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毛主席相交50年，病逝前叮嘱子女：要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

1978年6月12日清晨，北京医院的病房里传出微弱的沙哑声。“别忘了主席的教诲。”话音刚落，郭沫若合上了眼睛。这位一生挥洒诗情与豪情的大师，在临终前仍念叨着毛泽东。短短一句嘱托，不是客套，而是半个世纪相知相交的凝结。

如此深厚的情感，要追溯到1926年春天的广州。彼时广东大学的书房里，一位身着长衫的青年诗人推门而入，看见了一位个头高挑、目光锐利的客人。两人相视而笑，谁也没想到这一笑会延续五十年。那天晚上，他们聊中国的未来，聊到深夜油灯将灭。郭沫若轻声感叹：“好一个敢想敢干的人。”毛泽东回以一句，“文化与革命不可分家。”短短一句对答，日后屡被他们提起。

两人的经历大相径庭，却同样带着叛逆因子。湖南农家子弟毛泽东少年时就爱“顶牛”校规，带头驱逐校长；四川乐山富裕人家的少爷郭沫若，在小学发动罢课为周末争半天自由。时代逼迫青年思考，政治吸引了毛泽东，文学诱惑了郭沫若，方向虽异，火焰一样炽烈。

1927年武昌分别后，风云骤变。毛泽东转向湘赣边界，举起秋收起义的枪杆；郭沫若则化装前往上海，又辗转日本避难。海峡相隔，电讯阻断，郭沫若常托人打听“毛润之是否平安”。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翻读《女神》，对身边人说：“郭沫若的笔，也是一杆枪。”

抗日烽火中，郭沫若奉命留在国统区主持第三厅，以文化为刃，配合正面与敌后战场。延安方面给他的定位是“党的喇叭”，足见信任。毛泽东在陕北每收到他的文章，总会批上一句：很好，再多写些。

1945年8月，重庆骄阳似火。毛泽东一下飞机，郭沫若第一个伸手相迎。临别前，郭沫若将瑞士表摘下递过去，那只手表后来陪伴毛泽东十多年。工作人员曾劝主席换块新的，他摆摆手，“朋友心意，比表值钱。”

北平和平解放后，两人又在西苑机场握手。毛泽东打量郭沫若：“瘦了，精神却更旺。”这话并非恭维。建国初期，郭沫若担任政务院副总理，还要主持科学院、文化部等繁杂事务，夜深人静仍在灯下改诗。

1959年庐山会议间隙，毛泽东写下《七律·登庐山》，特意让胡乔木“送沫若一阅”。郭沫若提笔改了几个字，又怕冒犯，信末加一句：“供参考，如觉不妥，悉听尊裁。”毛泽东回信说：“改得好，诗和人一样，需要打磨。”这一来一往，既是文友过招，也是彼此托付。

进入60年代，国内局势多变，但两人仍以诗词互通消息。毛泽东写《念奴娇·鸟儿问答》，郭沫若回应《咏雁》，几经唱和，后人光看诗句，很难想象其背后是国家命运的激荡与决策者的心绪。

1976年9月9日凌晨，噩耗传来。病中的郭沫若拄着拐杖来到人民大会堂灵堂，他扶棺默立，泪水止不住地流。同年9月18日，他坚持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追悼会。医生担心他昏厥，他摆手示意无需搀扶，“我不能倒在这里。”

主席离去两年后，郭沫若也到了生命尽头。弥留之际，他嘱托子女三件事：一是学习毛主席思想；二是骨灰撒向土壤；三是勿设灵堂。他说，诗人终归要回到泥土。子女照办，将骨灰撒在大寨田垄。山风吹过，灰屑与泥土混在一起，仿佛又听见当年的吟诵声。

半个世纪的交往，没有山盟海誓，只有并肩的奋斗、真诚的批评与心照不宣的支持。政治家需要文化的光，诗人也要革命的火。郭沫若的临终叮嘱，看似简单，其实透露出一个信念——信得过的人，值得用一生去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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