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师长逃亡台湾途中被俘，遇老同学笑着打招呼：我是中央军委的

1949年4月，渡江战役的余波仍在宁杭公路蔓延。解放军八十八师补充训练团清点国民党45军312师俘虏时，一名身着少将制服的战俘格外引人注目——与其他垂头丧气的同僚不同，他神态镇定，被押至团长钱申夫面前。

登记名字时，“李唯平”三个字让钱申夫骤然停笔。他反复端详眼前的战俘，记忆中延安抗大窑洞的光影渐渐清晰：“你是抗大五队的李唯平？1938年冬，我们在陕北一同学习过！”

战俘眼中闪过一丝亮色，颔首笑着打招呼并提出请求：“请立即向三野前委发报，就说‘李唯平在宁杭公路，属中央军委序列’，速转北平。”

闻此，钱申夫虽满心疑惑——革命战友为何身着敌军制服？但见对方提及仅抗大同学知晓的细节，仍立即安排通讯兵发报。两小时后，中央军委急电穿透暮色，指令简洁而明确：“即刻将李长亨（黎强）严密护送，专人专车，48小时内抵达北平。”

直到此刻，钱申夫才得知，这位化名“李长亨”的国军少将，竟是我党潜伏在敌人心脏十余年的特工“黎强”。这场看似偶然的俘虏重逢，实则是一名潜伏者跨越生死的归队信号。

黎强的革命之路，始于四川安岳的红色土壤。1915年出生的他，本名李碧光，受兄长革命思想影响，年少时便投身进步活动。1935年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后，在同乡、中共党员周俊烈的带领下参与地下工作，秘密张贴抗日标语、传递进步传单。1938年，组织选派他赴延安抗大学习，在这里，他以“李唯平”为化名，系统接受革命教育，与钱申夫结为同窗。

1939年初，抗大结业在即，黎强已做好奔赴抗日前线的准备，却接到一项特殊任务——返回四川，潜入国民党核心机构执行潜伏任务。董必武亲自为他取党内化名“黎强”，寓意“信念强、能力强”，并嘱托他：“从今日起，李唯平已‘牺牲’，黎强要在狼窝里站稳脚跟。”带着这一使命，黎强告别延安，踏上了隐蔽战线的征程。

回到四川后，黎强凭借家族人脉与社会关系，通过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推荐，考入成都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为打入敌营奠定基础。为建立广泛的信息网络，他按组织指示加入地方帮会“哥老会”，凭借处事能力赢得帮会首领赏识，成为川西地面上颇具影响力的“杨大爷”。这一身份让他得以频繁出入国民党地方官员的社交场合，酒桌闲谈间的信息都成为他研判局势的依据。

更关键的是，黎强精准把握军统与中统的内部矛盾，巧妙传递军统“小动作”给中统高官廖震华，逐步获得中统信任。1943年，经廖震华举荐，他进入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担任机密情报科主任，自此能够接触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核心机密。为强化身份掩护，他迎娶国民党成都某县党部书记长之女赵淑芳，其共产党员身份始终对妻子严格保密，直至全国解放后才真相大白。

潜伏十余年间，黎强在敌人心脏多次化解危机、传递关键情报。1944年，上级周俊烈返川执行任务时，被军统叛徒王新文盯上。黎强通过军统内部关系确认叛徒身份后，及时通报组织。周俊烈采取行动除掉叛徒后，黎强以中统身份介入调查，将事件定性为“帮会仇杀”，成功帮周俊烈摆脱嫌疑。

1946年，周俊烈不幸被捕，恰逢黎强担任审讯负责人。这是生死攸关的考验——周俊烈是唯一知晓他真实身份的人。黎强表面上以中统官员身份厉声审讯，暗地里却利用职权搜集“证据不足”的材料，最终以“早年思想激进，现无业在家，查无实据”为由提交结案报告，使周俊烈无罪释放。

1947年，国民党在西南开展大规模搜捕，黎强获取搜捕名单后，冒险涂改部分内容，并连夜将关键人员信息传递给地下党组织，使多名中共党员提前转移，躲过劫难。为确保情报传递安全，他摸索出多种隐蔽方式，将机密藏于砚台缝隙、中药渣等载体中，十余年间从未出现疏漏。

1949年，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黎强制定了新的潜伏计划：主动请缨担任国民党312师少将副师长，意图随部队溃退时赴台继续执行任务。他故意弱化部队训练、扩招缺乏作战经验的新兵，为后续行动创造条件。然而，解放军渡江战役的推进速度超出预期，黎强意外被俘。

后黎强抵达北平，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潜伏生涯，重新回归党组织怀抱。新中国成立后，黎强继续投身革命工作，先后担任西南镇反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等职。在西南镇反期间，他凭借对国民党特务活动规律的熟悉，牵头清剿大量残余特务；在公安教育岗位上，他将潜伏期间积累的反特经验系统整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新一代公安干警。

1999年，黎强在北京逝世，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他留下的遗物中，有一本磨破封皮的抗大笔记，扉页上董必武当年的题字清晰可辨：“黎强，强在信念，强在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