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一门九烈：周恩来秘书袁超俊的忠烈家族‖李性刚

一门九烈

周恩来秘书袁超俊的忠烈家族

李性刚

1949年11月贵州解放。图为苗族同胞向人民解放军部队献旗(图源:共产党员网)

贵阳城东的图云关,苍松掩映间曾跳动着抗战的坚韧脉搏。1939年春,中国红十字会(以下简称“红会”)救护总队迁驻至此,6年半间,调度全国战地救护,成为医疗生命线的战略心脏——药品由此集散,医护人员于此奔赴血肉战场,国际援华物资经此转运四方。

在这里,曾潜伏着一位隐蔽战线的守护者: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表面上,他将物资药品转运至各革命根据地,实际是以此为身份掩护,领导救护总队党组织的工作。袁超俊本名严金操,为桐梓严氏家族次子。其父母以自家医馆为盾,曾庇护周恩来之父和越共领导人胡志明等,坚定支援抗战事业;兄弟姐妹六人均投身救亡洪流。正所谓一门九烈,殊途同忠。严氏家族以智勇双全的报国之心和热血,铸就了一座抗战史上的忠烈丰碑。

家族核心严伯寅夫妇

1908年,在四川省巴县任职的严伯寅与当地姑娘张荣贞结为伉俪。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严伯寅调任贵州省桐梓县知县。夫妇俩依次养育了长女严金秋(又名严慕苏)、长子严荘农、次子严金操(又名袁超俊)、三子严金符(又名严华龙)、四子严金城(又名袁林)、五子严金甡和小女严金萱共7个子女。

右起:袁超俊(严金操)、严伯寅、严华龙

1926年,厌倦了官场的严伯寅携家带口迁往贵阳,重操中医旧业,在永年药号挂牌,以悬壶济世之微薄收入养育子女。1930年开始,严伯寅在陋宅开设同康医馆,逐渐成为贵阳小有名气的中医名家。潜心钻研医道的同时,严伯寅始终不忘对子女进行良好的培养教育。在其忧国忧民思想和开明家风的熏陶下,严家多个子女投身革命。

贵阳地下党组织成立初期,急需一个安全秘密的集会和联络场所。陆续走上革命道路的严家子女深知父亲为人宽厚、深明大义,便在未告知父亲的情况下,将同康医馆作为中共贵阳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严伯寅夫妇对子女所选之路心知肚明,但他们从不过问、不干预,更为身为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次子严金操创造了安全的工作环境。

1937年9月,在延安工作的黄大陆受派到贵阳担任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他先后将严伯寅的小儿子严金甡和幼女严金萱吸收入党,并让兄妹俩分别担任贵州省工委秘书和地下交通员。严金甡在黄大陆身边做秘密联络工作,无论白天黑夜,总是默默地躲在家里的小楼上,刻蜡纸,发机密文件,并利用改装的旧怀表,多次机智地完成党交给的交通联络任务。

同康医馆因战乱经营惨淡,全靠张荣贞里外操持,精打细算,艰撑着这个大家庭。张荣贞配合丈夫,默默支持子女们为抗战工作、为国家做事,不让他们负担任何家庭生活费用,还省吃俭用,积攒钱物捐给八路军交通站。通过与黄大陆的密切接触,严伯寅夫妇的思想逐步转变,他们坚定地站在党的一边,全力支持子女们从事革命活动。

正当贵州党组织蓬勃发展之时,黄大陆和严金甡等不幸被捕。为施以营救,张荣贞在严金萱陪伴下,费尽周折,终于受到正在贵阳考察的冯玉祥的接见。虽经周恩来、冯玉祥等采取各种办法营救,几位被捕的地下党员仍被秘密杀害。

本就身体欠佳的张荣贞因严金甡牺牲时年仅17岁而悲痛欲绝,生命垂危。临终前,她取下一直戴着的一对金耳环,交给二儿子袁超俊,叮嘱他将其换成钱款用于抗战,希望八路军早日赶走日本鬼子。之后安然瞑目,年仅56岁。

1939年3月9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秘书童小鹏以笔名所写的题为《一个模范母亲——袁老太太》的文章,“抗战的巨浪掀起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抗战决心,使他们在前线、在后方、在沦陷区,都光荣地负起抗战救国的责任来,而且有了许多辉煌璀璨千古不朽的英烈事迹。……在后方的妇女中同样产生了不少的光荣例子,而模范的母亲—袁老太太便是最值得我们钦敬和悼念的一位”,号召大家向张荣贞学习。一时间,张荣贞成了贵阳家喻户晓的人物。

《一个模范母亲——袁老太太》报刊原文(注:该剪报为严金萱之女孟惠惠收藏提供;文中所称“袁老太太”为袁超俊和严金萱之母,当时为迷惑国民党当局,防止给严家带来安全隐患,故称张荣贞为“袁老太太”)

接连遭遇失子亡妻之痛的严伯寅并未消沉。面对日机的轰炸,贵阳城内房屋存在安全隐患,又正遇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急于寻找房舍,建设接待站,严伯寅主动与永年号职员宋鹤轩交涉,租下宋家在威清门外的部分房产,通过改建扩建,设立起既能存放物资,又可停放汽车的接待站。皖南事变前后,在袁超俊的安排下,严伯寅随三子严华龙移住重庆。

长女严慕苏初中毕业后,在由黄齐生任校长的贵阳达德学校任教,随着日本入侵、东北沦陷,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感召下,以及学校氛围的感染下,她的思想逐渐觉醒,投身抗日救亡运动,逐步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严慕苏首任丈夫病逝后再婚,没有机会告诉父亲。她的第二任丈夫是时任重庆地下党领导人之一的赖绍尧。赖绍尧因逃避国民党追捕,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陷入困境。为设法与组织建立联系,他秘密找到从未晤面的岳父严伯寅,如实告知岳父自己与严慕苏结合的经过,请求老人帮忙联络党组织并资助生活。严伯寅不仅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还当即拿钱资助这位初次相识的大女婿。

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为躲避战祸到达贵阳时,严伯寅主动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将同康医馆二楼房间腾出让他居住。医馆被日机炸毁后,又将幸免于难的周老转移到贵阳郊区的青岩古镇安置。同时被安置在青岩的,还有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和邓颖超的母亲等。严伯寅时常为他们送去必要物资,与几位老人结下了深厚情谊。

当严伯寅得知在青岩认识的几位老人也都住在红岩村时,他便时常前往看望老朋友。时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听闻后,特来与严伯寅相见,对他养育了多个革命儿女表示由衷赞佩。这次会面让严伯寅倍感欣喜,他将这天视为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日子。

严伯寅通情达理、宽厚仁慈、睿智勇敢,虽不是中共党员,却始终积极支持抗战救国,主动参与地下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晚年,严伯寅为躲避战乱而颠簸流离,与严华龙一家相依为命。1948年在重庆离世,结束了不平凡的一生,享年75岁。严华龙也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和隐蔽战线工作,还留下了严家的部分回忆文字,让后辈得以了解严家满门忠烈的革命事迹。

袁超俊的早期地下工作

严金操1912年生于桐梓县城,1926年随父迁往贵阳,就读于贵阳达德学校。1930年,在赴南京晓庄师范就读期间,结识了随黄齐生由遵义到南京的习水县人袁咨桐,经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左起:严金萱、张荣贞、袁超俊、严伯寅、严慕苏之子陶铜仕,摄于1938年

抗战全面爆发后,严金操到上海,在沈钧儒旗下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历任或兼任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常务干事、工人救国会主席、全国救国会第二次执委会代表等,曾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被关押在苏州监狱。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同意释放政治犯。经周恩来交涉营救,严金操于1937年9月获释,被批准转为中共党员并前往延安。当他到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办理前往延安的手续时,叶剑英和李克农得知他曾是南京晓庄师范的学生,不仅文化基础好,还多才多艺,就决定将他留下,充实正在筹备中的《新华日报》队伍。

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到任武汉长江局后,一致看中了从南京迁到武汉的严金操,将他任命为周恩来的秘书兼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周恩来了解到严金操曾被捕入狱,为避免引起国民党当局注意,建议其改名。经过缜密思考,严金操决定改严姓为“袁”,一来音近,二来为纪念介绍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袁咨桐;再将“金操”二字的谐音颠倒为“超俊”。从此,严金操以袁超俊之名出现在之后的革命生涯中。

周恩来对同期在武汉组建的红会救护总队及其总队长林可胜非常赞许、信任和支持,指示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出面,与救护总队及林可胜建立联系。在常规具体事务方面,与林可胜的联系人便是袁超俊。

八路军贵阳办事处旧址

为加强党对救护总队的领导,时任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指示,在救护总队成立党支部(以下简称“红会支部”),隶属中共长沙市委北区委员会,由郭绍兴任书记,高忻为组织干事,杨震为宣传干事,冯骥为青年干事并负责领导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上级党组织交给红会支部的任务是:在红会中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秘密发展党员及民先队队员,壮大党的力量;动员医务人员投入各战区救护;输送医药物资到抗日根据地。

长江局被撤销,改设南方局后,为在国统区建立物资储运系统,掩护党的秘密交通,决定设立八路军贵阳办事处。周恩来任命熟悉贵阳情况的袁超俊担任交通站站长。

武汉沦陷前,经徐特立与长沙市委决定,红会支部直接由南方局领导,随救护总队后撤。1939年春,救护总队及卫训所迁驻贵阳图云关后,郭绍兴持介绍信,通过贵阳秘密联络站读新书店的沈静芷,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联系上,递交了组织介绍信和支部组成人员名单,要求恢复关系。

当时红会支部党员已发展到20多人,分散在图云关救护总队、卫训所、总队运输部以及湖南、桂林等地。救护总队下属的医疗救护队发展到60多个,分散在全国各大战区。卫训所在陕西褒城(汉中)、福建邵武、湖北均县成立分所,轮训各战区部队和野战医院的军医。红会支部的宣传工作,也随之做到了这些地方。

任职贵阳交通站,负责红会工作

袁超俊担任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期间,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是转运军需物资和医药器材。时年贵州成为抗战大后方,具备云南和广西两个方向的援华物资和医疗用品的中转集散优势,仅1939年4月至6月间,便三次押运军用物资北上,其中一次是将来自越南的5辆满载药品和军需物资的汽车运到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另押运10辆卡车的军用器材和TNT炸药到重庆办事处。此外,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等在香港和国外华侨处募集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材、难民救济物资及购买的无线电器材等,也都经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转运到各根据地。

1939年冬,袁超俊衔接林可胜,向八路军调配了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恰值以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为首的“英国援华团”携带10吨医药器械和药品到贵阳,林可胜当即决定,将这批物资原封不动转运给八路军,并派救护总队汽车直接运到延安。

二是转送和接待来往人员。抗战期间的中缅公路,不仅是战备要道,还是一条不断输送革命志士和科学文化的必经通道,多位重要人士曾落脚贵阳,如叶挺、叶剑英、李克农等,胡志明更是经常搭乘八路军军车往来于重庆、桂林、昆明间,并多次委托八路军贵阳办事处协助解决越南同志去昆明、重庆等地的交通问题。这里还负责疏散、转移各地党组织成员、文化人士、港澳同胞、华侨、医务人员、进步青年等。

三是安置和照顾疏散到贵阳的领导同志及家属。周恩来曾派袁超俊带领一批干部到湖南湘乡建立临时办事处,作为武汉撤退时的中转站及疏散点,把一批党和八路军领导同志的家属转移至湘乡,安置在农民家里。长沙“文夕大火”后,又先后将他们转移到衡阳、桂林及贵阳郊外的青岩等地。其中包括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李克农的父母、岳父母和弟侄,博古的女儿等。袁超俊每月都骑自行车往来青岩,给他们送去生活费及书报,直到1940年秋才陆续将他们安全转送重庆。

四是完成上级组织交办的秘密任务。袁超俊充分利用八路军贵阳办事处这一公开机构的有利条件,保护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图云关红会特支、生活书店、读新书店等单位的地下党员,都在这一公开机构掩护下顺利开展工作。

袁超俊接到红会支部抵达图云关的消息后,迅速向南方局汇报。周恩来接报后,立即批准恢复红会支部的组织关系,并将其交由袁超俊直接领导,叮嘱其不得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以确保红会支部安全。周恩来还特别指示袁超俊:“红会支部是有战斗力的党支部……现在由你直接负责联系,任务很重,要领导好。红会知识分子多,爱国华侨多,要做好统战工作。”

肩负党组织的重托,1939年春夏之交,袁超俊以治疗胃病为由住进图云关野战医院,秘密召开红会支部会议,会上作出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关于党在红会的组织建设,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红会特别总支委员会(以下简称“红会特支”),郭绍兴任书记,高忻、毛华强、章宏道(又名章文晋)分任委员;下设贵阳、桂林、运输股三个支部,由郭绍兴、高忻、章宏道分别兼任支部书记。红会特支报南方局批准成立后,接受袁超俊领导,并单线联系。二是关于党在红会的工作任务,会议决定:

(一)继续团结、争取林可胜博士;在卫训所设立组织科;毛华强、黄群、李普(又名李壬炼)、查立平等任教官,在学员中进行宣传教育。

(二)利用运输股汽车在大后方来往的有利条件,发起成立群众性的救亡组织—书报供应站,向分散在各战区的多个医疗救护队输送进步书刊,宣传中共抗日主张,争取群众。

(三)广泛动员大后方医务人员到抗战前线参加救护工作。

(四)积极发展中共党员及民先队队员。

上述各项工作在南方局和八路军贵阳办事处的领导下,一直持续进行。虽有国民党的监视、干扰,仍取得了较大进展。

袁超俊还对援华医生中的国外共产党员关怀备至,多次协助周恩来劝慰像白求恩那样强烈要求去延安工作的援华医生,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国共合作的复杂形势,说服他们留在国民党军队里做救护工作。援华医生们则多次将在国外募集到的医疗器材和药品,作为“特殊党费”送给八路军,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血肉联系。

红会特支的上述活动顺利持续到1940年春,成为推动救护总队援助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要力量。皖南事变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被国民党查封。由于形势急剧恶化,为保存力量,袁超俊指挥红会特支停止活动,迅速疏散党员,使党组织没有遭到重大破坏。

随后,袁超俊到南方局继续担任周恩来的秘书,负责南方地下党的联络。郭绍兴暂调任救护总队驻西北第七十医疗队队长兼视导员,后到重庆,先后在新华日报社等处工作。1943年初,郭绍兴与袁超俊接上组织关系。根据党中央重新登记党员的指示,由袁超俊和郭绍兴共同负责,对红会中坚持党的立场、与组织保持联系的12名党员重新登记,上报南方局组织部。至此,红会党组织完成了在抗战时期的全部历史使命。

“金嗓子”严金萱的文艺抗战

1924年出生于桐梓的严金萱,两岁随父迁居贵阳,在家中兄姐的影响下,13岁便参与了革命工作,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担任省工委交通员。

中共地下党组织曾引导贵阳进步师生组建“学生救国联合会”和“筑光音乐会”。自幼喜欢唱歌的严金萱加入了这两个进步组织,成为活跃成员。她唱响的第一首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祖国的孩子们》《五月的鲜花》《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救亡进行曲》等进步歌曲。严金萱每次演唱,都感到有种神奇的力量,驱动着自己在音乐艺术道路上向前迈进。

1937年9月,八路军在平型关首战告捷。贵州省工委决定在全市散发《告同胞书》。当时仅13岁的严金萱将一卷卷《告同胞书》塞在大衣里,步履匆匆走过大街小巷,尽管冻得发抖,小姑娘却暗暗鼓励自己:“今天是去办大事,走路多,一会儿还会出汗呢!”她机智地把几百份传单一张张地塞进每家门缝,很快就散发完了。担任交通员期间,每当地下党同志在同康医馆接头或活动时,她都配合五哥严金甡放哨。在地下党同志和哥哥姐姐的启迪下,她的心灵早早地播下了革命火种。

陕北时期的严金萱(左一)

一次,兄妹俩发现正在开会的省工委书记林青有危险,便机灵地及时将其悄悄送出会场,使林青化险为夷。林青被捕之后,严金萱和严金甡冒死赶赴刑场,目睹了林青昂首挺胸、视死如归,高唱《国际歌》的场景,兄妹俩在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向林青学习。

严金甡牺牲后,严金萱继续用他改装的怀表给地下党负责同志传送文件,始终未被敌人发现过。在五哥牺牲和母亲去世的双重打击下,严金萱提出去延安。通过二哥袁超俊上报周恩来,经安排,严金萱的组织关系先被接转到了重庆,她于次年假扮护士,随军车去往延安,并将五哥的怀表交给了党组织。

1939年底,严金萱奉命随抗大总校到晋察冀边区,被编在由苏振华任队长、胡耀邦任政委的一大队。由于爱好广泛,能唱、能跳、能演、会乐器,她深受大家喜爱,被誉为“金嗓子”和“女八路中的精灵”,还被苏振华推荐到晋察冀三分区政治部的冲锋剧社,在为三分区演唱《黄河大合唱》中的独唱《黄河怨》时,感动了全场观众。严金萱还曾在大型歌剧《兰花花》中饰演兰花花,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的接见。

随后,在周恩来和聂荣臻关心下,严金萱调回延安,进入鲁艺深造。她时常深入前线阵地,向伪军演唱《松花江上》等思乡歌曲,以瓦解伪军。后据严金萱的儿子孟临回忆,母亲的《松花江上》曾引发百名伪军前来投诚:“歌曲唱完,炮楼里响起阵阵抽泣声。有一百多个伪军投奔八路军。是歌声打动他们,启发了他们的爱国之心。”1943年,日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平阳惨案,严金萱又把心中积聚的对日仇恨和对乡亲的爱,凝结在她创作的歌曲《平阳河》中。

严金萱一生致力于音乐舞蹈艺术的创作和传播,曾获国务院突出贡献奖、原文化部全国少儿先进工作者奖、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等,其作曲的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插曲《大红枣儿甜又香》久唱不衰。2014年11月20日,严金萱平静辞世,享年90岁。

结语

桐梓严氏一门九烈,以血肉之躯在隐蔽战线上,熔铸成一座无声的丰碑。严伯寅夫妇怀济世之心、秉家国大义,撑起一片庇荫革命星火的天空;他们的膝下儿女,长女严慕苏以师者之智投身救亡,五子严金牲以少年之躯殉身理想,次子袁超俊运筹于地下党交通枢纽,化图云关为连接抗战血脉的生命通道,幼女严金萱拿起文艺武器,让救亡的旋律响彻战地和后方。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在至暗时刻守护着民族复兴的微光。严家的故事,是千千万万抗战家族忠勇报国的缩影,更是中华儿女在民族危亡之际前仆后继、舍生忘死的生动写照。

家国情怀,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血脉的担当,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坚守,是代代相传、永不磨灭的精神基因。这正是中华民族历经劫难仍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注:部分严家家事的史料记载和老照片,由严华龙之子严诏钰、严金萱女儿孟惠惠等家属后裔提供)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原题:《一门九烈:桐梓严氏的不灭忠魂》,载《炎黄春秋》2025年第10期)

作者:李性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