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亿成交 克里姆特中国风肖像画为何破纪录

《伊丽莎白·莱德勒肖像》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 1914-1916年 《持扇的女子》 古斯塔夫·克里姆特 1918 穿中式长袍的艾米丽·芙洛格 1910年 弗雷德里希·沃克拍摄

◎王加

上周，奥地利分离派泰斗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于20世纪初维也纳黄金年代创作的《伊丽莎白·莱德勒肖像》,在苏富比纽约新总部首场拍卖会中，以2.05亿美元落槌（加佣金2.364亿美元），一跃把毕加索甩在脑后，成为拍卖史上最昂贵的现代艺术品，并坐上第二高价艺术品的交椅，仅次于2017年佳士得以4.5亿落槌的达·芬奇绘《救世主》。

《伊丽莎白·莱德勒肖像》无疑是画家创作的最为精巧细腻且富丽繁复的一幅画，更重要的是画作中满眼的中式元素，让中国观众与这幅肖像画有了更深层次的情感链接。

龙袍加身的伊丽莎白

1914年，克里姆特接到了维也纳第二富有的家族，也是其最大艺术赞助人奥古斯特夫妇为独生女伊丽莎白绘制肖像的委托。画家历时三年完成了这幅精美的整身肖像，在创作过程中反复调整画作细节，似乎怎样调整都不能让他满意，直至赞助人将作品从画室中带走。

画中的女主角伊丽莎白曾回忆：“叔叔（克里姆特）画了好几个月，还画了许多不同姿势的素描。他一边作画一边不停咒骂，听起来其实挺好笑。有几次，他甚至气得把笔扔掉，说自己根本不该为太过亲近的人画肖像……最终，母亲把画抢了下来，装上马车，直接带走了。”这段真实的回忆，为我们还原了克里姆特对这幅画几近偏执的完美主义倾向。

在《伊丽莎白·莱德勒肖像》中，克里姆特将20岁的花季少女安置在画面中央，这类整身居中的肖像画构图是克里姆特晚期最具辨识度的特征之一。画作以印象派般的粗犷笔触铺设了一个香芋色调的晕染背景，伊丽莎白脚踩以橙色和粉色拼接而成的地毯，一头黑发、浓眉大眼的写实特征让观者一眼便聚焦在其姣好的面容上。

一袭浅色长裙裹住伊丽莎白纤细的身体，她的身姿被中式长袍上五颜六色的图案纹样衬托出来，并从轮廓上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这种平面化的正面肖像形式不由得令人想起那些正面朝向观者、正襟危坐于宝座之上的明清宫廷肖像。

根据女主角肩披长袍上龙的形状，可以分辨出克里姆特很可能描摹了一件光绪年间的十二章纹龙袍。龙袍上九条五爪金龙象征着帝王的九五至尊，其他装饰图案还包括象征长寿、祥瑞的灵芝，在与蝙蝠结合之后组成“五福捧寿”图案，表达福寿绵长的祝愿。灵芝常被嵌入四合如意云纹中，用于增强吉祥氛围。穿龙袍这种在我国文化中的“大不敬”之举，在另一个文化语境中被用于凸显画中人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的龙袍成为了彰显20世纪初维也纳上流阶层身份的道具。

在这幅整身肖像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自文艺复兴达·芬奇所开创的传统金字塔构图，也可以看到“新艺术运动”风潮中艺术家对花卉、波纹、曲线等平面装饰元素的痴迷，以及画家将中国元素在西画中个性化融合的尝试。在女主角的周围，还绘有侍女、士兵、将领等形象近似中国戏曲人物或年画人物的装饰图案。从这些人物的穿着和排列来看无法推断出画面试图呈现怎样的叙事情节，或许更多是克里姆特的主观选择——从个人收藏的壁画或年画中抽取他认为适合的造型嵌入画中。

仔细观察，无论是左侧提着灯笼的侍女、面向女主角的士兵、右侧朝她疾驰而来的骑兵，还是旁边身穿黄袍向她作揖致敬的将军，均展示出这些人物元素如众星捧月般的存在。这位被克里姆特“黄袍加身”的20岁花季少女，显然被代表皇权的华丽龙袍赋予了不属于她的尊贵地位。

热爱中国艺术的克里姆特

1918年2月，克里姆特因感染席卷欧洲的西班牙流感撒手人寰。曾在临终前到他家中探望的画家埃贡·席勒在一封书信中详细记录下了克里姆特工作室最后的样貌：

“克里姆特每年都会用花坛装饰房子周围的花园，前来拜访并置身于花海和古树中是一种令人愉悦的体验。正门前有两个他本人雕刻的迷人头像。进入前厅，左侧的门通向他的接待室。屋中间有一张方桌；四周挂满了成组的日本浮世绘版画以及两幅巨大的中国画。地上摆着非洲雕塑，靠窗的角落里陈列着一套红黑相间的日式盔甲……从那里进入另一个房间，整面墙被一个巨大的壁橱所覆盖，里面放着他所收藏的珍贵日式和中式长袍。”

克里姆特的好友、摄影师莫里茨·内尔为其工作室留下了宝贵的图像资料，照片中的屋中陈设完全符合席勒的描述：墙上悬挂的一幅巨大的关羽、关平及周仓像格外醒目，旁边围绕着十张日本浮世绘版画，画家对于东方艺术的热情一览无余。时至今日，克里姆特位于维也纳近郊的别墅依旧保持着其生前的样貌。

艺术史界普遍知道克里姆特受日本艺术影响，但其对中国艺术的青睐鲜为人知。无论是席勒的记载还是内尔拍摄的照片，以及克里姆特留下的充满中式装饰图样的绝笔，都反映出一个真相：克里姆特的职业生涯末期(1910年之后)对“中国风”情有独钟。

早在19纪90年代，克里姆特已经开始接触并研究东方艺术。日本浮世绘版画、和服、屏画等最先吸引了画家的兴趣，而后，他将目光转向了中国文化。他的个人收藏包括我国的武士服和清朝宫廷服饰、瓷器、戏剧木偶以及其他饰品。我国传统服饰中的图案、纹样和款式都让他着迷，壁画和年画中的元素更被他吸纳进了画中。也正是这段时期，他结识了其毕生的缪斯艾米丽·芙洛格。身为对20世纪时装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女设计师，芙洛格不仅为克里姆特的艺术创作注入了时尚灵感，更作为模特亲自将日式和服和中式长袍上身。在1910年奥地利阿特尔湖拍摄的一组照片中，芙洛格身穿一身色彩靓丽的清代宫廷袍服出镜，进一步证明了克里姆特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与欣赏。

正是经由芙洛格的介绍，克里姆特获得了大量关于当时中国服饰的信息。他在画室创作时喜欢穿一件灰蓝色的日式宽大长袍，衣柜中还收藏有不少中式袍服。可见，克里姆特职业生涯末期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和使用不仅是一种自发的兴趣，也和芙洛格的影响息息相关。

此外，克里姆特还在1915年主持创办了维也纳文化研究所，这座研究所倡导和平主义、平等的世界文化，反对当时颇为普遍的西方文化优越观。在克里姆特去世前几年的画作中，中国装饰图样大量注入也体现了他的艺术观与世界观——将欧洲和亚洲的绘画平等地融合在一起，形成和谐的共生关系。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自1912年开始至1918年，克里姆特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中留下了约10幅包含中国元素的女子肖像画。其中《瓦丽》和《友谊II》已于1945年在奥地利东北部的伊蒙多夫宮被纳粹付之一炬，余下的大都散落在私人藏家手中。

事实上，《伊丽莎白·莱德勒肖像》并非是克里姆特近期上拍的肖像中唯一带有中国元素的。在2023年6月27日伦敦苏富比现当代艺术晚间拍卖会上，其临终前的未完成遗作《持扇的女子》瞩目登场。鉴于此作是克里姆特临终前的最后一幅遗作，也是为数不多在私人收藏中可流通的肖像画之一，作品在多轮竞标之后以超过预期估价近两千万的8530.58万英镑落槌，创下艺术家个人拍卖纪录。哪承想仅两年之后，《伊丽莎白·莱德勒肖像》便刷新纪录，且比两年前翻了一倍有余。

《持扇的女子》中最鲜明的中国元素，是女子身后恍如自然花园的背景，具有祥瑞寓意的凤凰、金鸡和仙鹤围绕在女子两侧，莲花等各色花卉图案穿插在禽鸟之间。背景的底色接近我国皇家瓷器中的帝王黄，配以醒目的钴蓝、红赭石、铜绿和粉红色点缀，这或许是复刻了收藏于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的清道光“黄地粉彩缠枝夔凤花口碗”。

若结合《伊丽莎白·莱德勒肖像》中的晚清十二章纹龙袍和中式人物图像来分析，两幅带有鲜明“中国风”的克里姆特画作在两年内屡次打破纪录并非偶然。

在接触并收藏中国文物，并将中式纹样提取出来入画之后，克里姆特晚期的肖像画迸发出了他人无法复制的夺目光彩。两幅破纪录的肖像，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克里姆特对中国文化的偏爱与热情。画中对自然花卉和龙凤等祥瑞图案的使用，展现出画家了解、喜爱“天人合一”的中国哲学思想。我们常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克里姆特艺术生涯临近终点所留下的这些具有浓郁中国风，且屡破艺术家拍卖纪录的人物肖像，或许是这句话的最佳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