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深水财经社 纳兰
2025年10月下旬,郑州中原西路小鹏汽车授权加盟店突然宣布停业。据当时媒体报道,有约40名员工被欠薪,累计被拖欠工资达45万元,不少已经交钱的车主却无法提车。
近日,该加盟店员工在网上发起讨薪维权行动,一些员工被拖欠工资数月不等。他们多次联系门店老板、投资人及小鹏汽车品牌方,但各方推诿扯皮,问题始终没有进展。
小鹏汽车河南大区负责人在回应时表示,员工与授权经销商签订劳动合同,并非小鹏直营员工,品牌方只能帮忙协调清算,不承担直接支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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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店突然“跑路”
据当地电视媒体报道,10月下旬,多位车主按约定前往门店提车、办理上牌手续,或进行车辆售后保养时,却发现门店大门紧锁,玻璃门上未张贴任何停业通知或联系方式。
透过玻璃门可见,店内办公用品杂乱散落,此前陈列的展车、待交付的新车已全部不见踪影,仅有部分废弃文件与宣传物料遗留现场。
据当地媒体报道,2025年9月,一位车主在该店购车时,销售人员承诺提车后一个月内返还7000元购车补贴。
“现在店没了,店长失联,投诉到小鹏官方,说要核实情况,可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结果。”多位同期购车的车主都面临着返现难兑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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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直到11月份,小鹏汽车郑州中原西路店的问题仍然未能解决,而该加盟店的员工到现在也没有拿到工资。他们向郑州经济广播电台求助称,门店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发放工资,涉及薪资总额约四五十万元,如今老板彻底失联,门店内已经人去楼空。
一位男性员工表示,这家经销商欠了他大概一万六千元工资,门店是10月份一夜半空,也找不到人,电话不接发信息不会,他自己还有房贷车贷,还有两个孩子,现在几个月工资不发,自己生活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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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经济广播随后联系到了小鹏汽车河南区域负责人,对方称,这家授权店是经营不善,导致没法继续经营了,目前正在跟他走退网流程,厂家跟授权店老板也有时联系不上。至于拖欠的工资,因为他是授权店,员工是跟他们签的劳动合同,不是跟小鹏签的合同,所以厂家只能帮忙协调解决。
渠道扩张双刃剑
这场权益纠纷的背后,是新能源车企渠道模式的剧烈变革。近年来,小鹏、腾势、极氪、鸿蒙智行等众多新能源品牌纷纷调整渠道策略,大规模裁撤直营店,仅在一线城市保留少量标杆门店,将更多城市的渠道布局交给授权经销商。
据媒体报道,去年5月,阿维塔已将90%的门店转为经销体系,仅在核心一线城市保留直营。小鹏汽车早在2023年就开启授权模式,今年同样关闭了不少直营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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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的主要是一位内成本压力。据业内人士测算,一家约200平方米的直营展厅,仅租金、管理费、停车费和员工薪酬等基础支出,全年运营成本就高达400万至500万元。
若在全国布局300家直营店,仅维持运营的成本就至少需要12亿元。而采用经销商模式,主机厂不仅能节省巨额运营开支,还能通过授权合作获得稳定收入,有数据显示,经销商模式每年可为主机厂贡献60亿元收入,且销售和售后成本均由经销商自行承担。
在这一政策加持下,小鹏汽车的门店规模自2023年三季度起进入高速增长通道。公开数据显示,其门店数量已从原先的395家飙升至690家,快速覆盖了更多低线城市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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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轻资产”的扩张模式,帮助小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快速抢占终端阵地,提升交付能力,但也为后续的渠道管控埋下了隐患。
今年8月份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2025年上半年全国汽车经销商生存状况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2025年上半年汽车经销商亏损比例上升至52.6%,持平比例17.5%,盈利比例29.9%。其中,新能源独立品牌经销商盈利占比42.9%,持平占比22.7%,亏损占比34.4%;传统燃油车品牌经销商盈利占比25.6%,持平占比15.8%,亏损占比58.6%。
在盈利结构上,新能源经销商的毛利高度依赖售后服务,占比达54.0%,而新车销售毛利仅占16.8%,金融保险业务贡献17.0%的毛利。
对于仍处于销量爬坡期的部分新能源品牌而言,售后业务缺乏充足的流量支撑,经销商的盈利空间本就有限。
更严峻的是,部分车企为追求销量数据,会给经销商设定高额销售任务,倒逼经销商“亏本冲量”,同时拉长返利结算周期,这进一步加剧了经销商的资金链紧张。
郑州中原西路小鹏授权店在闭店前推出的5000-7000元高额购车返现,正是经销商在业绩压力下的激进促销手段,而最终无法兑现的返现,也成为压垮其资金链的最后一根稻草。
权责边界模糊
在这些加盟商工作的员工心目中,他们一直以为自己是小鹏的员工,每天穿着小鹏的工服,销售小鹏的汽车,接受小鹏的培训和考核。
根据小鹏汽车的官方回应,授权经销商为独立经营主体,员工与经销商签订劳动合同,品牌方仅提供运营标准、培训和线索支持,不直接承担经销商的工资支付和债务责任。
这种权责划分在法律层面看似清晰,但在实际运营中却存在模糊地带。授权经销商的门店装修、人员培训、服务流程均需遵循品牌方的统一标准,员工的工作内容与直营门店员工高度一致,消费者也普遍将授权店视为品牌方的延伸。当经销商出现经营问题时,品牌方的“协调者”定位与消费者、员工的心理预期形成巨大落差。
从法律角度来看,员工维权的核心诉求对象确实是签订劳动合同的授权经销商。但在经销商老板失联、资产转移的情况下,劳动仲裁和诉讼往往陷入“赢了官司拿不到钱”的困境。
此类案件中,员工需先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若经销商失联,可通过公告送达方式推进程序,裁决生效后申请强制执行,但执行效果取决于经销商的可执行资产情况。
车主的维权之路同样艰难。购车返现承诺通常由经销商口头或书面约定,部分车主未留存完整证据,即便有证据,也因合同主体为经销商,品牌方往往以“属于经销商个人行为”为由推脱责任。
若品牌方对经销商的促销活动未尽到监管义务,或明知经销商存在违规承诺而未制止,消费者可要求品牌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实践中需要消费者提供充分证据,维权成本较高。
此次郑州门店闭店事件并非个例。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行业已发生多起授权经销商“跑路”事件,涉及多个品牌。
2024年,某新势力品牌杭州授权店闭店,拖欠20余名员工工资及数十位车主定金;2025年上半年,西南地区某新能源品牌授权经销商失联,导致百余位车主无法正常提车和上牌。这些事件的共性在于,品牌方均以“授权经营、独立核算”为由规避直接责任,导致消费者和员工的权益难以得到及时保障。
对于小鹏等采用“直营+授权”混合渠道模式的车企而言,如何在快速扩张渠道的同时,有效控制经销商经营风险,保障员工和消费者权益,已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
从监管层面来看,需要进一步明确新能源车企与授权经销商的权责边界,建立健全经销商监管制度。例如,要求车企对授权经销商的经营行为承担一定的监管责任,当经销商出现经营异常时,品牌方需履行告知义务并配合处理消费者和员工的合理诉求;同时完善经销商退出机制,避免经销商“带病退出”,保障各方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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