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三青团：组织处代处长康泽，如何成陈诚、陈立夫"眼中钉"？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38年7月9日在武汉成立的三青团中央团部第一个领导机构，被称为筹备时期中央临时干事会，“所以称临时干事会者，以当时团员未吸收，组织未开展，正着手筹备工作也”。

根据团章规定，中央干事会的职权包括：

执行团长命令，决定全团工作计划，组织下级团部并指挥监督之，办理监察会移付执行之案件，编制预算、决算，支配全团财务等。

中央临时干事31人：

陈诚、陈立夫、朱家骅、梁寒操、康泽、张厉生、李任仁、周佛海、陈布雷、李扬敬、谷正纲、曾宝荪、严立三、段锡朋、王世杰、张道藩、刘健群、郑彦棻、贺衷寒、谭平山、黄仁霖、胡宗南、王东原、黄季陆、甘乃光、卢作孚、何廉、陈良、叶溯中、程沧波、章乃器（周佛海后因附逆，被开除团籍。)

又由9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干事会，“于全体干事会闭幕期间执行干事会职权”，名单如下：陈诚、陈立夫、朱家骅、谭平山、张厉生、段锡朋、陈布雷、谷正纲、贺衷寒。

中央临时干事会按照团章规定，决定中央团部工作机构设立7个处，处以下分组或室。各处工作人员编制，以150人为限；并从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毕业学员中选拔150人为服务员。

1、三青团的组织

中央团部机构负责人如下：

书记长：陈诚；
书记长办公处：处长叶溯中、副处长项定荣；
秘书室主任：李惟果、副主任：谢然之；
人事室主任：刘咏尧、副主任：徐君佩、代副主任：陈叔渠；
计政室主任：闻亦有、副主任：余成源；
调查室主任：毛庆祥、副主任：张子扬；
组织处：处长胡宗南、代处长康泽、副处长任觉五、程思远；
训练处：处长王东原、代处长李扬敬、副处长戴之奇、谷正鼎；
宣传处：处长黄季陆、副处长郭斌佳（未到职）、邓文仪；
社会服务处：处长卢作孚、副处长黄宇人、张伯谨；
经济处：处长何廉、副处长白瑜、陈介生；
总务处：处长陈良、副处长黄雍。

1938年7月18日，中央临时常务干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审议征求团员暂行办法草案。

8月1日，团长蒋介石召集中央临时干事会全体干事及工作人员，在武昌湖北省党部大礼堂，举行第一次入团宣誓典礼。

蒋亲自缮写誓词，并当众宣誓，其文曰：

“中正正心诚意，与本团全体同志一心一德，矢忠矢信，继承总理遗志，实行三民主义，捍卫国家，复兴民族，以克尽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亿万世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谨此誓言，永矢勿渝。”

接着，全体人员在团长蒋介石监临之下，集体宣誓，其词曰：

“余誓以至诚，力行三民主义，服从团长命令，严守团纪，执行决议，实践新生活信条，为国家尽忠，为人民服务，不辞劳怨，不惜牺牲，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制裁，谨誓。”

同日，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第一期学员4000人，举行毕业典礼，集体宣誓入团，这是三青团所吸收的第一批团员。

中央团部成立之初，立即制订各种重要法规，并拟具第一期工作计划；确定筹备时期的工作重心，在于建立团的中枢机构，拟订团的重要法规，扩展团务宣传，编制经费概算和举办干部训练。组织工作决定先以武汉为中心，建立基础组织，逐渐推广至各省市。中央团部地址，初设武昌湖北省议会，8月15日，移至汉口河街4号（原中央党部)办公。

2、干部的培训

9月上旬，因书记长陈诚军务繁忙，蒋介石加派中央党部秘书长、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朱家骅兼代书记长。

朱家骅到任后，认为中央团部过于庞大，主张缩小机构，减少人员，得到蒋介石的认可。蒋为此下达手谕：“本团当成立伊始，中央机构，应本‘作始也简’之原则，加以缩编。”

9月15日，中央团部奉命调整内部组织，将训练、社会服务、经济及总务四处暂缓成立，其主管业务，训练部分暂由组织处兼管，社会服务部分暂由宣传处兼管，经济及总务部分暂由书记长办公处兼管。

同时，因为敌人后方区域之工作，有迅速推进之必要，故于组织处内增设沦陷区域工作指导组。全部工作人员，以70人为限，服务员以30人为限，等到将来业务开展，再行扩充组织，增加员额。另外因宣传处长黄季陆、副处长邓文仪另有任用，蒋介石指派包华国代理宣传处长，李惟果兼任副处长。

中央临时干事会成立之始，正值武汉保卫战最紧张之时，当时许多爱国青年，由北平、上海、南京及其他战区辗转流离而集中于武汉，要求参加抗战之情绪，极为热烈。

为了加强组织领导并予以大规模训练，以作为动员全国民众的核心，中央团部当时即以保卫武汉为中心工作，先在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内，成立直属第一区团部；接着在中央团部内成立了直属第一分团部，随后又成立了武汉支团部筹备处和直属第二分团部筹备处，并挑选已受训练的团员，成立本团工作人员训练班及战时服务总队，从事组训壮丁、救护慰劳等各种战时服务，同时在实际工作中，随时集会研讨，轮流训练，使工作与训练打成一片。

为了保证团员的素质，中央临时干事会对于团员征求，规定下列人员为主要对象：

（1）本党工作努力之青年同志；（2）参加党政军各项训练分子；（3）积极参加抗战之分子；（4）大学生及大中小学教员；（5）各类公务员、技术人员，文化界、新闻界、乡村服务人员，与其他自由职业分子；（6）农村、工厂之生产者，少年队及壮年队、少女队之优秀分子。

以求使团的力量普遍深入社会各阶层。由于当时各地团队未能迅速成立，所以由直属干训团第一团区团部筹备处、武汉支团部筹备处、直属第一分团部，办理征收团员事宜。截至11月份止，征收总额为7542人。就职业而言，最初入团的团员以干训团等军事训练机关毕业学生为多，其他如教育界及农村、工厂中之生产分子，则吸收尚少。

此外，中央团部于10月下旬，还分别委派了冀、鲁、晋、青，及西安、兰州、重庆、成都、南阳、广州等省区地方团部负责人员。在训练方面，举办了第一期工作人员训练班。

在宣传方面，创办了《武汉青年》周刊，编印青年丛书，筹备《青年》半月刊等。在服务方面，开办了武汉青年俱乐部，设立了西安、长沙、榆林、宜昌、南阳、屯溪等处青年招待所，发动青年，积极参加保卫武汉后方勤务工作。

这是三青团在武汉成立初期，发展组织，征召团员，初步开展训练、宣传和服务工作的大致状况。

3、各个派系的拉人头

以复兴社作为三青团组织的核心，在刚刚成立的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及其工作机构中，已经有所表现。

在中央临时干事31人当中，复兴社只有5人，康泽、贺衷寒、胡宗南、刘健群、陈良列名其中。在中央团部7个处室中，复兴社完全掌握的有组织、总务两处，但在11位副处长中，复兴社就占了7位。可见，复兴社在中央团部机构中，采取了避虚就实、轻上重下的方式。

康泽不无得意地说：

“虽然受到陈立夫和陈诚两方面的压力，由于蒋介石的庇护，在中央临时干事会中，复兴社在实际上还是占到了最主要的地位。”“从副处长以上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复兴社分子，占了优势。至于处以下，各组组长这一级的人员中，复兴社分子所占比例更大。例如，组织处所属六个组—普通、战地、学校、海外、女青年、登记—的组长全是复兴社分子。组以下的工作人员，也是复兴社分子占绝对多数。”

中央团部组织处简直成了复兴社分子的大本营。

以康泽作为三青团的“工作重心”，也开始体现出来。康泽当时身为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兼中央团部组织处代处长，虽然地位并不很高，在团内却是炙手可热，权倾一时。

据他回忆：

“我当时除了在组织处负实际责任外，通过分布在各处和各组的复兴社分子，在中央临时干事会，使我形成了事实上的人事联系中心和工作推动中心。我的意见，在各处都被重视和发生效力，无论陈诚或陈立夫愿意不愿意。这是复兴社结束时的决议，也是经过蒋介石裁可的方针，同时也是我尽力布置和争取的结果。而蒋介石则是在事实上默认和庇护我这样去做的。”

一位中央团部工作会议参加者，多年以后还记得当时因康泽态度骄横而造成难以合作的情形：

“中央团部各处室之间，相处友好，充分合作。商议团务，每周会报一次，正副主管均须出席，由书记长主持，讨论各单位提案，并作最后决议。各单位提案，以组织处提出的人事与经费最为繁复，康泽发言最多，态度傲慢，令人厌烦，有时引起激辩，使主席左右为难，唯有暂予搁置，留待再议。所幸组织处的主任秘书涂公遂颇识大体，且有私谊，常来商榷转圜余地，得以解决若干悬案。”

康泽和复兴社的特殊作用，还表现在地方团部的组建上。

在筹备时期，曾经讨论过如何组建地方团部的问题。当时“甘乃光主张采用部队‘招安'的办法把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起来，即先让各地方自己去成立，自己去搞，然后再由中央去收编，把它统一地组织起来”。

中央团部成立后，各地方团部如何组建，就成为国民党内争执的焦点，各派力量纷纷插手，企图抢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

中共方面得到的消息称：“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在国民党内已开始，上层领导机关已开始组织，西安、绥德方面，CC、复兴均已开始积极拉人，为此问题他们内部还发生了很大摩擦。”

实际上，不仅西北如此，各地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参加争夺的，不仅有CC派，而且还有复兴社内的各个派系，情形十分混乱。

为了使建团工作有序进行，国民党中执会不得不一再通令各地：“三民主义青年团各级团部的组织，应由团长派人进行，各地不得擅自进行。”

组建地方团部的关键，是干部人事的配备，既要保证团务的贯彻，又要兼顾各方的利益。

康泽回忆说：

“关于三青团各地方团部的人事，蒋介石曾指示我：‘青年团各地方的负责人，可以完全按照我们自己所定标准选派，不要像党部那样迁就。’因此，我就根据他所指示的考虑。对于各地方的干部配备，我当时曾提出了两项原则：一、要有广大的容纳性一不问哪派哪系，只要合于三青团的条件都可以；二、要有重心作用一复兴社分子在里面须要占到主要地位。这些省（市）支团筹备处的主任，除了山西、广西、广东比较例外，安徽方治是一个CC分子，也是一个例外而外，其余多是复兴社分子或接近于复兴社的分子。书记除了广西的程思远外，其余全是复兴社分子。…总起来，三青团各地方团部虽少数地方对地方势力有所迁就，但基本上仍是复兴社分子占绝对优势。”

4、康泽与陈立夫、陈诚的冲突

康泽对各省市支团部(除去少数地区的特殊情况)的人事安排主要是采取三种办法：

首先，在各支团部干事会组成上，尽量包括复兴社、CC和其他派别的代表，以符合所谓“具有广大容纳性”的原则。

其次，在各支团部主任职务的安排上，尽量安排由当地黄埔系-复兴社头面人物来兼任，以保证所谓复兴社的“核心”作用，同时也是为了得到当地复兴社势力对团务的关照和支持。

再次，对各支团部书记、组训组长，以及各分团主任、书记等负责实际团务的职务，则尽量配备政校留日班和青干班第一期学员，以体现所谓的“康泽重心”原则。

康泽曾经为了配置地方团干而煞费苦心。

在三青团成立二周年之际，他回顾各地团部的组建过程，不无感慨地说：

“组织之建立，最主要最困难的问题，是干部的遴选，因为选派一个干部，不但要顾及他本身的知能经验和兴趣，而且更要顾及他与他周遭的环境是否适宜，…更须要求他与他工作地区的社会关系和谐和。”“负责实际团务责任的多数为新起的青年，这些青年虽然具有高度的工作热忱，但由于资望与经验的不足，在推动工作上免不了要感到困难。”

很明显，他这里所说的“新起的青年”，就是指上述由政校留日班学员和青干班第一期学员组成的三青团早期干部，正是他们在团内担负着“实际团务责任”。

在建团过程中，康泽还利用他所掌握的别动队、特训班等资源，对三青团给予支持和帮助。如三青团从中央到地方的电报通讯网，就是在接收别动队通讯人员和设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据中央团部报告，为建立团的通讯网，“接收前别动总队通讯大队工作人员，施以短期训练后拨调本团服务，并利用该大队拨来大小型电机十二部，加购八部，共二十部，分发各重要地点及支团部所在地应用”。到1940年4月下旬，三青团完成初步电讯机构，除于中央团部设总台外，并于各地设立了分台。

康泽在中央团部所处的这种关键地位使他成为内部斗争的焦点之一，陈立夫、陈诚的反对尤力。

陈立夫认为：“康泽为组织处处长，康这个人很有野心，他希望青年团是另外一个组织，和我的构想完全不同，…他要成为青年团的领导人物，将来可取党而代之。”

陈诚是中央团部书记长，对复兴社一直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康泽“年纪太轻，资历太浅”，不宜担任组织处长。在他的反对下，三青团成立时，康泽只能“代理”组织处长职务，在中央团部，康泽虽然是陈诚的下级，却目无上司，越权报告，自行其是，使陈难以容忍。

据何廉回忆：

“组织内部也有冲突。陈诚作为三青团的书记长，在三青团团长下应有全部管理权。可是组织处处长老是越过陈诚，直接向委员长报告有关组织的事务，而三青团很大部分工作由组织处经办。陈诚和书记长办公处处长刘建绪两人好几次在我面前发牢骚，说康泽给团长打报告不通过书记长”。

陈诚于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处处抑制、打击康泽。

康泽愤愤不平地说：

“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一开始陈诚就和我搞不好；根本原因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复兴社为核心的经过，他不知道；他在蒋介石面前争权，自然要嫉妒复兴社，反对以复兴社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核心。由于复兴社的内部事务，蒋介石比较地照我的意见办，所以陈诚就集中地反对我。”

中央团部成立，团务工作开展后，陈诚与康泽之间，为了争夺对工作和人事的控制权，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

1938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团部进行首次调整，将陈诚暂时调离，而由平时对复兴社表示好感和拉拢的朱家骅代理书记长，康泽与原有的复兴社分子对此均表示欢迎。因朱家骅对团内人事很少干涉，所以双方“相处颇为融洽”。

中央团部机构的调整，对康泽颇为有利。

康泽回忆说：

“裁并的结果，中央干事会内的人事关系是更单纯了一秘书处是CC(不完全)；组织处是复兴社；宣传处则是一个以准桂系为首的混合物，而接近于复兴社。因之，我一组织处在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内的重心作用愈更显著，而工作上，亦愈少牵制。”

康泽与陈立夫、陈诚的冲突，前者是党团矛盾的起点，后者则是中央团部权力斗争的开始，它们对三青团的发展乃至康泽本人的政治命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