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兽性

文/谷 建

人性与兽性有何区别？这个问题恐怕人人尽知，也恐怕未必人人尽知。因为只要是人，大致都能知道人与野兽的区别，这个区别也就大致可以认定为人性与兽性的区别了。不过，要想让每个人都能说出严格意义上的人性与兽性，也就未必那么乐观。若能找到几位善辩的哲学家，这个话题就能被说得天昏地暗，辩得地动山摇，直至神情恍惚，血压升高。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对于人性与兽性的阐释，从来就没停止过，也从来不无精彩过。比如中国古代先哲孟子与告子对于人性善恶的辩论，最为经典。告子和荀子、韩非子均认定：“人性根本是兽性，故本恶。”而孟子则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觉得，此“四心”为人类独有，乃兽类所不具备，故人性“本善”。后来，二人一直辩论下去，彼此谁都没有服输的意思。

哲人善辩，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越伟大的哲学家，越能巧舌如簧，一个小小的问题，就能辩得你分不清东南西北。如果翻开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为“辩”而不惜献出生命开始，就一直奔腾着无休无止的“辩论”。哲学原本“爱智”之意，没有辩论，如何显示出聪颖的“智慧”来？不热衷于辩论，又如何能显示出“爱智”的激情？没有了“爱智”的激情，也就没有了哲学。所以，哲学原本就是永无休止的辩论。哲学家当然也就成了辩论家了。哲学可以抚慰心灵，可以锤炼思想，可以提高能力，但是终究无法彻底解决所有的问题。

就拿这人性与兽性来说吧。孟子的“人性本善”理论虽然被华夏儿女热情接纳后流传至今，但是，苦难的华夏儿女却并没有因为“人性本善”而免遭异族的大肆屠戮和残暴统治。史学界一度流传着“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之说，这大概是孟老夫子始料未及的。尤其到了近代中国，欧洲列强的肆意侵略与瓜分，已经使得华夏国土支离破碎，体无完肤。日本法西斯的军队曾在华夏国土演绎出了一幕幕世界上最为残暴的屠戮方式和侵略行径，华夏再度岌岌可危。这“人性本善”大致是华夏儿女“独有”的基因吧，也许正是因为此“独有”，而屡屡招来异族的肆意入侵和随意屠戮，还有欧洲列强的哄笑“围猎”。

中国的孩子一出生，大人们便迫不及待地教他们：“人之初，性本善。”云云。可是等孩子长大了，真正地步入社会后才发现：人与人之间，并没有那么简单，阴谋和陷阱时时隐现，防不胜防。或许还是英国哲学家培根先生说得实际一些：“在人性中既有天然向善的倾向，也有天然向恶的倾向。那种虚荣、急躁、固执的性格还不是最坏的，最恶的乃是嫉妒以至祸害他人，有一种人专靠落井下石，给别人制造灾祸来谋生——他们简直还不如圣经里那条以舔疮为生的恶狗，而更像那种吸吮死尸汁液的苍蝇。”难怪会有文学家木心先生的“固执己见”:“中国哲学少得可怜。西方哲学像歌剧，中国哲学像民歌。”

这个世界到底生活着一群人，还是一群兽？或者说，这个世界到底是弥漫着温暖的“人性”，还是处处散发着恶毒的“兽性”？生活在血腥恐怖的战火中，人被兽桎梏，人被兽残害，人性也就随之被兽性彻底毁灭。可是，生活在和平安逸的环境中，就一定没有了“兽性”吗？如果因为长久的和平环境恰恰滋生了道德败坏、自私贪婪、腐化堕落、为富不仁，即使有“人性”的光辉偶尔闪现，又怎能照亮那成片的黑暗？而那片黑暗的世界里，躲着的尽是“兽性”。

倘若在这个世界里，“兽性”总是绝对地多于“人性”，总能永无休止地践踏“人性”、残害“人性”、撕裂“人性”，那么人类大可以脱尽华丽的外衣，赤身裸体地扎进野兽堆里，义无反顾地与“兽”为伴吧，否则活下去该有多么艰难？

（作者介绍：谷建，当代散文家、杂文家、评论家。上世纪九十年代从安徽芜湖入伍至北京空军，后成长为军事记者、军旅作家。多篇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在全国、全军获奖。军旅散文代表作品有《心雕》《感动》《深秋，那金色的阳光》《笛声依约芦花里》《有一种精神叫执着》；军事报告文学代表作品有《笑傲长天》《追寻红格尔》《大江边，那夺目的桔红色》《他，挺立在智慧高地》《大山一样的承诺》《野马何时归来》。转业后一度转向杂文领域的创作活动，著有杂文集《生命的本真》，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纪律监察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等主流媒体发表多篇杂文作品。代表作品有《闻道之思》《防止公仆变“老爷”》《生命的本真》《你吃的是什么》《识破“两面人”》《大炮的威力》《但愿“窦娥”不再“冤”》，其中《防止公仆变“老爷”》被编入国考教材，《闻道之思》荣获第五届长征文艺奖（全军最高文艺奖），另有多篇杂文被国家级文学选集收录，并被各省市杂文刊物列为“佳作欣赏”，向读者力荐。）

——本文转自2025年11月26日（华韵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