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相声的根本而活着——读郭德纲的长篇小说《相声演义》

郭德纲是著名的相声演员，最近他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相声演义》，有人惊叹郭德纲不说相声要来跨界写小说了。跨界是个褒奖词，现在人们都在提倡跨界，跨界常常会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因此郭德纲跨界写小说，应该是一件好事情，他把自己的相声才华腾挪到小说里面来将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相信很多人都会抱着这样的心理来读郭德纲的小说的。

其实在我看来，郭德纲写小说算不得是跨界，这应该是他的本行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相声不也是语言的艺术吗？二者的区别只在表现形式上，相声是口头表现的语言艺术，文学则是书面上表现的语言艺术。文学与相声若要追根溯源的话，应该就是一对孪生的兄弟，只是后来各自求发展，兄弟俩越走越远，都有点互不相认了。

相声作为语言的艺术当之无愧。它的核心魅力、包袱逻辑、叙事方式、人物塑造，几乎全部依赖语言的巧思来完成，离开了语言，相声就只剩下了空壳。相声和文学同属于语言艺术，自然会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二者都依赖语言技巧的锤炼，讲究修辞、节奏、逻辑的匠心设计——文学用比喻、排比、象征、留白营造意境或张力；相声则用双关、谐音、曲解、倒装、夸张、贯口等制造“包袱”。又比如，二者都通过语言来塑造形象，传递内容：文学用文字刻画人物、讲述故事、表达思想；相声则通过捧逗双方的对话塑造角色、铺陈情节，并传递讽刺、教化或娱乐的内核。无论是相声还是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都是对语言的创造性运用，只不过文学是书面语言的审美艺术，是以文本为核心，追求深度与意境；而相声是口头语言的表演艺术，是以表演为核心，追求娱乐与互动。二者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展现了人类语言所能达到的艺术境界，一个是通向沉思的精神世界，一个是点燃欢笑的现实剧场。

郭德纲要将同为语言艺术的相声和文学这一对孪生兄弟拉到一起来了。这实在是一桩可喜可贺的事情。《相声演义》是郭德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窦天宝是一个军阀的幼子，自小与另一军阀的儿子梁大元一起玩耍，凭借父亲的威权，他们俩从小放荡不羁、横行霸道，这两个人物关系的亲疏和恩怨也就成为了贯穿小说的一条重要线索。窦天宝的父亲在权力争夺中被人枪杀，他却不改纨绔子弟陋习将唯一的一点家产挥霍干净，这就导致他沦为一个无人问寒问暖也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所幸窦天宝从小就喜爱曲艺，经常跑到天桥消遣，当他走投无路时就来到天桥混江湖，一来二去，他学得一身技艺，又以他不服输的性格在天桥智斗恶霸、抵制行会，重情重义，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的人生大戏。后来在天津被相声大师御龙鸣收为徒弟，他在众人的帮扶下成为天桥的相声名角，他创办的“天宝社”也越来越红火。这部小说要故事有故事，要人物有人物，小说味道非常浓郁。

我初看书名，以为这是一部以相声知识为基础，讲述相声艺术发展历史的小说，读了之后才发现，相声的内容在小说里其实所占比重很小，主人公窦天宝最后虽然成为一名相声名家，但他大部分的经历都与相声无关，似乎还不能将他的经历称之为相声演义。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相声演义”的书名很合适，因为这是相声在另一个层面上的“演义”——语言的演义。这也正是郭德纲独特的优势，他是将相声艺术中的语言特色和语言叙述成功地挪移到了小说创作之中，因此我们在阅读中，就能明显感觉到相声艺术的口语化风趣扑面而来。从语言艺术的角度说，相声的语言叙述与小说的语言叙述还是有差异的。相对于小说叙述的书面化、精炼化和典雅化，以及追求叙事和抒情、议论的多种手段，相声叙述的核心功能则是追求娱乐与逗笑，所有语言技巧都服务于“包袱”，口语化、生活化和流动性是相声语言叙述的基本形态。这也正是《相声演义》这部小说的语言叙述特点，我同时还发现郭德纲不仅将相声的语言叙述成功挪移到小说叙述之中，而且小说的语言风格还带有他本人在相声表演上的个人风格。我不是研究相声艺术的，不敢冒昧为郭德纲的相声艺术风格下定论，但我在读这部小说时，就觉得小说的叙述不拖泥带水，有一种“嘎嘣脆”的痛快感，这就像我听郭德纲相声时的感受一模一样。至于小说中的情节和对话中埋藏着大量的“包袱”，更不用说这就是一种地道的相声艺术表现手法。这些包袱安置在小说叙述中无疑产生了一种特别的阅读效果。比如他写演员小白蛇纠缠着窦天宝时，窦天宝说：“你管得着我吗？”小白蛇回答：“就管！就管！”窦天宝马上接话说：“舅管？舅妈不管？”一句耍贫嘴便把小白蛇逗笑了。这里就是采用了谐音梗的包袱，不仅发挥出语言的俏皮，而且还贴切地将当时两人的心态和处境传达出来了。从这个角度说，小说里的相声要素遍布全书。

小说还包含了郭德纲对相声的思考。小说中出现的第一个相声演员是何人乐，他出身于相声世家。此人物一出面，郭德纲就毫不掩饰对他的蔑视和嘲笑，称他是“把钱不当钱，当命看”的人，在窦天宝第一次去找他时，他不仅不相助，还趁机扒掉了窦天宝身上的大褂，连何人乐的老婆都看不下去，责怪说你们说相声的人怎么这样时，何人乐反而腆着脸说都那样！也许从这里就看出郭德纲写这部以相声为题材的小说时就定下了批判的基调。他在小说中凡写到与相声有关的情节或者表演相声的人物时，他更多的是对相声圈的不良现象进行揭露和反思。在郭德纲的笔下，这个圈子画地为牢，内卷厉害，门派之间不能合作相容，而是互相倾轧。比如窦天宝表演相声红火起来后，几个同行非常嫉妒，暗地里使坏，差点都让窦天宝付出了生命，这让窦天宝痛感相声这个行业完全就是一个名利场和是非圈。小说尽管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郭德纲强调了一点，无论这种不良现象如何疯狂，相声演员拿出好作品奉献给观众才是唯一正道。

郭德纲对相声的思考归结到一点，这就是相声的根本是什么。郭德纲通过塑造相声前辈大师御龙鸣较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御龙鸣在收窦天宝为徒时语重心长地对窦天宝说，相声“是门手艺，更是人心。逗人笑易，让人笑后有所思难。莫负了祖师爷赏的这碗饭，也莫负了你自个儿的这份灵性”。这说明相声首先需要演员有灵性，有了灵性还不行，还要把人心装在心上，要以逗人笑的方式让人有所思。郭德纲还是非常看重相声演员的灵性的。窦天宝从小到大的伙伴梁大元也爱相声，也想上台演相声，但他就属于没有灵性的演员，郭德纲在写作中都忍不住要在他表演相声时对他嘲笑了一把。窦天宝凭借自己的灵性不仅演得好相声，而且还能看透人世，他说：“聪明不过帝王，伶俐不过江湖，一张嘴在台上要说千家万户亿万生灵的故事，还有什么看不透？”这段话不仅是窦天宝对人生的感慨，也是他从御龙鸣大师那里明白相声的根本是什么后，对相声的根本所作出的更深入的理解，可以说他看透了相声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