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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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那份档案给我放下。”
“头儿，这……这不合规矩，还没走完复核流程呢。”
“规矩？我告诉你什么是规矩，现在这东西就是一块烫烂了手的山芋，谁碰谁死，你还敢让它走什么狗屁流程？马上，立刻，物理封存，没有我的手令，谁敢再碰一下，就让他自己去纪委喝茶。”
“可……里面那个小姑娘……”。
“她？她就是那根引线，点着了这挂一万响的炮仗，你还管她？你先管管我们自己吧，这栋楼里，不知道有多少人今晚要睡不着觉了，妈的，真是见了鬼了。”
01
图书馆里腐烂的空气像一块浸透了汗水和霉菌的湿毛巾，紧紧地糊在林薇的脸上。
风扇在天花板上垂着脑袋，有气无力地转动，搅动的不是风，而是更加黏稠的、带着体味的闷热。
她像一颗钉子，一颗生了锈却无比执拗的钉子，牢牢地钉在三号阅览室靠窗的那个座位上。
从清晨的第一缕光线把窗外的樟树叶子照得透明，到深夜路灯把张牙舞爪的树影投射在她的书页上，她几乎没有动过。
她的世界被压缩到眼前这一方小小的桌面。
左手边是堆积如山的《申论》范文和《行测》真题，纸页的边缘因为反复翻动而起了毛，像垂死蝴蝶脆弱的翅膀。
右手边是一个巨大的搪瓷杯，里面的茶叶已经泡到发白，像一滩无味的水草。
汗水顺着她的额角往下淌，流到下巴，汇成一颗浑圆的珠子，啪嗒一声，砸在摊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上，洇开一小团模糊的水渍。
她甚至懒得去擦。
在这里，每一滴汗水，每一次心跳，都必须服务于一个最终的目的——上岸。
她是个来自江西乡下的姑娘，父母是那种最典型的中国农民，脸膛被太阳和风霜刻满了沟壑，手掌粗糙得像老树的皮。
他们对她唯一的期望，就是跳出那片红土地，去一个有空调、能喝上干净茶水的地方坐着。
“考公”这两个字，在他们看来，就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阶梯。
林薇不觉得那是天堂，但她知道，那是她唯一能抓住的，通往“体面”和“安稳”的救生圈。
所以她把自己活成了一部学习机器。
她能清晰地记得身边每一个“研友”的习惯。
左前方那个戴眼镜的男生，每隔四十七分钟就要起来接一次水，水杯永远是拧不紧的，总会滴滴答答地漏一路。
右后方那个长发女孩，每天下午三点准时会吃一个苹果，啃得咔嚓作响，像一只正在施工的土拨鼠。
而她自己，像一座沉默的孤岛。
有时候，她也会做一些与学习无关的事。
比如前天，那个啃苹果的女孩走得匆忙，把一串崭新的AirPods忘在了桌上。
林薇看着那对洁白光滑的耳机，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
她自己的耳机是花二十块钱在地摊上买的，一边响，一边不响。
她把那对耳机捏在手里，能感觉到自己手心泌出的细汗。
那是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冰凉而温润的质感。
她甚至产生了一瞬间的冲动，想把它塞进自己那塞满了草稿纸的帆布包里。
但这个念头只存在了零点一秒，就像划过黑夜的流星，瞬间就熄灭了。
她拿着耳机，走到了图书馆一楼大厅的失物招领处，交给了那个昏昏欲睡的管理员。
管理员甚至没抬眼皮，只是指了指一个落满灰尘的登记本。
她什么也没说，转身又回到了自己的孤岛上。
她只是个认死理的人。
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着烫手。
就在那个下午，一个人的出现，像一把尖锐的锥子，刺破了图书馆里凝固的空气。
是赵俊。
他甚至不能算是走进来，而是“飘”进来的。
他穿着一身价格不菲的运动潮牌，脚下的限量版球鞋在地板上发出轻微而富有弹性的声音，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清爽的、带着柑橘香气的古龙水味。
那味道霸道地驱散了周围的汗味和霉味，让好几个埋头苦读的女生都忍不住抬起了头。
他没有找座位，而是径直走向一个角落，那里坐着他的几个朋友。
他没有刻意压低声音，那是一种习惯了成为众人焦点的人才有的从容。
“搞定了？”一个朋友问。
赵俊懒洋洋地拉开一张椅子，反着坐下，下巴搁在椅背上，像一头巡视领地的年轻狮子。
“那还有说？我爸亲自打的电话，还能有岔子？”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耐烦的炫耀，“面试那边都打好招呼了，笔试嘛，随便考考，别太难看就行。”
另一个朋友吹了声口哨：“可以啊俊哥，这还没考呢，就等于半只脚迈进去了。”
“什么半只脚，”赵俊嗤笑一声，他的目光扫过整个阅览室，扫过那些像林薇一样，把头埋进书本里，恨不得把知识啃进骨头里的人，眼神里是一种毫不掩饰的鄙夷，“一群只会死读书的‘小镇做题家’，以为考个高分就能改变命运？天真。
这个社会，关系才是第一生产力。
我爸说了，笔试是门槛，面试才是艺术。
这门艺术，他们一辈子都学不会。”
那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一根冰冷的针，准确无误地扎进了林薇的耳朵里。
她握着笔的手指猛地收紧，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她没有抬头。
她只是把头埋得更低，假装什么都没有听见。
吹牛的人多了去了，她想，不过是些被宠坏了的富家子弟的疯话。
规则就白纸黑字地写在那里，分数线就冷冰冰地划在那里，难道还能被几句话就吹弯了吗？。
她不信。
她选择相信自己手里的笔，相信那些被她翻烂的书，相信那个据说“公平公正公开”的承诺。
然后，现实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
02
成绩公布的那天，南昌的天气格外阴沉，乌云压得很低，像一块脏兮兮的抹布。
林薇的手指在刷新网页的按钮上悬停了足足一分钟，才用一种近乎痉挛的姿态点了下去。
数字跳出来的那一刻，她的世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然后是剧烈的耳鸣。
笔试成绩，142.5分，岗位第一。
她几乎要跳起来。
然后，她的目光下移，看到了总成绩。
总成绩=笔试成绩/2 * 50% + 面试成绩 * 50%。
她的面试成绩，78.6分。
而排在第一名的那个名字，赫然是“赵俊”。
他的笔试成绩比她低了整整8分，但他的面试成绩，却高达92.4分。
经过复杂的加权计算，他的总成绩，比她高了1.0分。
仅仅1分。
像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将她和她的梦想隔绝在两端。
她输了。
林薇瘫坐在椅子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窗外的天空终于落下了雨，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在玻璃上，像无数只手在疯狂地抽打着这个世界。
她的脑海里，开始疯狂地回放面试那天的每一个细节。
那是一个封闭的、让人窒息的房间。
七个面试官坐在她对面，像一排等待审判的阎罗。
他们的脸在头顶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模糊不清，只有中间那个主考官的脸，异常清晰。
那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毫无温度的眼睛。
林薇记得，她前面的几个问题都回答得很好。
她引经据典，逻辑清晰，好几个面试官都微笑着点头，甚至在她的记录表上写着什么。
只有那个主考官，全程面无表情，像一尊石雕。
转折点出现在最后一个问题上。
问题是：“在你负责的辖区，因为拆迁补偿问题，上百名情绪激动的群众围堵了镇政府大门，与工作人员发生推搡，场面即将失控，你作为现场负责人，会怎么处理？”。
林薇几乎没有思考，便脱口而出。
“我的第一原则是，人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会立刻通过高音喇叭，请求大家保持冷静，声明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并且承诺一定会给大家一个说法的机会。
同时，我会迅速将现场的老人、妇女、儿童劝离到安全地带，避免在混乱中发生踩踏。
我会要求我的同事，绝对不能和群众发生正面冲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然后，我会主动走到群众中间，表明我的身份，真诚地倾听他们的诉求，安抚他们的情绪，告诉他们，我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先把人稳住，把情绪降下来，这是处理一切突发事件的前提。
后续的补偿款问题，可以在一个理性的、平和的氛围里，坐下来慢慢谈。”
这是一个近乎标准、也充满人情味的答案。
她能看到坐在旁边的几个年轻面试官脸上赞许的表情。
其中一个叫陈岩的，甚至对她露出了一个鼓励的微笑。
03
然而，主考官却在这时推了推他的金丝眼镜，开口了。
他的声音像一块冰，又冷又硬。
“小同志，你的回答，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但缺乏一个公务人员最基本的大局观和程序意识。”
林薇愣住了。
“面对群体性事件，你的第一要务不是去当‘老好人’，而是维护政府的权威和公共秩序的稳定。
你首先应该做的，是立刻联系公安部门，拉起警戒线，对带头闹事的核心人员进行依法控制，迅速恢复现场秩序。
你所谓的‘走到群众中间去’，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个人英雄主义，万一你自身安全受到威胁，岂不是让事态更加恶化？先谈程序，再谈感情；先有秩序，再有公平。
你把顺序搞反了。
你的答案，很危险，很幼稚。”
说完，他在自己的打分表上，迅速地写下了一个数字。
林薇看见了，那是一个低得离谱的数字。
她还看见，旁边的年轻面试官陈岩，脸上的笑容僵住了，随后闪过一丝惋惜和无奈，最后低下头，避开了她的目光。
那一刻，赵俊在图书馆里那些轻蔑的话语，像冤魂一样，重新钻进了她的脑子里。
“面试才是艺术。
这门艺术，他们一辈子都学不会。”
原来，这就是那门“艺术”。
原来，一个标准答案，真的可以被歪曲成这样。
原来，那堵看似坚不可摧的规则之墙，真的可以被轻易地凿开一个洞。
家里的电话打来了。
母亲在电话那头小心翼翼地问：“闺女，考得咋样啊？”。
林薇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
过了很久，是父亲接过电话，用他那苍老而疲惫的声音说：“……没事，闺女，咱不考了。
咱就是个普通老百姓，胳膊拧不过大腿。
回来吧，家里给你想办法。
明年……明年再考。”
“明年再考”。
这四个字像一把钝刀子，在林薇的心上慢慢地割。
她挂了电话，擦干眼泪。
不。
不能就这么算了。
如果连她自己都放弃了，那才是真正的输了。
她不为那份工作，不为那个编制，她只为自己这几百个日日夜夜，只为心里那口咽不下去的气。
她要一个说法。
她决定，提交复审申请。
04
省人社厅的大门，是一扇冰冷厚重的玻璃门，反射着天空灰白色的光，也反射着林薇那张苍白而渺小的脸。
她像一只误入钢铁森林的蚂蚁，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
门卫室里的大爷隔着玻璃，不耐烦地挥挥手，让她去旁边的信访接待室。
信访接待室的门更小，更不起眼。
里面的工作人员是一个烫着卷发的中年女人，正对着一面小镜子涂口红，鲜红的颜色溢出了嘴唇的轮廓，像一抹仓促的血迹。
她头也不抬地接过林薇递过去的材料，随手扔在一边，声音里带着一种程序化的冷漠：“放这儿吧，回去等通知。”
“请问大概要等多久？”林薇小声问。
“不知道，”女人终于抬起头，瞥了她一眼，“申诉的人多了，你算老几？按流程走，急也没用。”
林薇在外面站了整整一个上午，那扇门再也没有为她打开过。
她不走。
她就像在图书馆里一样，把自己钉在了人社厅门口的台阶上。
她像一个沉默的、固执的雕像。
终于，在临近下班的时候，她的“执着”似乎起了一点作用。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从里面走了出来，皱着眉头看着她。
“你就是那个申诉的林薇？”。
林薇赶紧站起来，点了点头。
“跟我来吧，我们张主任愿意见你一面。”
她第一次见到了张建国，省人社厅负责公务员招录复审的处室主任。
张建国的办公室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烟味和劣质茶叶混合在一起的古怪气味。
他整个人陷在一张宽大的老板椅里，像一滩融化了的黄油。
他的脸因为肥胖而显得油光锃亮，眼袋耷拉着，眼神里是一种久经官场所特有的、看透一切的麻木和不耐烦。
他没有让林薇坐下。
他只是用他那套已经重复了无数遍的官话，开始了他的“宣判”。
“小同志啊，你的材料我们看过了。
首先，我要告诉你，我们的公务员招录工作，是有一套非常严谨、非常科学的流程的。
每一个环节，都经得起检验。
笔试是机器阅卷，不存在任何误差。
面试呢，我们是随机抽取考官，七个考官，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值，这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平。”
他呷了一口浓茶，咂了咂嘴，继续用一种教训的口吻说道：“分数是客观的，是冰冷的，它不会说谎。
你差了1分，就是差了1分。
每年因为零点几分落榜的考生数不胜数，大家都觉得委屈，都觉得不公平。
但是小同志，你要明白一个道理，规则就是规则。
你要学会接受结果，而不是在这里胡搅蛮缠。
你这样，只会让我们觉得你是个‘输不起’的人。
懂吗？”。
他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小锤子，敲打在林薇早已脆弱不堪的神经上。
她感觉自己像一个赤身裸体的人，站在一群穿着盔甲的看客面前，接受他们的嘲弄和审判。
这条看似光明的申诉之路，原来是一堵更高、更厚、更冰冷的墙。
张建国的眼神，已经从不耐烦变成了鄙夷。
他觉得眼前这个从乡下来的女娃娃，又倔又傻，完全听不懂人话。
林薇的坚持，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场徒劳而可笑的闹剧。
他决定给这场闹剧画上一个句号。
05
在林薇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像幽灵一样出现在他办公室门口之后，张建国的耐心终于耗尽了。
“行行行，你不是要复审吗？你不是不相信吗？好，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明白白！”。
他的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带着一种被逼到绝境的暴躁。
他让下属去档案室，把林薇的原始档案提了出来。
他把林薇叫进了办公室，砰地一声关上门。
他要把这颗“钉子”当面拔掉，让她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可笑。
“来，小同志，你过来，你站在这里，亲眼看着！”张建国把那个牛皮纸的档案袋扔在桌上，灰尘扬起，在光线中飞舞。
他戴上老花镜，用一种夸张的、充满表演性的动作，慢条斯理地抽出里面的文件。
“你看，这是你的笔试答题卡，扫描件，机器判分，142.5，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没问题吧？”。
林薇没有说话，只是死死地盯着那些文件。
“再看，这是你的面试打分表汇总。
七个考官，你看，有给你打90分的，也有给你打70多分的，都很正常嘛。
主考官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看问题的角度可能和你不一样，但他给的分数，也在合理的区间内。
我们去掉一个最高分91，去掉一个最低分72，剩下的加起来平均，喏，就是78.6分，系统计算，精准无误。”
张建国把计算器拍在桌上，发出啪的一声巨响。
“笔试成绩，面试成绩，加权一算，总分就是这么多。
赵俊比你高1分。
事实就摆在这里，铁证如山！”。
他把所有的纸张理了理，准备塞回档案袋，结束这场他自导自演的“公开处刑”。
他斜睨着林薇，脸上带着一种胜利者的傲慢。
“怎么样？小同志，现在死心了吧？我跟你说，有时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你得认。
回去吧，明年好好努力，还有机会。
别再来烦我了。”
林薇的脸色像纸一样白，嘴唇因为紧紧地抿着而失去了血色。
就在张建国准备合上档案袋的那一瞬间，她突然想起了大学毕业前，辅导员在最后一次班会上说的话。
那位和蔼的老师说：“同学们，你们在大学里获得的所有荣誉、证书，尤其是那些特殊的、能证明你们品格和能力的材料，一定要盯着学校，确保它们被放进你们个人档案最后一页的‘附言’部分。
那地方平时没人会翻，但关键时刻，可能会改变你们的命运。”
当时她并没在意，只当是老师的例行嘱咐。
但此刻，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她脑中的混沌。
她鼓起了此生最大的勇气，用一种颤抖但异常清晰的声音，开口了。
“张主任……麻烦您……能不能……再看看档案袋最后一页的附言部分？”。
她的声音很小，但在死寂的办公室里，却像一声惊雷。
“那里……可能有一份我的特殊情况说明。”
06
张建国准备塞档案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他像是听到了本世纪最好笑的笑话一样，嗤笑了一声。
“附言？附言能有什么东西？一张三好学生奖状？还是优秀毕业生的证书？你以为这是评职称啊？还能给你加分不成？”。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轻蔑和嘲弄。
他觉得这个小姑娘真是走火入魔了，还在做着不切实际的白日梦。
他极度不耐烦地，几乎是粗暴地，将整个档案袋倒过来，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抖了出来。
他翻到最后一页，那是一张硬质的封底。
就在那封底的内侧，果然粘着一个巴掌大的、牛皮纸材质的小信封。
信封已经有些泛黄，封口处用胶水粘得死死的，上面盖着一个深红色的、他从未见过的圆形印章。
印章上的字迹是篆体，围绕着一颗五角星，依稀可以辨认出“……应急救援总队”几个字。
张建国皱起了眉头。
这算什么玩意儿？。
他嘟囔着，用手指甲粗鲁地去抠那个封口。
封得很结实。
他有点恼火，干脆用手一撕。
“嘶啦——”。
封条被撕开，他从里面抽出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打印纸。
下一秒，当他的目光扫到纸上那黑体加粗的标题时，他整个人的动作，就像一尊被瞬间点穴的雕像，彻底凝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