没有怪他，他说得对。可我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太久，久到不知道该怎么回头。
父亲的腰伤虽然落下了病根，但日常生活勉强能自理。他不大说话，整天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看着天边的云发呆。偶尔我回去，他会冲我笑笑，说一句"淑华回来了"，然后继续沉默。
母亲是家里的主心骨，大小事务都是她做主。她精明、强势，把每一分钱都算计得清清楚楚。她常说的一句话是："咱家就建民这一根独苗，他有出息，咱全家都跟着沾光。"
在母亲的观念里，弟弟是传宗接代的希望，而我只是一个迟早要嫁出去的外人。
这种观念我从小就知道，但真正意识到它有多根深蒂固，是在我二十八岁那年。
那年弟弟研究生毕业，留在省城一家设计院工作。他打电话回来，说单位有个老同事要卖房，位置好、价格低，但首付需要二十万。
二十万，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母亲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其实就是她一个人说话，我和父亲听着。
"建民这次是真有眼光，那房子再不买可就让别人抢了，"母亲说，"他自己攒了五万，咱家还差十五万。"
她看向我，目光里带着理所当然的期待。
"淑华，你这些年的工资我都给你存着呢，正好用上。剩下的，再找亲戚借借，也就凑齐了。"
我张了张嘴，想问那笔钱不是说给我当嫁妆的吗？
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母亲的眼神里没有商量的余地，父亲低着头，一言不发。
"行，妈，你看着办吧。"我说。
就这样，我六年的积蓄，连同母亲东拼西凑借来的钱，变成了弟弟在省城的一套房子。
弟弟的女朋友叫苏雅，是他的大学同学，长得漂亮，家里条件也不错。第一次见面，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礼貌地叫了声"姐"，然后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后来弟弟私下告诉我，苏雅觉得我"有点土"。
我笑了笑，没接话。我确实土，土得连她抹的那支口红是什么牌子都不知道。
弟弟结婚那天，我拿出了自己攒了很久的五千块钱当礼金。母亲嫌少，我只好又跑回厂里，跟要好的姐妹借了三千，凑成八千的整数。
婚礼很热闹，酒席摆了四十桌，全是苏雅那边的亲戚朋友。我坐在角落里，看着弟弟西装革履、神采飞扬地敬酒，忽然觉得他离我很远，远得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散席的时候，我帮忙收拾桌椅，苏雅的母亲走过来，似笑非笑地说："小姑子真能干，以后建民有个什么事，可得多帮衬帮衬。"
我没听出这话里的弦外之音，只是点头说"应该的"。
后来我才知道，这话的意思是——你既然没什么嫁妆，那就继续当这个家的提款机吧。
婚后，弟弟和苏雅的生活越过越滋润。他们买了车，换了更大的房子，每年还能出去旅游两三次。而我，依然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依然穿着旧衣服，依然每个月准时把工资卡交给母亲。
三十二岁那年，厂里体检，医生说我有中度贫血和轻度脂肪肝，让我注意饮食和休息。
我买了几瓶补血口服液，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没舍得买那种医生推荐的进口补剂——太贵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窄小的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忽然想起周志远说过的话：你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没有自我的影子。
我闭上眼睛，眼泪无声地淌了下来。
三十五岁那年冬天，母亲打电话来，说父亲病了，让我回去一趟。
我请了假，匆匆赶回老家。父亲躺在床上，瘦得皮包骨头，眼窝深陷，呼吸微弱。母亲说是胃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
"怎么不早点去医院查？"我哽咽着问。
"你爸那倔脾气，说什么都不肯去，"母亲擦着眼泪，"等实在扛不住了，才去检查，已经晚了。"
父亲在床上躺了三个月，最后还是走了。
走之前，他拉着我的手，嘴唇翕动了好久，似乎想说什么，却始终没能说出口。我俯身凑近他，听见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说了三个字："对不起……"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对不起，是对不起没能给我一个更好的人生，还是对不起这个家拖累了我太多？
我握着他的手，泪流满面，说不出一句话。
父亲的葬礼很简单，弟弟从省城赶回来，待了三天就走了，说单位有重要的项目，不能长时间请假。母亲没有责怪他，只是让他路上小心。
而我，留下来陪母亲，料理父亲的后事，一直忙了半个多月才回厂里。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身体也大不如前。她的高血压越来越严重，糖尿病也需要每天打胰岛素。我想接她到县城来住，她不肯，说老家住惯了，省城太远，万一有个好歹，也没人照应。
"那您就搬到县城来吧，"我说，"我在厂里附近租个房子，咱俩一起住。"
母亲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拒绝了。她说县城太吵，老家安静，她舍不得那个院子，舍不得那棵老槐树。
我知道她真正舍不得的是什么——是弟弟每逢年节才会回来的那几天团聚。
于是我的生活节奏变成了这样：周一到周五上班，周六一大早骑摩托车回老家，给母亲买菜做饭、打扫卫生、陪她说话，周日下午再赶回县城。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一年多。
三十六岁这年夏天，弟弟打电话来，说他想换一辆好一点的车，手头有点紧，问我能不能借他几万块钱。
我沉默了很久，说："建民，我没有钱。"
电话那头，弟弟明显愣住了。
"姐，你工资那么多年，都存哪儿了？"
"都给妈了啊，你不知道吗？"
弟弟没有再说话，草草挂了电话。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反复回想着弟弟的话。是啊，十年了，我的工资都去了哪里？母亲说存着给我当嫁妆，可我三十六岁了，连个对象都没有，嫁妆有什么用？
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安，开始在我心底蔓延。
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
那是八月底的一个雨夜，我照常回老家看望母亲。因为下雨路滑，我到家时已经很晚了，快十一点。
院子里黑漆漆的，只有堂屋里透出一点昏黄的灯光。我正准备推门进去，忽然听见里面传来说话声。
是弟弟的声音。
他怎么回来了？不是说项目忙走不开吗？
我下意识地停住脚步，没有出声。
"妈，这二十三万，够我付首付了吧？"弟弟的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
"够了够了，这些年你姐交给我的工资，我一分没敢动，就等着给你用呢。"母亲的声音很轻，像是怕被谁听见。
我浑身一震，手里的伞差点掉在地上。
"那姐那边……"弟弟似乎有些犹豫。
"你放心，这事儿别让淑华知道，"母亲压低声音说，"她那个人你又不是不了解，傻得很，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这么多年，她要是问起来，我就说钱都用在你爸看病、你上学结婚上了，她也信。"
雨水顺着屋檐滴落，砸在我的脸上，冰凉刺骨。
"可是妈，姐都三十六了，还没结婚，万一她以后……"
"以后什么以后？"母亲的语气有些不耐烦，"她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留着钱有什么用？还不如给你，你是咱们老林家唯一的根，你过好了，比什么都强。"
"那姐住哪儿呢？她那个宿舍……"
"她爱住哪住哪，大不了以后住你家，反正她也没别的地方去。"
我听见弟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行吧，我听妈的。"
雨越下越大，打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站在黑暗中，浑身发抖，分不清脸上流淌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十年。
整整十年。
我用十年的青春、十年的收入、十年的省吃俭用，换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结局。
母亲把我当成了一棵摇钱树，弟弟把我当成了理所当然的提款机。他们从来没把我当作家人，当作女儿，当作姐姐。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工具，一个随时可以被榨干的工具。
我转身，踉跄着走进雨里。摩托车发动不起来，我索性推着它，一步一步走回了县城。
那一夜，我淋着雨走了三十公里，浑身湿透，发着高烧，却没有掉一滴眼泪。
眼泪早就在那个雨夜流干了。
大病一场后，我在医院躺了整整一周。
出院那天，我做了一个决定。
一个我思考了很久、却从未敢付诸行动的决定。
我给厂里打了电话，申请调岗到外地的分厂。那里离家八百公里，工资比这边还低一些，但我不在乎。
我只想离开，离开这个吸血的家，离开那些理所当然的期待，离开那个把我当作牺牲品的母亲。
调令批下来那天，我没有回老家告别，也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我收拾好自己为数不多的行李，登上了去往南方的火车。
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像是过去十年的人生正在被一点一点抛在身后。
我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对是错，不知道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
火车穿越隧道的时候，车厢里一片漆黑。
我看着窗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那三个字。
对不起。
爸，我也对不起。对不起我自己，对不起这三十六年。
但从今天开始，我要学着为自己活一次。
就在火车即将驶出隧道、迎来光明的那一刻，我的手机响了。
是弟弟的电话。
我盯着屏幕上闪烁的名字，手指悬在接听键上方，久久没有按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