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尕日塘秦刻石之争本质是牛顿思维与量子思维的差异

文 / 李单晶

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李后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我们几年前去过青海，看过三江源，调研过许多岩画和石刻，因此对光明日报此次“秦刻石”学术讨论一直高度关注，每期必看，每篇必读。在阅读学习这些文章中也萌发了一些想法，特别是最近读了张建林《观察与记录——尕日塘秦刻石调查笔记》，仝 涛《刻石的辨识和求证过程》、姜生《“采药昆仑”何以文献阙载》等文章，我们感到这场刻石之争的本质是牛顿思维与量子思维的差异。

尕日塘秦刻石的辨识和求证过程主要依赖古文字学、考古学及科技鉴定等多学科交叉验证。比如文字辨析，刻石中的“陯”字因右侧四竖笔的写法存在争议，学者最初误读为五竖笔。通过参照里耶秦简中“陯”的写法（右侧为四竖笔），结合篆书字典和秦文字形表的对比，最终确认该字为“陯”，这一发现成为断代的关键依据。‌又如历史地理争议，刻石内容与《史记》《汉书》记载的陇西郡西界存在矛盾。刻石发现地青海扎陵湖北岸与甘肃岷县直线距离约600公里，但实际行程达900公里。学者认为这一地理偏差反映了秦代交通信息的特殊性，需结合考古材料修正传统认知。‌还有科技鉴定，由于刻石长期暴露于自然环境中，风化程度、石质成分及刻痕特征可能成为关键证据，必须通过地质分析、金相检测等科技手段，以科学数据支撑真伪判断。等等。在这些研究中，体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牛顿力学与量子力学不仅是物理学的两大理论体系，更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牛顿力学以机械论、确定性和因果律为核心，认为世界如同一个精密的钟表，一切运动皆可预测，只要掌握初始条件和物理定律，便能推演出未来的状态。在这种思维模式下，自然界被视为客观存在，独立于观察者之外，科学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实验和数学推导，揭示这些既定的规律。这种世界观在工业革命后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思维方式，强调秩序、可预测性和逻辑推理，成为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基石。

相比之下，量子力学颠覆了牛顿式的确定性世界观。它揭示了微观世界中的不确定性，例如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表明，无法同时精确测量粒子的位置和动量；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则展现了量子叠加态的存在，即粒子在被观测前可能同时处于多种状态。此外，观察者效应表明，观测行为本身会影响被观测对象的状态，这意味着主体与客体之间并非完全分离。量子力学所呈现的世界不再是线性、可预测的，而是充满概率性、模糊性和关联性。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世界的复杂性、非线性和不可完全预测性，挑战了传统科学对客观现实的绝对认知。

这两种思维模式不仅在物理学领域形成对立，也深刻影响了人类对社会、经济、哲学乃至认知方式的理解。牛顿思维倾向于寻找确定的因果关系，认为世界可以通过分析和还原论加以掌控，而量子思维则承认不确定性，强调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和整体性。例如，在考古学中，对古代遗迹的解读往往依赖于证据的确定性和逻辑推导，这体现了牛顿思维的影响；然而，当证据不完整或存在多种解释可能时，量子思维则提醒我们，现实可能并非唯一，而是取决于观察角度和解释框架。这种思维范式的差异，正是理解当代学术争议，如“尕日塘秦刻石”真伪之争的关键。

尕日塘秦刻石的真伪之争，表面上是关于一块刻石是否为秦代遗存的考古学辩论，但其深层逻辑却映射出牛顿思维与量子思维的对立。支持者基于传统考古学的确定性原则，试图通过文字、工艺和风化痕迹等客观证据构建一条严密的因果链条。他们认为，石刻上的秦篆字体、平口工具刻痕以及风化次生矿物的存在，均符合秦代刻石的特征，足以证明其真实性。这种论证方式体现了典型的牛顿思维——即相信存在一个独立于观察者的客观现实，只要收集足够的证据，就能还原历史真相。在他们看来，考古学如同物理学实验，只要遵循科学方法，便能得出确定结论。

然而，质疑者则从量子思维的角度出发，强调不确定性、观察者效应和系统复杂性。他们指出，尽管石刻的某些特征看似符合秦代风格，但历法计算显示秦始皇二十六年三月并无“己卯”日，这与刻文记载相悖。此外，扎陵湖的高海拔和恶劣气候使得秦代使团难以抵达，缺乏同期人类活动遗迹也削弱了证据链的完整性。更重要的是，质疑者认为“采药”一词更符合汉代以后的道教用语，而“五大夫”合文在官方刻石中极为罕见，这些细节暗示石刻可能受到后世观念的影响，甚至可能是现代伪造。这种分析方式不再追求单一确定的答案，而是承认历史解读的多重可能性，强调观察者的立场和已有知识框架会影响对证据的判断。

这场争论的实质，正是两种思维模式在历史认知上的碰撞。牛顿思维追求确定性，试图通过证据的累积达到唯一正确的结论；而量子思维则承认不确定性，认为历史真相可能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取决于解释的视角和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在尕日塘秦刻石的案例中，支持者试图构建一个封闭的因果系统，而质疑者则揭示了该系统内部的矛盾与开放性，使这场争论超越了单纯的考古学范畴，成为一场关于认知方式的深层对话。

从秦刻石争议可以看到刻舟求剑的思维局限和与时俱进的哲学启示。“刻舟求剑”这一寓言深刻揭示了静态思维的局限性，其核心在于主人公忽视了船与水的持续运动，固执地认为剑落水的位置会随船体保持不变。这种思维方式正是牛顿式确定性思维的极端体现——它假设世界是静止的、可预测的，只要在某一刻标记下位置，便能永远依据该标记找回目标。然而，现实世界是动态变化的，河流奔流不息，船只不断前行，剑的实际位置早已随水流漂移。主人公的失败，源于他未能认识到事物的运动性，也未能调整自己的认知以适应变化的环境。 这一寓言所批判的，正是“刻舟求剑”式的僵化思维，它与“与时俱进”的哲学理念形成鲜明对比。《吕氏春秋·察今》明确指出：“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悖哉！”历史的发展要求人们根据时代变迁调整制度与认知，而非固守旧法。在考古学领域，这一思想同样适用。若研究者仅依赖既定的文本、字体或工艺标准去判断一件文物的真伪，而不考虑历史背景的演变、文化观念的流转以及科技手段的进步，便可能陷入“刻舟求剑”的误区。例如，在尕日塘秦刻石的争议中，若仅因某些文字特征看似符合秦代风格便断定其为真，而忽视历法矛盾、地理可行性等动态因素，便是一种静态判断的体现。真正的学术研究应当与时俱进，不仅采纳新的科技检测手段，还应开放地接受多重解释的可能性，避免因固守单一范式而错失对真相的更深层理解。

在实际工作中要推进认知范式从确定性到动态适应的融合。尕日塘秦刻石的真伪之争，不仅是一场考古学辩论，更折射出投资、社会科学乃至人类认知方式的深层变革。在传统投资范式中，牛顿思维占据主导地位，投资者依赖技术分析、经济周期理论和量化模型，试图通过历史数据和确定性规律预测市场走势。例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假设资产回报率可由系统性风险精确衡量，而有效市场假说则认为价格已反映所有可得信息。这种思维方式强调因果律和可预测性，认为市场如同一个精密的机械系统，只要掌握规则，便能精准预判未来。然而，现实市场往往充满不确定性，单一模型难以完全解释价格波动。2008年金融危机便暴露了传统金融理论的局限，许多基于历史数据的量化模型未能预见市场的剧烈崩盘。此时，量子思维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市场并非完全由客观规律支配，而是受到投资者心理、信息传播和群体行为的复杂影响。行为金融学中的前景理论表明，人类决策并非完全理性，损失厌恶和过度自信等心理偏差会影响市场走势。复杂系统科学则指出，金融市场是一个非线性系统，微小的信息变化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

这种思维模式的对立，恰如尕日塘秦刻石争议中对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权衡。在投资中，若仅依赖牛顿思维，可能忽视市场中的非线性风险；而若完全采纳量子思维，则可能陷入过度怀疑，难以做出决策。因此，成功的认知模式应当融合两者的优势，既利用数据分析寻找长期趋势，又保持对不确定性的警觉，避免被单一解释框架所束缚。正如考古研究不应仅依赖静态证据，而应结合动态历史背景与多学科方法，投资决策也需在确定性分析与风险弹性之间寻求平衡。唯有如此，才能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实现更稳健的认知与判断。

走向更完整的认知，强调融合与超越。尕日塘秦刻石的真伪之争，不仅是考古学内部的学术辩论，更是一场关于认知方式的深层对话。它揭示了牛顿思维与量子思维的对立，也映射出“刻舟求剑”式僵化认知与“与时俱进”动态思维的冲突。牛顿思维强调确定性、因果律和可预测性，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严谨的分析框架；而量子思维承认不确定性、观察者效应和系统复杂性，提醒我们现实世界并非总能被简化为单一解释。在考古、投资乃至更广泛的认知领域，单一思维模式均有其局限，唯有结合两者的优势，才能构建更完整的理解。

在考古研究中，传统考据方法依赖确凿证据和逻辑推导，这体现了牛顿思维的价值；然而，当证据不完整或存在多种可能时，量子思维促使研究者考虑多种解释路径，而非固守单一结论。因此，未来的认知发展应超越非此即彼的对立，转向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思维方式——既重视证据的严谨性，也承认不确定性，并在动态调整中逼近真相。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实现更深刻、更全面的认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