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著作的总印数预计达到百万册以上，其背后的学术精神何在？

本文转自“新史学2022”公众号，原载《光明日报》2024年06月15日 11版“国学”，作者谭徐锋，题作“重访张舜徽的学术精神”。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国学大师张舜徽（1911年7月-1992年11月），幼承庭训，奠定了深厚的学术根底。青年时期又在长沙、北平从名师硕儒问学，学问博大，广涉四部，其学术广度与学术成就在当代中国罕见其匹。此前总结张氏学术精神者，多注重其讲求厚积薄发与博通气象，对于其他面向的学术精神谈得不多，今拟从其高度的学术自律、不同时段的学术次第、学术普及之功与多识嘉言懿行以畜其德四方面，对其学术精神进行再探讨，希望不仅有助于理解张氏学术，也便于当代学术界有所借鉴。

一、计日程功：高度的学术自律

张舜徽少年失怙，待己甚严，生活非常规律，凌晨四点即起治学，数十年如一日，成为华中师范大学所在桂子山的一盏学术明灯，这种学术自律也带动了不少后来的学人，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学风，在桂子山传为佳话。

很早的时候，张舜徽就发愿读大书，“读书如克名城”。由于姑父余嘉锡的照拂，张舜徽得以游学北平，每天都到北海图书馆看书，日有定程，“一生读书进展最速，盖无逾于此时”。十九岁读《资治通鉴》，日尽一两卷，七个月读完并留下札记。后又通读“二十四史”，整整十年，将正史全部读完。

1946年，张舜徽在兰州大学执教，由于学校刚刚购入流传极少的明刻《皇明经世文编》，他“趁暑期休假时，鼓起勇气，携带笔纸，入馆读之。自朝至暮，日尽十卷。经过五十天的伏案，便把它涉览了一遍，并选定其中比较精要的写作，凡三百二篇，把它区分为礼乐、兵刑、教化、学术、治道、将略、财赋、铨选、经营、水利、边防、夷务十二门，各归部类，不相淆杂，写成《皇明经世文编选目》在《兰州大学学报》发表。”（张舜徽《自强不息 壮心不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

移帐桂子山之后，为了写作《清人文集别录》，张舜徽除了自己购买清代文集，“其中大部分是从图书馆，特别是北京、上海图书馆阅读的。每趁寒暑假的空隙时间，不顾严寒酷暑，到那儿去饱读未见之书，收获很大。如果没有几分傻气，也是办不到的。”（张舜徽《自强不息 壮心不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

在十年浩劫期间，张舜徽被逐出原有住房，全家住在澡堂改造、阴暗潮湿的房间，在如此的环境撰写《说文解字约注》，毛笔都写秃了50多支。甚至时常挨批斗，但是一旦散会，他又会回来继续伏案撰述，聚精会神于学术研究。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一般人都懈怠了，张舜徽则十年如一日，“天热，就在桌旁放一盆冷水，把湿毛巾垫在胳膊下；汗流入眼睛就用毛巾擦一下再写。天冷，手冻僵了，就在暖水袋上焐一下，继续写下去。雨天，房子漏水，就用面盆接住；水从室外灌进屋里，就整天穿上胶鞋写作。每晨四点起床，晚上睡得很晚。”（张舜徽《自强不息 壮心不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

这种高度的学术自律，有可能是受到时贤的影响，比如张舜徽在日记中就称赞其同事钱基博“此翁治学之勤，余生平所仅见。自朝至晚，不离几案，手披口吟，每书皆有提要，信非易易”（《壮议轩日记》126页）。如此苦功，可以说显得有些“傻气”（张舜徽自语），但也就是这种“傻气”，却往往能滴水穿石，成就一番志业。他自称“回忆年轻时读大部书，是用临阵对敌、打死仗的办法去攻坚取胜的。既有勇气，又有傻气，从来不感畏难怕苦，因而也就取得一些研究成果”。（张舜徽《自强不息 壮心不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这让人想到张舜徽的湖湘前辈曾国藩常说的“结硬寨、打呆仗”，堪称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的某种精神传承。

张舜徽认为：“一个人在学术上取得辉煌成就，一方面固决定于有阔大的规模，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有悃愊无华、坚毅不拔的治学精神，作持久奋斗。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规模虽立得很阔大，也仍然会落空的。”他由此表彰顾炎武无日不读书著述，不浪费片刻光阴。而他自己，以数十年如一日的刻苦践履，成就了一段当代中国学术史的传奇，才识能与其并称者并不见得没有，但是能如此老僧入定般地执著坚守，可以说是罕见的。

二、与时推移：不同时段的学术次第

张舜徽曾经说：“古人做学问，有他们的规模次第，不可拿今天的治学范围，去衡量古人”（《顾亭林学记》序言），师旷也说：“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刘向《说苑·建本》）其实他自己也有一个学术次第，根据自己的年龄做不同的学术，这一点此前较少为人所重视。

在总结其学术次第时，张舜徽称：“余之治学，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潜研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者有年。后乃进而治经，于郑氏一家之义，深入而不欲出。即以此小学、经学为基石，推而广之，以理群书。由是博治子、史，积二十载。中年以后，各有所述。”（《八十自叙》）大致来说，青壮年时期，张舜徽在小学、史学、子学、文献学方面著述颇多，将一身所学以著作传世，如《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国史论文集》《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清代扬州学记》《顾亭林学记》《郑学丛著》《周秦道论发微》《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史评三书平议》《广校雠略》《中国文献学》《汉书艺文志通释》《清儒学记》。老年则全神贯注于《说文解字约注》《中华人民通史》的写作，两部书稿在其所有著述中部头也最大，都是百万字甚至更多的大著作。晚年则从事一些旧稿的清理与学术论著的辑录，如《旧学辑存》《爱晚庐随笔》《讱庵学术讲论集》《语选》。

可以说，每一个时段，他都能善用其功力，青少年时期广植学术根基，壮年时期大力撰述，老年则将一生所学汇聚为《说文解字约注》《中华人民通史》，到了晚年则从事旧稿清理。如此周密的学术次第，既充分尊重了学术发展规律，又照顾到了自身身体状况，将自己的学术生命最大限度地伸展开来。

这一学术次第，对于当代学者也有不少启发，如何在合适的时机做合适的事情，如何将自身的学术优势发挥到最佳最长，其实可以作为一种学术战略，纳入学者的视野。这既是学者的福音，也可以说是学界的福气。

三、欲把金针度与人：学术普及之功

张舜徽的学术著作众多，但是如果论及影响力，还是要数他的不少启诱后学的学术普及论著，这一点此前注意的不多。

1955年，《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出版，后来经过多次润色，又以《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为名出版，成为风行全国文史学界的大学教科书，由此很多人也知道了张舜徽，“主要介绍了一些常见的必读的历史书籍，替有志钻研国史的青年们指出了一些读史门径和研究方法”（张舜徽《<中国史学名著题解>前言》）。此后，相应推出《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介绍了更多自己读书和教学的心得，甚至有了港台地区的翻印本。

最后汇聚成《中国文献学》，其实也是一本导论性的著作。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文献学的范围、任务、古代文献的流传、类别等重要问题，对版本、校勘、目录等有关整理文献的基本知识，也给以详细的说明，对于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和丰硕成果，历代校雠学家整理文献的辉煌业绩，都作了总结性的介绍，至今有六个版本存世。

根据各种版本印数保守估计，《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国文献学》各种版本的总印数预计达到百万册以上，其影响力是惊人的。

此外，张舜徽还撰有《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从农业生产的发展、科技的创造、生活资料的丰富、艺术的进步、工程的修建、对保健养生的重视、医药知识的丰富、文字的创造与改进、书籍的出现、文学的发展十个方面，对于古代中国的物质文明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最近还重新再版。《四库提要叙讲疏》简明扼要，可谓了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一把钥匙。而《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史学三书平议》《<说文解字>导读》也是类似的著作，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国学术史上的几部重要文献。

为了方便初学者，张舜徽还选编有《文献学论著辑要》一书，选录有关文献学之专著、论文、笔记、书札汇集而成，留意于群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辨其源流，明其体统，以识古书之真伪，审版本之先后，旁及校勘、目录、辑佚、避讳诸层面。

类似的工作，张舜徽做了很多，他还主编了《中国史学名著题解》《中国史学家传》《三国志辞典》《后汉书辞典》等书，尤其是《中国史学名著题解》被纳入青年文库，印数很大。可以说，除了高深的学术著作，他在学术普及方面也耗费了大量心血，这一付出大大便利了青年学子，同时也提升了张舜徽的学术影响力，可谓相得益彰。

四、贵在养气：多识嘉言懿行以畜其德

孟子曾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读书人贵在养气，从而拓展心胸，刘重来忆及张舜徽曾传授治学之道，强调做学问要“发越志趣，开拓胸襟”，张舜徽很注重辑录前贤的名言以激发意趣，这些嘉言懿行成为他治学养气一种极重要的思想资源。

《语选》的纂辑，始于张舜徽年轻时，以“进德修业”为宗旨，从古代典籍遴选嘉言，分“修己”“治人”两编，以“规范”“治家”“立业”“处世”等为主旨，近十万字。数十年间，他总是置之案头以备观省。晚年，“犹强起写定是书，亦欲用此为温故之简本，聊以自课云尔”，后来多次再版。

“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易经·大畜》） 在其日常生活也见之于行事，张氏将自己所欣赏的先贤格言赠其子女、门生。

他还辑录了《清儒论学语录》《清儒论学文选》，试图对于清儒的学术有一个明细的把握。张氏七十三岁开始撰写《中华人民通史》，担心年老无法完成，就用唐甄“我发虽变，我心不变；我齿虽堕，我心不堕。岂惟不变不堕，将反其心于发长齿生之时。人为老过学时，我谓老正学时。今者七十，乃我用力之时也。”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到了暮年，他还常常温绎朱熹所编《小学》中的篇章，并把早年手抄的诸子语录重新工整地誊正合装订成册”。在《爱晚庐随笔·学林脞录》中，张舜徽专辟一章节录朱熹治学语录，这很可能是受其父亲影响，乃父当年认为朱子学问渊博，所以“博览群书，而案头常置《朱子文集》及《语类》，时时检寻之”，而张舜徽的老师也极为推崇朱子。

张舜徽认为：“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立志做成一件有益于人世的大事，必须有恒心，有毅力，有耐性，有信念，才能取得成功。治学也是这样，还要加上几分傻气。明知那一工作不容易做，但认识到做了以后，一定可以取得较大的成果，便断然为之而不疑，大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不计成败毁誉，孜孜不倦地干下去，这便是傻气。”并说，自己自学过程就有几分傻气。就是这份傻气，成就了他的皇皇巨制，俨然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如今，我们的物质条件与治学条件已经极大改善，衣食无忧，文献一索即得，但是真正涌现出的精品却不见得丰硕。

这里当然有学术评价的原因，而且当下学术的标准与五十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但是学者的主体性与学术抱负显然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荀子语）如何面对另一种世风的挑战，“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学术之志，张舜徽的学术实践无疑是当下学界的楷模，其学术精神对于改变当下的学术风气有先导之功，值得再三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