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一位收藏家1000元捡漏的饮酒杯，拍出2.8亿元“天价”

1951年仲夏，香港上环荷李活道的石板路刚被雨水冲刷过，空气里带着淡淡海腥味。古玩铺“太平行”外，一个须发皆白的摊主正整理瓷碗。忽然，一位中等身材的中年男子俯身驻足，目光精准地锁定了摊位角落一对小杯。摊主抬眼随口报价：“一千港元。”对方没还价，掏钱、收杯，一气呵成。摊主愣了片刻：“先生，这不过是寻常小盏。”那人笑而不语，将杯子包进手帕，转身消失在人流中。

买杯人名叫仇焱之，沪上行家对他再熟悉不过：十五岁进晋古斋当学徒，二十岁单枪匹马闯上海滩，只凭一双眼就能挑出真官窑。抗战胜利后，他南下香港，专盯英军仓库和外籍后裔家中流出的遗物。那对只有六厘米高的小杯，杯面描绘公鸡、雌鸡带雏，胎薄胜纸、釉润如脂，杯底落青花“成化年制”款。仇焱之心里有数：这正是传说中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

鸡缸杯何以稀罕？明成化十四年至成化十八年，景德镇御窑仅烧造数批斗彩小杯供宫中饮酒，胎质细白，釉下青花与釉上五彩交相呼应。成化帝宠爱万贵妃，杯上母鸡含雏的画面暗合“母仪天下”寓意，内廷管控极严，外流数量寥若晨星。嘉靖以后，历代御窑不敢轻易仿烧，原因很简单：胎釉配方、彩料浓淡、笔法章法皆如天堑，一旦走样便成赝品。于是行里流传一句话：“得一真鸡缸，可抵百间房。”

1950年代的香港，人心浮动，行家却不多。多数人只把小杯当“花觚缩影”，嫌个头小，不值钱。仇焱之揣着它南来北往，友人笑他“失手买赝品”，他只回一句：“假作真时真亦假？”言罢拂袖。十几年后，香港银行改版纸币，通货膨胀，1000港元买半套西装都费劲，那对杯子却被他一直锁在保险箱里，随迁瑞士，随迁伦敦。有人开价十万，他不松口；有人愿出一栋花园洋房，他仍摇头。

时间指向1980年4月。香港富丽华酒店，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人声鼎沸。仇焱之的代理人递交委托，两只鸡缸杯分两号上拍。第一号落槌418万港元，第二号迅速飙升至528万港元，全场轰动。媒体标题写道：“小盏大价”。港英当局甚至临时调高奢侈品关税，以免资金过快外流。直到此刻，曾经的冷嘲热讽才戛然而止，“仇先生眼毒”成了行里共识。

岁月流逝，新买家辗转易手。2014年4月8日，苏富比再度举槌，上海资本玩家刘益谦亲赴现场。竞价号牌此起彼伏，短短八分钟，成交价飙到2.8亿港元。刘益谦侧身对助手说了一句：“不加了，够了。”拍卖槌定音，全场先是一静，随后爆发掌声。就这样，一件六厘米高、六十克重的小小饮酒杯，身价抵得过整条维多利亚港的沿岸地皮。

有意思的是，这对杯子当年只花1000港元。换算当时白银行情，不外一二十根银条。六十余年间，价格翻了二十八万倍。有人统计过，如果把鸡缸杯的升值幅度与1960年至今的世界主要股指对比，它完胜道琼斯，也甩开恒生指数几条街。

市场现象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知识门槛。鸡缸杯能在1950年代的街头被忽视，核心原因在于鉴识体系尚未普及。胎釉鉴定、釉上五彩的晕散规律、成化时期青花料中的锰含量测试，这些都得后来科学手段介入才被量化。换句话说，仇焱之的“火眼金睛”不是神话，而是多年摔打积累的直觉经验。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对明宣德、永乐青花的系统研究，他也不会在几十秒内判断出绝版器形。

同样值得玩味的是所有权流转。1980年代，香港还是全球华人艺术品交易中转站；1990年代，日本资金曾掀起一轮高价抢购；21世纪初，中国大陆资本全面入场，天价纪录被不断刷新。鸡缸杯从“没人识货”到“亿级标的”，折射的正是财富中心东移的轨迹。

一段简短插曲可以说明仇焱之的性格。1962年，他向朋友张大千展示杯子。张大千摸着釉面，笑问：“老仇，出一口价？”仇淡淡回道：“无价。”对话不到两行，却逼得大千先生只好作罢。由此可见，仇焱之并非简单逐利者。相反，他多次把顶级官窑捐给博物馆——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都有他留下的标签。

遗憾的是，1980年秋天，仇焱之在瑞士逝世。身后事交由家人处理，瓷器大批进入拍卖场，也有部分直接捐赠。如今圈内人提起他，总要感慨一句：“靠一本谱子和一双眼，撑起半壁官窑江山。”话虽夸张，却道出了实情。

对于普通藏家，鸡缸杯无疑是遥不可及的神话，但它至少提醒业界两个教训：第一，市场永远奖励真正的专业；第二，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在长周期里往往同向。至于下一个从几百元涨到数亿元的传奇，会落在哪种器物身上？没人敢断言，但可以肯定，懂行的人已经在偏僻角落里悄悄寻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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