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潘氏典籍入沪：六代藏书传奇在上海图书馆的文化绽放

当苏州潘氏家族的典籍文献跨越地域，在上海图书馆东馆铺展开卷，一段绵延六代的藏书传奇与江南文脉的深厚底蕴，便以具象化的展览形式呈现在公众眼前。自清代至近现代，苏州潘氏被誉为“吴门冠族”，其家族收藏涵盖古籍、金石、书画等多个领域，规模宏大且影响深远。如今，上海图书馆一年一度的馆藏精品大展——“攟古继美——上海图书馆藏苏州潘氏典籍文献展”，将这份源自苏州的文化瑰宝带到上海，不仅让更多人得以窥见潘氏家族的文化传承，更搭建起苏州与上海两座城市间文化交融的桥梁，开启了潘氏家族与上海深度联结的文化篇章。

《攟古继美：上海图书馆藏苏州潘氏典籍文献展》图录

家族溯源与发展脉络

苏州潘氏源出安徽大阜，其始祖可追溯至宋代，后在明清时期逐渐迁居苏州。明末清初之际，潘氏家族尚处于积累阶段，直至清代乾隆年间，凭借在科举、官场、文化及商业领域的卓越成就，迅速崭露头角，成为名噪一时的世家大族，并形成了“贵潘”与“富潘”两大支系。“贵潘”以科举入仕为核心，家族中涌现出多位高官，如潘世恩曾官至大学士，潘祖荫亦位列朝廷要职；“富潘”则在商业领域颇具建树，凭借敏锐的商业眼光积累了雄厚的财富，为家族的文化收藏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两大支系相互扶持，共同推动潘氏家族在清代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影响力不断提升。

“读书、聚书、著书、刻书”家风传承

在潘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中，“读书、聚书、著书、刻书”的家风始终贯穿其中。以潘世恩为例，他在官场身居高位，却始终不忘读书治学，不仅自身博览群书，还十分重视家族子弟的教育，鼓励子弟潜心钻研学问。潘祖荫更是将这份家风推向极致，他一生致力于典籍收藏，对宋元善本、金石碑帖情有独钟，在收藏的同时，还积极开展著书、刻书活动，将家族的文化成果分享给更多学者。这种家风不仅让潘氏家族在文化领域积累了深厚的底蕴，更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热爱文化、传承文化的家族成员，成为潘氏家族长盛不衰的重要精神支撑。

六代藏书传承的辉煌历程

潘氏家族的典籍收藏始于潘奕隽，他作为家族中较早在文化领域崭露头角的人物，对古籍、碑版、书画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与同时代大藏书家黄丕烈、袁廷梼的切磋交流中，潘奕隽的收藏视野不断拓宽，其“三松堂”的古籍、碑版、书画收藏逐渐初具雏形。他注重藏品的品质与文化价值，每一件藏品都经过精心挑选，为潘氏家族的藏书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潘奕隽的收藏活动不仅丰富了家族的文化内涵，还在当时的藏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让人们开始关注这个新兴的藏书家族。

宋刻《梁溪先生文集》

到了潘祖荫一辈，潘氏藏书达到了巅峰。潘祖荫凭借自身的社会地位、雄厚的财力以及对文化收藏的极致热爱，其“滂喜斋”藏书博取广搜，网罗了众多稀世珍品。所藏宋元本《东观余论》《杜工部集》《侍郎葛公归愚集》《颜氏家训》以及宋拓《许真人井铭》《茶录》等，皆为仅存的传世孤本，在当时的书林界煊赫一时。这些藏品不仅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历史、书法等领域的重要资料。潘祖荫的收藏成就，不仅让潘氏家族成为清代藏书界的领军家族之一，更将中国古代藏书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宋刻《东观余论》和丰坊、项元汴题跋

宋刻《东观余论》和丰坊、项元汴题跋

宋拓《茶录》

滂喜斋之后，潘博山、潘景郑昆仲的“宝山楼”延续了家族藏书的传统余绪。宝山楼藏书承袭自潘祖同之竹山堂，但博山昆仲并未局限于对旧有藏品的继承，而是将眼光扩展至稀见稿抄本、尺牍及拓片等领域。他们秉持着“锱铢积累”的态度，不放过任何一件有价值的文献资料，经过多年的努力，也积累了不下三十万卷的藏品。这些藏品在类型上更加丰富多样，弥补了此前家族收藏在某些领域的空白，进一步完善了潘氏家族的藏书体系，为家族藏书事业的延续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藏书入藏上海图书馆的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氏家族本着“化私为公”的理念，陆续转让、捐献所藏典籍，让这些珍贵的文化瑰宝得以更好地保护与传承，而上海图书馆则成为了这些典籍的重要归宿地。

就滂喜斋所藏宋元本而言，根据1998年1月9日顾廷龙先生接受新民晚报采访时的回忆，1953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完成政府收购后，将其拨交上海图书馆保存管理，这是潘氏藏书较早入藏上图的一批珍贵典籍。此后，在上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还有不少潘祖荫旧藏的古籍、碑帖陆续入藏上海图书馆，比如已经成为梅影书屋藏品的宋拓，基本都是通过政府采购这条路径进入上海图书馆的。

至于宝山楼的旧藏，并非全部归入上海图书馆，例如潘博山所藏的历代尺牍，最终被故宫博物院收藏。而上海图书馆所得的宝山楼旧藏，大部分是潘景郑先生多年来收藏的稿抄本和金石拓片。早在潘景郑先生供职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前身之一）时，就开始陆续将自己的收藏转让或捐赠给图书馆，他的这一行为，不仅体现了对文化传承的高度责任感，也让宝山楼的珍贵藏品能够在更广阔的平台上发挥其文化价值，为更多研究者和读者所利用。

稀世珍本的首次亮相

在此次“攟古继美——上海图书馆藏苏州潘氏典籍文献展”中，众多稀世珍本首次公开亮相，吸引了无数文化爱好者与研究者的目光。其中，唐寅手批宋本《通鉴纪事本末》堪称国宝级藏品，唐寅的批注不仅展现了他独特的史学见解，其书法艺术也为这本古籍增添了更多的文化魅力，对于研究唐寅的学术思想与书法风格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此外，宋拓孤本《茶录》也是此次展览的一大亮点，作为宋代重要的茶学著作，《茶录》本身就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而宋拓本更是稀世罕见，其拓印工艺精湛，字迹清晰，完整地保留了宋代版本的原貌，为研究宋代茶文化、书法艺术以及拓印技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这些首次亮相的稀世珍本，每一件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文化，让观众得以近距离感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

文献与文物结合的独特视角

此次展览突破了传统文物展的局限，在呈现潘氏家族收藏的典籍精品（文物维度）的同时，还引入了文献维度，通过将珍本与关联文献组合展出，为观众提供了新的视角，让人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藏品背后的故事以及收藏家的收藏观。

以宋刻本《金石录》为例，上图藏本为南宋龙舒郡斋刻本，存卷十一至二十，书贾曾剜改卷数为卷一至十，假充完整本子。这部“十卷本”历经朱大韶、冯子玄、冯文昌、鲍廷博、江立、赵魏、阮元、韩泰华、潘祖荫等多位收藏家递相收藏，并有众多名流题跋、题咏，收藏印记达三百枚之多，其中“金石录十卷人家”印更是被视为“藏书史上的身份图腾”。此次展览中，主办方将《金石录》与翁方纲寄给阮元的诗柬与手札一同展出，而翁方纲的诗与手札正是当年他在得到这部《金石录》后，为阮元所作并寄赠的，是这段著名藏书故事的直接见证。通过这样的组合展出，观众不仅能欣赏到《金石录》这部珍贵的宋刻本，还能了解到它在流传过程中的一段段传奇经历，以及乾嘉时期收藏家们对宋本的推崇。

宋刻本《金石录》

宋刻本《金石录》

《重镌金石录十卷人家印歌》卷

《重镌金石录十卷人家印歌》卷

再如宋拓宋装《许真人井铭》，这部嘉庆年间大收藏家张廷济曾以“千金”购得的传世孤本，在展览中与潘祖荫批校的《读书敏求记》一同呈现。潘祖荫有一个独特的习惯，他几乎从不在自己所藏的珍本上题跋，甚至不盖收藏印，《许真人井铭》也不例外，若不是潘静淑留下的一行小字题记，人们很难知晓它曾是潘祖荫的箧中之物，这也成为了藏书史上的一个“谜题”。但潘祖荫却会在自己随时翻阅的普通本子上留下不少批语，《读书敏求记》上就有他在光绪四年至十六年间的多条题识，其中“余酷嗜宋本，而不喜理学书，虽宋本勿问也，此亦性之所偏，无可如何。嗜金石，而凡《兰亭》《圣教》《乐毅》《黄庭》等，虽北宋精拓勿问也。亦藏数种，以备易他人之古器与宋本书耳”的内容，清晰地展现了他对宋本、宋拓的态度。通过将《许真人井铭》与《读书敏求记》组合展出，观众不仅能领略到宋拓孤本的魅力，还能透过潘祖荫的批语，更深入地了解这位收藏大家的收藏偏好与思想。

宋拓《许真人井铭》

宋拓《许真人井铭》

《读书敏求记》

此外，展览中还有个别非潘家藏品却与潘氏家族密切相关的展品，如翁同龢收藏的《周益文忠公集》，其上有潘祖荫的题跋。鉴于潘祖荫几乎不在自己藏品上题跋的习惯，而他却为翁同龢的藏品多次题跋，通过这件展品，观众可以更直观地看到潘祖荫题跋的面目，也从侧面反映出潘祖荫与翁同龢之间深厚的文化交流与友谊。

苏州潘氏典籍文献走进上海，不仅是一次地域间的文化迁徙，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与传承。从苏州的书斋到上海图书馆的展厅，潘氏藏书承载着六代人的文化坚守与江南文脉的深厚底蕴，在上海这片文化沃土上绽放出新的光彩。此次“攟古继美”展览，让更多人得以领略潘氏藏书的魅力，了解潘氏家族的文化传奇。未来，随着上海图书馆对潘氏藏书保护、研究与传播工作的不断深入，相信潘氏藏书将继续发挥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为传承江南文脉、推动上海文化发展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中焕发出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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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图文来自于澎湃新闻

参考 / 《上海图书馆年度大展的宋刻本，都来自苏州潘氏》

视 觉 / 喜玛拉雅北坡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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