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 | 八条信条，万千生命：林可胜与他的战地救护队

编者按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题展”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展现中国科学家在民族危亡时刻的担当与智慧。

本期推文特邀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宣传部原部长刘静教授，讲述我国现代生理学奠基人林可胜在战火中创建抗战救护队的感人故事。刘静长期致力于协和医学院历史研究，对林可胜的抗战救护事业进行了深入探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主任的林可胜收到卫生署长刘瑞恒的紧急电报，立即奔赴南京共商抗战救护大计。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组织战时救护——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就已组建北京协和医学院军医官救护训练队。

黄家驷、邓家栋、周寿恺、吴阶平、曾宪九等后来享誉医学界的科学家们，都是这支救护队的成员。1933年1月日军攻占热河，进犯长城沿线，长城会战爆发，这支由协和精英组成的队伍直赴古北口、喜峰口战场， 这支由协和精英组成的队伍在长城会战中直赴古北口战场，黄家驷、张先林、汪凯熙等人在农家房舍里为伤员实施手术，开创了中国近代专业医疗人员成建制奔赴前线的先河。

随着战事扩大，林可胜领导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迅速发展成包括一个卫生人员训练所在内的一个庞大救护系统。刘静介绍说：“在这个系统里的重要成员中协和人数就占到了30%。七名干事主要来自协和，医护人员大部分是协和医学院的专家教授，救护总队医务股主任兼放射科主任荣独山、内科主任周寿恺、外科主任张先林、汪凯熙、生理教研室主任柳安昌、组织组主任马家骥、公共卫生科主任容启荣、妇产科学组负责人熊荣超、护理部主任周美玉、检验科高级教官林飞卿等，还有杨文达、虞颂庭、刘庆东、聂重恩、徐湘莲、薛庆煜、龚棣珍等均已在协和取得卓越成就的医务人员都是在林可胜的感召下毅然参加了抗战救护队。”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于1938年在汉口成立，这支队伍在战火中不断迁徙，从武汉到长沙，再到桂林，最终在贵阳图云关建立了当时最大的抗战救护培训中心。在这里，他们培训了15000多名救护队员，这些学员结业后立即奔赴各个战场，构筑起一道跨越八千里的生命守护线。

战时的救护工作充满艰难。队员们将吉普车改装成救护车，为了多装载伤员，他们不断改进车辆结构。刘静描述道：“道路泥泞，车辆经常陷入泥潭，还要时刻警惕敌机轰炸。”这些救护车大部分由美国援华会援助，成为战场上流动的生命驿站。

为了缓解药品和器材短缺，林可胜奔走于各大战区收集资料，然后前往美国和东南亚演讲募捐。凭借他的声望和努力，在其任内共募集到6600万美元善款。刘静提供了一组对比数据：“这个数字尤为珍贵，因为当时国民政府一年向美国的贷款也不过1500万美元。”

林可胜秉持的人道主义精神超越了政治界限。他领导的救护总队向各战区提供医疗援助，包括八路军和新四军。林可胜以大爱人道的精神，要求每一支医疗队都要秉持“具备丰富情感，抱牺牲志愿，本博爱襟怀，献科学身手，作精密准备，求迅速效率，保伤病安全，增人类幸福。”这八条救护信条，不论伤者来自哪个阵营。

从协和医学院的实验室到战火纷飞的前线，从精致的科研仪器到简陋的战地手术室，林可胜创建的不只是一个救护组织，更是一种精神传统。刘静动情地说：“林可胜秉持人道、胸怀大义，跨越党派、阶层推行红十字精神。”

如今，在图云关抗战救护总队旧址上，贵阳市政府建立了纪念馆，纪念林可胜和无数救护队员的卓越贡献。而那些经过战火洗礼的协和精英们，在战后继续为中国医学事业贡献力量，将战地救护中淬炼的医术和精神传承下去。

林可胜和他的救护总队用行动证明：在战火硝烟中，科学不仅能制造御敌的武器，更能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固防线。这种超越时代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今仍在照亮着后来者的前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