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厚民为毛主席拍照12年，留下了数千张照片，其中这一张最为经典

“1977年12月26日清晨六点，北京又飘雪了，你还去吗？”妻子把大衣递来时轻声问道。吕厚民点点头，揣上那枚用了半生的徕卡，步子依旧稳健。对他来说，去毛主席纪念堂并非仪式，而是与一位故人的默契相约。

广场上的队伍安静而绵长。排队的间隙，他把相机挂在胸前，指尖不自觉摩挲快门——一个摄影师下意识的小动作。闪回到二十七年前，1950年1月的清晨，他第一次迈进中南海，肩上也是这只相机，只不过那时的他还是腼腆的二十一岁小伙。

当年，这个来自黑龙江依兰的青年刚从北京电影制片厂转来警卫局第四科，角色突变——给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拍照。“小吕，从今天起，你的镜头要对准共和国的心脏。”老科长拍拍他的肩膀。那句叮嘱，他记了一辈子。

回想更早的日子，他在日伪学校里被日本教员无端掌掴。侮辱带来的怒火，让他痴迷记录真实。他说：“我要把中国人的骨气拍出来。”于是冲洗间里通宵不熄的红灯，与松花江畔寒风一样刻在记忆里。

1953年9月12日，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刚散，周总理捧着文件走向主席。两人相视而笑，文件互换，谈得兴致勃勃。吕厚民蹲低半步，抓住那一瞬。快门声清脆，却没人察觉。胶卷洗出后，整座暗房寂静得只剩水声，他自己都被这一幕的温暖打动。这张《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一起》，后来走进千家万户，也让他确信“决定照片价值的不是道具，而是情感”。

主席对身边工作人员有个规定：间隔几年必须下基层。“围着我久了，眼界会窄。”1957年，吕厚民被派往新华社，农村、工厂、矿山处处留下他的脚印。镜头里有炊烟，也有机器的轰鸣，他说那叫“国家的脉搏声”。

1958年，他随团赴朝鲜。沙里院大街人潮汹涌，他被挤到吉普车盖上才端稳相机。《欢送志愿军归国》就此定格。几年后，这幅作品在古巴获一等奖。杭州的西子湖畔，秘书把捷报告诉主席。毛主席抬头望向站在一旁的摄影师，笑着评价：“短小精悍，好！”吕厚民回忆那一刻：“比金奖更珍贵的是主席的掌心拍在我肩上的力量。”

获得肯定后，他还是惦记那组“主席办公照”。可主席工作时绝不允许打扰。几番试探未果，他几乎放弃。1964年初春，主席心情不错，见外宾前在走廊里碰见他，“小吕，还想拍工作照吗？”语气随意。吕厚民当即看表：“还有二十分钟。”主席爽朗一笑：“那就来吧。”

灯架刚立好，主席已在书桌前挥毫写唐诗。氤氲墨香里，快门连响。写毕，主席又展开报纸专注翻阅。再按一次，底片里留下难得的静谧。收工后，主席递回文稿，轻声说：“任务完成，去见客人了。”短短十几分钟，却成了档案馆里最珍贵的一组工作照。

有意思的是，他后来索性给庐山会议通道挂了一张世界地图。主席路过时被吸引，驻足良久，指尖沿着亚非拉海岸线移动，像在默默计量世界的波澜。吕厚民按下快门，背景是一幅宏大的战略视野，前景是一位老人专注的背影，意境胜过任何摆拍。

进入六十年代末，风浪骤起。吕厚民一家被疏散到江苏农村，生活清苦到靠糙米拌盐度日。一次深夜，他写下“毛主席万岁”后险些选择绝路。幸运的是，组织及时把他接回北京，他写信说明情况，三日后，毛主席亲笔批示：恢复工作。那张批示件，他后来裱在暗房门后，每次冲片时都能看到。

比赛、展览、出访接踵而来。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都办过他的个展。唐人街的老人看完《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一起》红了眼圈：“照片像把故乡的炊烟拍来了。”留言簿上，有孩子用稚拙的字体写：“谢谢吕爷爷让我们看见真正的毛爷爷。”他把这些页码裁下，带回家锁进抽屉，“那是相机之外的另一卷底片”。

1976年9月9日凌晨，他正在外地采访，噩耗传来时，整盒胶卷瞬间滑落。赶回北京已是灵车出发。没能见到最后一面，成了老人心里永远的疼。此后每年9月9日与12月26日，无论身在哈尔滨还是广州，他都会掐点赶到纪念堂。那只徕卡不再按快门，只静静挂在胸前，像对过去十二年默默致敬。

2015年3月9日，吕厚民在北京走完88载人生。同事整理遗物时发现，暗房墙上贴着一句铅笔字：“影像不老，岁月有声。”旁边挂着那张最经典的照片——主席与总理会心而笑。他一生共拍下两万多张底片，但他始终觉得，真正能留给后人的，是镜头背后那颗真诚而倔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