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出关后，李运昌受大委屈，说他本位主义，聂老总说了公道话！

“1945年9月末，沈阳东站。”警卫员压低嗓子告诉李运昌，“司令员，苏军那座关东军仓库的钥匙真交给咱们了！”一句话，让站台上的秋风都带着火药味。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过一个月，华北各解放区已经悄悄排兵布阵。中央给冀热辽军区下达的指令只有八个字：先人一步，占住要地。于是，李运昌挑了八个团、一万三千人，挂牌“东北前进工作委员会”，分三路出关，以铁路、公路、海路齐头并进。

最先进入沈阳的是曾克林率领的十六军分区。苏军接管城市后，把日军最大的军火库暂时移交给这支队伍看管。粗略一数，步枪、机枪、火炮堆成小山——足够武装几十万人。曾克林干脆拉了三天三夜，先拖出两万条步枪、一千多挺机枪、一百多门火炮，给新扩编部队穿上“新衣”，再用火车分送鞍山、营口、安东。

表面风光，暗地却乱。沈阳城里有土匪、有残余日伪、有特务，各揪成一团；国军、我军、苏军同处一座城，关系千丝万缕。曾克林眼见局势复杂，索性坐苏军飞机飞延安汇报。

延安非常看重他的情报：东北武器取之不尽，用不着把老根据地的枪带过山海关；轻装北上，到了辽河再换新家伙，上下两全其美。可几位前线指挥员犯嘀咕——路上真要出事，赤手空拳挨不住，于是重武器留下，只带轻武器北上。

就在这里偏差出现。西方记者爆料苏军“支援八路军武器”，莫斯科方面立刻收回仓库，延安却没等到这一信号。紧接着，彭真、伍修权带队进东北，同样得到“可供十万人装备”的口头承诺。中央的命令正是依据曾克林、彭真的双份汇报发出的。

于是，先到的部队有枪，后到的部队两手空空。有人私下嘀咕：“新兵新枪，老兵老枪，这不是本位主义是什么？”李运昌首当其冲背了黑锅。

如果只算扩编速度，冀热辽部队确实吓人：短短三个多月，从一万三跃到十一万。枪从哪来？一半是关东军仓库，一半靠作战缴获。李运昌自己保留了第一批枪，随后又向冀东、热河调拨。黄克诚、梁兴初部队到阜新时，他专门拍电报：“山海关防务紧急，先去参战，枪弹随后到。”然而电报泥牛入海，他只好把准备好的2700多支步枪、70多挺机枪转给杨思禄；再拨1200支步枪、上百挺机枪给黄永胜；余下的又被热东部队要走一批。

山东二师、新四军三师进关最晚，打开军需箱只剩弹药。“说好一人一条枪，现在空盒子都见底了！”情急之下，他们把电报打到晋察冀、再抄给中央。很快，调查组赶到沈阳，李运昌的作战日记、装备台账一顿翻，没翻出“截留”字样，本位主义帽子却摘不掉——枪在他手里消失得太快，解释再清楚也难服众。

1946年夏，东北战场局势节节紧张，仓库事件的余波却没平。有人冷言：“谁让你们来晚了？”有人回怼：“要是兄弟连一把枪都摸不着，别说打仗，连站岗都难！”同一条战线里的将士，彼此间竟多了几分隔阂。

1947年秋，冀热辽部队划归晋察冀军区建制。聂荣臻听完调查组报告，只说了一句话：“仓库被撤走，后到的部队没枪，这不是李运昌能左右的事，谁看了台账都明白。”会场瞬时安静，质疑声音随之弱了下来。

几个月后，第四次马家沟战役打响，李运昌部队用缴来的日式山炮配合冀东兄弟摧毁国军一座碉堡群。前线电台传回报告：“炮弹从本单位缴获，射击诸元正确。”这行冷冰冰的文字，比任何辩解都有力：只要有枪，他愿意第一时间递出去；没枪的节骨眼，也只能靠战场上自己去挣。

回头算总账，李运昌部收缴敌枪十万余支；自用不过几万，其余大批装备分流到359旅、警一旅、山东二师、新四军三师及冀东、热河几个纵队，还有部分通过海运送回胶东。来得早的兵，枪成色新；来得晚的兵，凑合老家伙；再晚，就只能掂着几箱子子弹硬顶。不能全怪谁，只能怪东北战场变数太多。

有意思的是，后来谈起这段往事，许多老兵对仓库事件仍旧耿耿于怀，不过他们同时承认：真要细究责任，通信不畅、情报延误、战场节奏，全都压在一个司令员头上，未免苛刻。

东北战局最终撕开缺口，十几万人马打成铁流，谁还记得当年那串钥匙？可那顶“本位主义”的帽子，在李运昌心里挂了许多年。直到60年代他整理回忆录，才用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做结：“前方要枪，后方要枪，枪就那么多，先后之分自然就有。”话糙理不糙，局势逼人，走一步看一步，这便是那代人真实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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