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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进入午门的观众都会被漫长甬道明暗对比后看到的蓝天红墙金顶所震撼——包括今天举着手机的你我,也包括四百年前心fbe2e4情忐忑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1601年利玛窦获准长驻北京并觐见皇帝,成为第一位进入紫禁城的欧洲人,他带来的两座意大利新式自鸣钟成功地叩响了宫殿的大门,其中一座为发条驱动的盈掌小钟备受万历皇帝喜爱,一时成为朝廷热议,也就此启动了紫禁城内持续三百年的钟表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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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钟表馆的藏品主要来自乾隆和嘉庆年间,包括广州、苏州、清宫造办处制造的国产钟表,以及英国、法国、瑞士等国的舶来品。其中,中国钟表造型多模拟楼阁、宝塔、花果、盆景等,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艺术风格 。英、法等国钟表造型则多模拟西洋建筑、车马人物等,展现了西方机械工艺的高超水平 。
入清后,西洋机械制品仍是传教士们用来取悦君主的重要物品,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利类思(Ludovico Buglio,1606-1682)皆有巧物馈赠顺治,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以擅长机械制造而负责为顺治、康熙管理钟表和机械制品。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精通音乐,配合设计了很多能够奏出和谐音乐的钟铃。
康熙时期,这些擅长制造的传教士与中国工匠被纳入原只负责绘画的如意馆工作,在制造新奇物品的过程中,也培养出了宫廷自己的造办处匠役及做钟太监,宫内与广州、苏州等地合作,促成了我国钟表手工业的形成,将西洋技术在本土发扬光大,时至今日,承袭延续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故宫古钟表修复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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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钟表的繁复华美以及匠心独具在乾隆时期达到巅峰,此时的皇家钟表收藏里既有欧洲定制,又有宫廷改装,旨在更富装饰性及文化趣味。哪件是Top1可能各花各眼,倒是一件落选之作更有意思:这便是俄罗斯冬宫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由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所做孔雀报时钟。这是一只禽鸟环绕的金色孔雀,腹中暗藏机械装置,运转时可实现开屏、鸣啼、眨眼等动态效果,金光流转栩栩如生。出人意外,落选原因在于乾隆认为其“繁复艳俗,失却端庄”,可见文以载道、以器物承载礼制内涵仍然是皇家坚定的价值导向,并未曾因机械科技炫目而动摇。
这种态度推动了清宫做钟处的发展:工匠们借鉴西洋机芯技术,搭配錾刻、失蜡工艺以及螺钿、象牙、珐琅、佛像等中式元素,打造出“铜镀金升降塔问乐钟”这类兼具实用性与中式文化审美的御制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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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古代钟表修复传承人王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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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钟表修复专家亓昊楠
文物专家不只是在修复器物,更是在延续文明的脉络。
一个多世纪后,可能与利玛窦进入紫禁城怀着相似心绪的还有郎世宁,当他以画笔跨越文化的疆界时,西学东渐的浪潮,仍在缓缓涌动。
意大利人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是在中国生活最久的天主教修道士之一,作为宫廷画家历经康、雍、乾三朝,将西方油画的写实技法与中国传统笔墨结合,开创中西合璧的宫廷绘画新风格,从事绘画五十余年,享三品顶戴殊荣。虽然他初始的宗教抱负未能实现,却切切实实地用画笔影响了康熙之后的清代宫廷绘画和皇家审美,大力推动了当时东西方艺术层面的交流,今人看来谁不说这成就更为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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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养心殿三希堂贴落画到倦勤斋的紫藤通景线法画,从《圆明园四十景图》到落地建成的长春园西洋楼群……都有朗氏参与的痕迹。
从清宫档案来看,郎世宁创作生涯极为繁忙,因此很多作品郎氏只负责完成脸部,其余衣服、器具则由中国画家代为完成,其西洋画风也培养、影响了众多如意馆的本土画家。广东巡抚、内务府总管年希尧师从郎世宁学习透视画达三十年之久,成《视学》一书:“与泰西郎学士数相晤时,即能以西法作中土绘事。始以定点引线之法贻余,能尽物类之变态。……曲折隐显,莫不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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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版画工艺亦是这一阶段皇家习得的重要西方技艺。1765-1774年,郎世宁与法国人王致诚、波西米亚人艾启蒙、意大利人安得义等宫中传教士画家绘制完成《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的画稿,清宫花了3万两白银在法国定制为大幅铜版画,法兰西皇家艺术学院院长侯爵马里尼(Marigney)亲命著名雕版技师柯升(Cochin)主事,挑选一流雕工完成十六块铜版,以特制“大卢瓦”纸和特种油墨精印两百套,前后耗时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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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及二十年,中国工匠已经全面掌握了铜版画制作的工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圆明园长春园图》由宫廷满族画师伊兰泰作画,清廷造办处刊刻完成铜版画,所用花费还不到海外定做的二成,效果已颇为优质:画面采全景式构图,西洋的焦点透视画法和中国传统画法相结合,再现了大水法、远瀛观、海晏堂、谐奇趣、方外观、养雀楼、线法山、迷宫等处的真实样貌,让观者能更好地了解它昔日的华美。在圆明园昔日辉煌消失后,这些铜版画是我们赖以解读和复原历史的最有力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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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乐林泉中外园林文化展圆明园铜版画册海晏堂西面
以《圆明园长春园图》为代表的一系列皇家园林铜版画传到欧洲后,又摇动了“中国风”的羽扇。曾经牢骚满腹的王致诚在家书中,称赞中国的建筑艺术刻意“制造出一种美丽的无序,一种反对称的效果”,盛赞中国建筑“布局如此巧妙”“意蕴无穷”。画家传教士们的家信和笔记,将紫禁城描绘为一个充满诗意与神秘的理想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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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生从未到访中国,但在他众多美丽童话中,有一则《夜莺》是专门关于中国皇帝的,“这位皇帝的宫殿是世界上最华丽的,完全用细致的瓷砖砌成……人们在御花园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珍奇的花儿。那些最名贵的花上都系着银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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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过后,在利玛窦之后,中国变成了有闲作家的新鲜主题。在地理距离带来的神秘感、人们的想象以及贸易带来的美物影响下,18世纪至19世纪的欧洲大陆盛行起了“中国风”(Chinoiserie)。
这一源头可追溯至1670年的法国,路易十四(1638-1715)通过传教士们与康熙皇帝建立了友好的联系,鸿雁往来,康熙皇帝满足了他对科学的好奇和热情,路易十四国王满足了他对异域风情的向往。受到法国玻璃工艺的启发,康熙朝内务府建立了玻璃和珐琅彩工艺作坊,与此同时,大量法国陶器工厂开始尝试研制与中国瓷器材料质地类似的陶土。
欧洲的钟表正在故宫里滴答作响,细腻的瓷器也在欧洲宫廷的茶话会里叮当有声,成为中国式优雅及细致的注解。中产兴起饮茶风尚,贵族钟爱丝绸,欧洲皇室更是将想象凝结在中式宫殿与花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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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波特兰市“兰苏园”一角。“兰苏园”是苏州与波特兰姐妹城市的友好交流项目,是一座集中国传统文化中诗,书,画,琴,花等文人艺术于一体的正宗苏州式园林,充满了丰厚的中华文化内涵。
路易十四委任建筑师路易·勒沃在凡尔赛宫苑中建造了特里阿农瓷宫。在法国宫廷营造带动下,十八世纪的欧洲宫殿建筑及园林中纷纷落成了自己的“中国房间”“中国花园”,这个清单漫长而华丽,足以安排一场横跨欧洲大陆的世界遗产巡行之旅:东到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彼得宫、北到瑞典卓宁霍姆皇宫、南到西班牙马德里阿兰胡埃斯宫殿,中间串联着德国波兹坦无忧宫、德累斯顿皮尔尼茨宫、奥地利美泉宫、意大利维琴察马尔瓦拉纳山庄、荷兰海牙豪斯登堡宫……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当“扭曲的珍珠”巴洛克遇到偏爱不对称构图、曲线繁复的中国风,一拍即合相得益彰,而颓废精致的洛可可,在牙雕仕女剔红山水面前,也更加沉醉地陷落。到处都是鸟和花,很难说哪一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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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明轩园林月洞门,以苏州“网师园”里的“殿春簃”庭院为蓝本而建造,是中国园林走向海外的代表之作,表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特色。
欧陆的这股风向西越过海峡吹到了英国,伦敦郊区丘园里修建了中国塔(1763),将中国元素从室内装饰放大到了景观设计。丘园塔出自熟稔中国的建筑师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之手,他以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为原型进行设计。相较于其他欧洲宫殿的中国风空间仅停留在器物装饰或符号拼贴的水平,这座建筑体现了少有的精准克制——它甚至有柔和的形体收分,只不过宝塔和凉亭耸立在英国的庭园里,周围没有远山近水层峦叠嶂,而是修葺整齐的平坦的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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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装饰艺术领域,英国人更在舞台上增添了中国题材,莎翁《仲夏夜之梦》的一幕舞台布置中:“清楚出现一个中国花园,有建筑、树木、植物、水果、飞鸟、走兽,与我们日常见到的花园大不相同。花园尽头是个拱门,从其中看进去,还有其他拱门、树荫、成排树木,直至尽头……”。花园里有仙王仙后、雅典贵族、公爵、女王,当然,还有安徒生的夜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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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借由贸易和战争,西方人忽然发现在绮丽幻想之外,还存在一个真实的中国——它不再只是童话世界里的东方意象与符号。而与这份觉醒相呼应的,是故宫自身命运的转折:它从帝国威仪的中心,走向一个随国家沉浮而不断被重新定义的存在。
1924年冯玉祥成立的摄政内阁将清室移出宫禁,“其一切公产应归中华民国政府所有”。1925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故宫博物院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了成立典礼,标志着紫禁城从皇家禁地转变为公共文化机构,确立“以保护、陈列、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品为宗旨”,当天开放展出商周青铜器、唐宋书画、明清瓷器等文物,开启了文化遗产公享的新纪元。
百年来,虽然不乏波折,但故宫宗旨始终未改,作为公共文化机构与中国传统美学教育圣地的核心始终未变。其中,有两次西渡的故宫文物海外展格外引人瞩目,它们的时间点更是出人意外:一次在1935年,一次在197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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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在伦敦举行了“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展出了以故宫精品为主的3000多件文物:有两千八百岁的西周毛公鼎——弘我邦我家;有九百五十岁的《岁朝图》,朱砂山茶从未褪色;有八百岁的《秋庭戏婴图》,稚子无邪,让人全然忘却热河的炮火。
这是故宫诚意满怀、倾囊相见的文物展,更是文明展、历史展,是中国“拥有完整历史与文化主权”的证物展,反驳日本当时的诸多侵略借口,也让两百年前曾经沉醉在中国风的西方国家重新以系统、平等的眼光看待中国文物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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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1日,英国伦敦,收藏家弗雷德·卡特林展示世界上最古老的纸币。这张纸币来自北京故宫,是一张中国纸币。卡特林将他的纸币收藏品保存在一个内衬石棉的钢制保险箱中
这些展览也进一步激发了欧美社会对中国古代艺术文明的兴趣,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芝加哥地产大亨,在1936年观看了这次展览会,中国青铜器的结构强度、复杂精美的纹饰以及高超的制作工艺,对他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激发了他收藏亚洲艺术的宏伟计划。布伦戴奇在后半生构建了无与伦比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收藏,直接促成了1966年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成立,这也是美国乃至西方研究中国艺术的重要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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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凡尔赛宫等机构的约200件文物精品汇聚故宫文华殿。
二战的阴云遮掩不了文物的美妙光华,冷战的阴翳同样不能。1973年至1978年,包括故宫青铜器、玉璧、汝窑藏品等近500件出土及传世文物,先后前往欧美和亚洲、大洋洲的15个国家进行巡展。这时的故宫收藏,讲述得不再是皇家的奢华,而是华夏的悠久。
诸多解放后的新出土文物,都能在故宫找到互可印证的实物:青铜器、唐三彩、玉璧、汝窑……故宫馆藏为新出土文物提供了形制、材质、纹饰、工艺等各方面的考古学依据,证明了其年代与历史背景的真实性,同时,也为出土文物补充了工艺细节和历史传承依据。故宫,作为历史权威标尺与文物大百科博物院的角色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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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美女总有传世肖像,18世纪法国文化符号、洛可可艺术(Rococo)代言人蓬帕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的肖像画上,她身着彩绘北京绸礼服,身边是镶嵌着中国瓷器的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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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的中国,雍正十美图中有一副“持表对菊”,仕女手持精美的珐琅表坐于书案旁,而此系列中的另一位美女,正端坐案前赏玩各种古器:包括多宝格架上一件江户时期的黑漆嵌螺钿莳绘香盒。一动一静,一西一东,欧洲的机械奇观与日本的工艺美学并置宫中,构成了皇家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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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竹梅鹤纹莳绘砚箱
春秋战国时的王侯已经拥有大量彩漆工艺的日用器物,此时还多为几何纹样。8世纪日本全面学习大唐文化,各类漆工艺随遣唐使一同传入日本,发展为莳绘(Maki-e)。莳有“播撒”之意,即撒粉绘画,将筛选出的金银粉抖落于漆器纹样上,成品漆面黑亮如镜,装饰金银粉螺钿,图案华丽细腻略带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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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故宫馆藏日本黑漆描金山水图提梁壶和壶
下:故宫馆藏金漆嵌铜叠扇长方提匣
日本漆器在明清时期通过贸易及朝贡进入北京。清代康、雍、乾三朝皇帝都对日本的莳绘漆器非常感兴趣:康熙评价“漆器之中洋漆最佳,故皆以洋人为巧”;雍正时期皇帝点评本地作品“花纹不能入骨”,特意下旨让造办处学习仿制,称为“仿洋漆”;乾隆时期造办处奋起直追,甚至洋漆、描金工艺混用,创制出大量新式的黑漆描金漆器,也算是工艺历史上的教学相长了。故宫现存大量黑地金髹纹样的漆器,有传统描金器物,有从日本进贡来的“洋漆”器物,也有清宫仿制的仿洋漆,与国内“百宝嵌”的工艺相互结合,极具东方美感。
故宫藏“金漆嵌螺钿长方提匣”,既有莳绘的金粉纹理,又各面融入中国螺钿工艺的宝石和贝壳镶嵌,是中日审美与工艺融合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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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乐林泉中外园林文化展剔红提梁盒福寿宝胜百什件
不同于由礼器演化而来的青铜器、瓷器,漆器出现伊始便带着亲切的“日用”气息,装印匣、文玩、玉佩、古墨,体量小不过盈寸、大不过尺余,是皇室起居空间案头、阁架最常见的器物。
“紫漆百宝嵌岁朝图百什件盒”是件内造漆器,名叫百什件盒,意思是收纳零散的物件的盒子。盒子还没打开,盖子上先目不暇接了起来:青玉的葫芦瓶插一支珊瑚作珠的天竺、一支蜜蜡作花的腊梅;剔红花盆里有两本水仙,白玉作花,螺钿作花心,叶子蓝绿各不相同,一本染骨作叶、一本碧玉作叶;薄薄的二维玻璃鱼缸,上面用红彩画两尾小金鱼儿;紫水晶作葡萄、松绿石作果子、岫岩玉作石榴。正面看完,盒边再用朱漆描金收个边,五色陆离又富贵清雅,登峰造极的工艺来表现生活中的小小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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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参观者在嘉德艺术中心参观“朱艳华绮——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朝漆器展”
17世纪,带着螺钿、莳绘的漆器经荷兰东印度公司传入欧洲,成为欧洲“中国风”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人眼中,砚匣书箱总嫌太小,不如家具、屏风甚至墙壁醒目动人,于是对漆器的引入从漆器成品转化为对漆材料的进口和中式图案的学习,法国的雅克·达格利(Jacques Dagly)获得了20年清漆专属使用权,制作出了“中国式”漆制家具,专为王室生产,而越来越多的欧洲柜橱制造商直接从原产地订购绘制好山水花鸟的描金漆板,嵌到自身的产品之中,甚至包裹整个房间。题材也从“石间一丛竹”,变成“远山与湖泊”。从案头到墙面,漆器艺术在西方又焕发出另一种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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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钟表馆:黑漆描金木楼钟(清乾隆,清宫做钟处)
和漆器艺术的西方新生类似,虽然钟表机芯的技术牢牢地掌握在欧洲人手里,但审美总有互动,皇家趣味与当时流行的“中国风”(Chinoiserie)一起,反过来影响着欧洲的钟表设计。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里有一座普鲁士公主的钟表箱,出自1780年的海牙制造,顶部似亭又似塔刹,面板为细木镶嵌,点缀着黑漆描金的树木村庄,底座有双龙盘绕,双龙一副欧洲长相——这显然是荷兰的能工巧匠受东方装饰风格影响下完成的,一知半解又精益求精,让东西方的观众都可在其中感受到别致的异域特色并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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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陶瓷馆(武英殿):展厅一角(慈母、瓷王位居正中)
瓷器更是如此,初见东方瓷器的欧洲贵族还沉浸在收藏中国“白金”(即瓷器)的狂热中,待到18世纪30年代后,浪漫的法国人不再满足于“收藏”,而是希望“开发”中国器物:当地铜匠对瓷器加以“美化”,天马行空地把青铜和瓷器花纹结合在一起,加工出精美的烛台、写字桌和餐桌;中国屏风开始被锯成碎片,由高级细木工匠重新加工处理,把屏风漆面板的碎片镶嵌在装饰有青铜镀金雕饰的路易十五式家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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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阿布扎比卢浮宫馆藏唐三彩、瓷器
永远领导时尚潮流的蓬帕杜夫人便是这一工艺的拥趸,一家名为“土耳其的忧郁”(Au Chagrin de Turquie)的东方艺术品商店在1751年的账簿记录显示,她曾在此购买了150多件金属包镶的东方瓷器,其中一对改装后的铜鎏金青瓷瓶就要1680里弗——相当于当时东印度公司一名年轻水手10年的薪水。洛可可式家具的青铜镀金雕饰上点缀着屏风碎片和瓷器饰件,标志着异国情调趣味与精致装饰艺术相结合,中国器物就这样参与建构着洛可可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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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有186万件文物,90%以上是顶级文物,几乎件件是珍品,又美又古。鲍德里亚提过一个很有趣的说法:时尚是博物馆的孪生兄弟,博物馆的完美是永恒的,而时尚的完美极其短暂。故宫的美在一场又一场的展览中流淌出来,浸染到珠宝、时装、舞台剧,在卡地亚的表盘上錾刻龙睛,在阿玛尼的裙摆上摇曳竹枝。
文明从不会老去,只是换一种方式,与我们同行。
编辑|Lili、Kiki
文字|齐莹
专家顾问|亓昊楠
新媒体设计|April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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