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全球并购新思路：安世半导体事件启示

马喜芳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安世半导体事件，从一场成功的商业并购，戏剧性地演变为地缘政治对商业逻辑的强制“接管”。这起事件的复盘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全球化进程中一堂代价高昂的“必修课”，它揭示了在半导体等战略领域，商业规则正让位于大国博弈。面对控制权易手的险局，中国企业必须超越传统并购思维，构建涵盖地缘政治研判、技术主权掌控与全球化韧性布局的新战略能力。唯有如此，方能在日益复杂的全球棋局中行稳致远。

安世半导体事件爆发的前因后果

安世半导体事件的根源，始于一场备受瞩目的“蛇吞象”式跨国并购。为突破代工模式的利润瓶颈，并深度嵌入国家半导体产业发展战略，中国手机ODM巨头闻泰科技于2018年启动了对荷兰安世半导体的收购。安世半导体前身为飞利浦核心半导体业务，是全球领先的汽车半导体IDM企业，其技术与客户资源（涵盖苹果、特斯拉等全球巨头）对中国产业升级具有关键意义。

经过耗资超330亿元的三轮复杂运作，闻泰科技最终实现了对安世的100%控股，但也因此背负了沉重的财务压力。这场成功的商业布局，旨在打通从芯片设计、制造到终端应用的产业链闭环。

然而，风云突变。随着2023年后美国联合荷兰、日本启动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地缘政治阴影开始笼罩。2024年底，闻泰科技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至2025年，美方新规更将其100%控股的安世半导体自动纳入管制范围。商业成功瞬间转化为地缘政治风险。

危机在2025年9月全面爆发。荷兰政府罕见地援引《商品供应法》，以“内部存在严重管理缺陷”“威胁到荷兰及欧洲境内关键技术知识和能力的延续与保护”等为由对安世半导体实施为期一年的运营冻结，实质剥夺了闻泰科技的控制权。同期，荷兰法院暂停了闻泰创始人张学政的CEO职务。这一系列行动，标志着东道国以“国家安全”和“技术保护”之名，对已完成的商业并购发起了直接干预。

面对此局，中国方面迅速采取对等反制。中国商务部对安世半导体中国公司实施出口管制，精准切断了其70%晶圆在中国的封装测试环节。这一举措立竿见影，触及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敏感神经，最终促使荷兰于2025年11月暂停限制措施，闻泰科技重获控制权。事件虽暂告平息，但其间展现的商业、政治与供应链的深度博弈，已为全球企业敲响了警钟。

安世半导体事件爆发的本质

安世半导体事件，表面上看是一场围绕企业控制权的商业纠纷，但其本质，是全球化进程深度调整期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冲突。它超越了单纯的商业并购，成为理解当前全球科技与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的一个关键切面。

首先，在微观层面，这是地缘政治对商业逻辑的强制性“接管”。事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一国政府依据其国内法律，直接干预一家已完成并购的跨国公司内部治理。这标志着，在半导体等战略敏感领域，纯粹的商业理性——如资源配置、技术整合与市场效率——已不得不让位于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地缘政治考量。中西方国家科技博弈的宏大叙事，就这样穿透公司壁垒，具体化为董事会里的投票权争夺，实现了政治力量对商业规则的局部“替代”。

其次，在中观层面，揭示了全球供应链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的结构性变迁。风波的核心争夺点，并不仅限于安世半导体本身的股权，更在于其对英国纽波特晶圆厂等重要资产的控制。这清晰地表明，关键产业的供应链已成为国家间博弈的“新边疆”。以往基于成本与效率的全球化分工体系，正被一种强调“治理主权”和“供应链主权”的新范式所冲击。西方国家通过强化对关键技术节点的掌控，旨在构建排他性、小范围的安全联盟，从而导致全球供应链体系出现深刻的结构化裂痕。

最后，在宏观层面，该事件反映了全球科技秩序主导权与话语权的激烈重塑。西方主导的“中国崛起顶峰论”、“投资环境恶化论”、“中国外资撤退论”等叙事，并非孤立舆论现象，而是这场秩序重塑的配套话语工具。其根本目的，在于污名化中国的发展环境，阻碍资本与技术向中国流动，从而延缓中国在关键科技领域的攀升进程。

因此，安世事件不仅是中美之间的技术控制权之争，更是围绕科技发展权、规则制定权与国际经济秩序再平衡的全面博弈。这一风波将全球科技领域“霸权维护”与“发展权争取”这一核心矛盾公开化、具体化，预示着一个更多摩擦、更多干预的国际商业新常态的到来。

安世事件对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的启示

安世半导体事件的波折，绝非孤例，而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全球化进程中一堂代价高昂的“必修课”。它警示我们，在逆全球化暗流与科技博弈加剧的时代，旧的并购逻辑已然黯然失效。中国企业要想在全球市场中行稳致远，必须从根本上构建一套更具韧性、更富远见的新战略范式。

启示一风险认知升维：从商业尽调到地缘政治尽调

传统的跨国并购风险评估，聚焦于财务、法律与市场。安世事件表明，地缘政治风险已从“或有风险”升级为“必查风险”。闻泰科技对安世的收购，虽完成了商业和法律上的完美操作，却未能充分预判数年后面临的、以“国家安全”为名的追溯性政治干预。这要求中国企业必须：

建立政治生态扫描能力：在并购前期，不仅评估目标企业的技术价值，更要将其置于中美乃至全球科技竞争的宏大棋盘上审视。对于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敏感行业，需对东道国的政治风向、关键部门的政策倾向、以及潜在的反制措施进行前瞻性模拟。

制定“最坏情形”预案：并购方案中必须包含地缘政治风险的应对预案，包括可能的审查延期、条款变更、甚至交易终止的代价。正如纽波特晶圆厂案例所示，即便并购完成，资产控制权也非一劳永逸。企业需评估自身在极端情况下的损失承受能力，并通过法律、保险等多种工具进行风险对冲。

启示二控制权深化：从股权控制到技术与供应链的自主可控

安世半导体事件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股权控制仅仅是起点，而非终点；只是“入场券”，而非“保险箱”。真正的控制权体现在对公司战略决策、核心技术资产与关键供应链的实质性掌控中。为避免“投而难控，控而难整”的困境，企业应：

牢牢掌握核心“硬资产”：一方面，将研发、关键生产线等核心环节布局在国内，是确保风险可控的基石。这并非走向封闭，而是构建一个即使外部环境恶化，也能保证核心业务连续性的“安全内核”。另一方面，通过在国内建设先进的研发中心和生产线，能够更有效地吸收、消化并创新收购来的技术。

实现技术的深度内化与反哺：中国企业必须牢记，并购的最终目的不是财务投资，而是能力获取。必须在整合期内，建立高效的知识转移机制，让海外技术深度扎根于国内研发体系，形成“海外前沿突破”与“国内大规模应用与迭代”的双循环，最终反哺并增强中国母公司的全球技术领导力。

启示三战略格局重构：从单一据点收购到全球化多元化布局

“孤注一掷”的单一市场依赖，在高度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无异于一场豪赌。 安世事件的终极启示在于，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不应是“攻占一个堡垒”，而应是“构建一张坚韧的全球网络”。

构建多元化的“去风险”生态：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布局，分散地缘政治风险，而不是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需要企业具备全球视野，在关系更稳定的区域建立合作伙伴与备份产能，增强体系韧性。

完成从“买家”到“伙伴”的身份蜕变：在并购后的整合中，着力将自身塑造为本地经济的“贡献者”与“利益攸关方”。通过保留就业、持续投入研发、与本地产业链深度融合，赢得东道国的社会认同与政治信任，为企业在风暴中赢得至关重要的缓冲空间。

总之，安世半导体事件用一个相对完整的周期证明，大国博弈下的全球科技竞争，已从单纯的技术竞赛，升级为涵盖战略预见、运营控制与全球布局的“系统性能力”之争。过去那种依赖于资本和商业智慧的并购模式，须让位于一种融合了政治智慧、技术主权与生态构建的“韧性全球化”新思维。这不仅是风险的规避，更是未来全球产业领导力的真正源泉。

来源：香港经济导报

作者：马喜芳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