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前官员：我有个非常值钱的建议——投资中国！

编者按：11月5日，由商务部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合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全球领导力学院承办的 举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主持圆桌对话环节。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美国华盛顿州商务厅厅长，嘉吉农业与贸易亚太集团总裁柯沛瑜参与圆桌讨论环节二。现将罗思义的发言实录发布如下： （全文约3200字，预计阅读时间9分钟）

罗思义：我并不认为国际贸易中的冲突或危机是令人惊讶的事情。如果你关注历史，美国基本上每五六十年就会出现一次经济或贸易的大危机。第一次是19世纪70、8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在20世纪20、30年代又有一次大萧条，接着在20世纪70年代爆发了全球石油危机，也波及了日本并产生后续影响。进入新世纪后，又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

所以，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令人意外的。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使得经济危机如此频繁？或者说，贸易冲突为何频发？到底是什么阻碍了全球经济像过去那样持续推动和前行？1873年全球危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其实是因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经济体。自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年均经济增速一直维持在2%左右，而美国超过了3.5%，超越了英国，问题就出现了。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关于经济大萧条的经典著作中提到，英国自1913年起已无法领导世界经济发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1929年大萧条时，美国尚未准备好引领世界经济，因此遭遇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945年后，美国持续保持约年均3.5%的经济增速，如今可能在3%左右，这基本上延续了19世纪初以来的态势。

如今，美国面临一系列问题，而中国等经济体保持着年均5%的经济增长速度，如印度、印尼、越南、孟加拉国，巴西规模更大但增速没那么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如果这个过程继续持续下去的话，美国就不能再持续领导全球经济了。

另外一个选项是，美国想要再次尝试着在1973年对日本和德国做的事情，试图让他们的经济增速放缓，这就是美国现在所做的，它会导致危机。因为美国可以减少从中国的进口，但是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其他国家都不想要按照美国所说的去做，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逆全球化”影响。

为什么美国会选择“逆全球化”？欧洲现在也不确定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可能只是在考虑是否要顺从或追随美国的做法。但全世界大约90%的国家并不愿意这样做，不仅是中国，因为可能会对绝大多数，也许十分之九的经济体产生影响。反过来看，经济快速增长的“全球南方”国家也不希望出现经济全球化逆流，他们希望能保持年均5%的增长速度。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可能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它的行为就不会成功。我想强调，这并非只是针对中国，而是世界上其他快速增长的南方经济体都希望维持全球化。

打个比方，假如高盛就某个行业进行研究时发现一家公司非常成功、增长很快，其他公司的表现均不如它。但他们提出：你不应该向增长最快的公司学习，而应向表现不如它的公司学习。如果你听到这种说法，你会觉得很荒谬。但这就是当前西方政府的做法，它们希望表现出色的中国，向表现不如它的美国学习。

王文：罗思义先生，您分享了全球经验，涉及美国、英国以及关税冲突。我的问题是，对中国政府或中国企业来说，我们能从这些国际经验中学到什么？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贸易战也许会暂停一年。作为英国学者，您认为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罗思义：我其实也不是学者，虽然正逐渐朝这个方向发展。我并不是学术教授，我给一些公司提供一些建议。无论如何，我认为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是国内经济，贸易无论成败，国内经济始终是根本。美国超过英国的原因很简单：长期以来，英国将GDP的10%用于投资，而美国投资18%-20%。英国年均经济增速为2%，美国年均经济增速为3%。如果这种情况持续50到60年，美国必然超越英国，英国几乎无能为力，也无法阻止。如今中国在贸易战中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是否赢得贸易战，而在于中国国内经济能否成功。

中国将GDP的40%用于投资，美国只有约20%。中国经济年增速约5%，而美国的增长约为2%。如果这一态势持续30到40年，美国将无法阻止中国的成功，除非采取风险极高的军事手段，但那样风险太大。美国某些圈子确实有人提出军事相关解决方案，但我认为军事战争或挑衅的风险极高，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另外，有人认为中国经济结构不像西方，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当然不一样，因为中国年均经济增速约为5%，而西方只有2%。如果中国经济结构像西方，那年均经济增速也会只有2%，而不是5%。这是一种非常傲慢的西方思潮，认为中国错了。

观众提问：您认为应该如何让中英两国更好地开展贸易?

罗思义：其实你需要从媒体的胡言乱语中抓住真正重要的核心。我在伦敦也曾负责过经济和贸易政策，在城市层面，贸易合作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在伦敦，我们帮助建立了C40机制，即全球40个大城市联盟，虽然现在已有90多个成员，但仍叫C40。对一个国家而言——比如美国——可能不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比如降低排放、推动绿色出行、电动化等，通过这些方式持续推进合作。但城市本身是全球最大的排放源，因此我也非常同意，我们不应只关注国家政府，城市层面也很关键。

还有一点，我不是所谓的学术教授，我为一些公司提供咨询和支持。英国《金融时报》的观点可能只值5美元，但你要听我的建议，可能要花5000美元。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建议比英国《金融时报》上的通用信息更值钱。公开渠道和资讯有时会传播错误信息，比如18个月前说中国如何如何，或说中国不值得投资。但事实上，全球哪个国家的证券市场表现最好？如果你不投资中国，你就错失了机会。

你还需要关注技术要素，但更重要的是，要辨别那些脱离政策、纯粹宣传的内容。那些带有政治立场的媒体可以随意发表不实言论，却无需承担太大责任。但公司不同，它们必须为自己的商业决策负责。城市也是如此，如果政策不当，领导人可能会连任失败，他们必须考虑政策体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这些相关内容。

现在的形势有所变化，包括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等等。中国总体上是亲善睦邻的，而且一贯主张通过合作共赢实现双方利益。这与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所塑造的印象完全不同。正如他们现在写的主题，他们的宣传总是说中国面临巨大危机，但在元首会晤时，我们看到了一些事实。媒体的描述也在不断变化，必须根据实际利益相关者叙述，大家的心态和关注点也在变化，最重要的，是大家都希望实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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