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项与年罹患脑梗，毛主席听闻消息后特批：可以接来北京治疗

病榻旁的主治医师回忆，当晚十一点，南苑机场灯火通明，军机一架接一架地试车。项与年的担架抬上舱门前，他含糊地问一句：“中央真肯为我破例？”随行干部压低声音：“首长指示，只要你愿意，就立即出发。”简单对话不到十秒，却足以看出这位老红军对组织纪律的那份执拗。

飞机落地二○一医院后，主管大夫在病例首页写下“国宝级机密情报老战士”八个字，随后贴上红条封口。年轻医生不解，老护理员却说：“二十年前，毛主席在茶话会都念叨过他。”一句提醒，像拨开迷雾的指针，把记忆推回到一九五六年的中南海礼堂。

那年十月，长征胜利二十周年庆祝茶话会气氛热烈。毛主席边喝茶边四处张望，忽然拍着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肩膀：“破译密码、送字典的那个同志在哪？他救了咱们啊。”曾希圣立刻答：“项与年，现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一句介绍，让东北省委书记黄欧东记下了关注名单，随后项与年的生活标准被提高到“省委委员第一档”。然而，他每月把工资大半缴作党费，身边人说不清这算不算“傻”。

追溯往事，得从一九三四年庐山说起。蒋介石密谋“铁桶计划”，誓要半年内捣碎中央苏区。会议机密到连随从都被隔离，可局外人偏偏看透门道。德安保安司令莫雄列席后心急如焚，决定冒死把情报送出。能挑这副担子的，只有用假名潜伏国民党第四保安司令部的项与年。

为了把厚厚一叠军事方案藏进字典缝隙，项与年找来四本《康熙字典》，先用细墨写在隐蔽空隙，再平口熨烫。行前，他把前排四颗门牙敲掉，换上乞丐装，一句“要饭的哪来字典”混过无数关卡。抵瑞金那夜，他鞋底已磨得透光却不敢停步，终于把情报递到中革军委。毛主席事后点评：“情报战没他，长征就不一定走得出去。”

此后十几年，他在香港、上海、皖北辗转，从代号“梁明德”再变成“老梁”，直至一九四九年，才以真名出现在沈阳。组织考虑其功劳，安排副厅长职务加特供粮油，他仍然每月坐电车上下班，自带干粮，差旅费自己掏，被同事戏称“省里最抠副厅长”。

有意思的是，这位看似清贫的老同志，却有位同样“神秘”的儿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儿子项德崇被托付给上海朋友张雪澄，随后失联。建国后，项与年多方打听，始终无果。直到一九五三年团代会，安徽团省委书记项南在北京与曾希圣交流时，顺口提起童年记忆：“我小时候有个‘胡子叔叔’常带我去大世界。”曾希圣惊愕，细看面容，越看越像老友幼子。当晚他递上联络电报，两天后父子在北戴河小院重逢——分离二十余年，不期而合。

山雨欲来之际，项与年未能幸免。特殊年代，他被下放抚顺矿务局，一度住进工棚。毛主席接到简报，只批“待遇不动，回乡静养”八个字。多年后，辽宁地方志记载，那是省里对离休干部待遇“最早一次特批”。

时间回到北京阜外医院。经过三个月综合治疗，项与年病势稍稳，执意返乡。临别，他向医护交回一张空白报销单：“公家花在我身上的已够多，回去还能自己种菜。”虽是口头一句，却让值班护士红了眼。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日，项与年因心衰离世，安葬沈阳。追悼会上，项南低声对任仲夷解释来历，省委书记愣了片刻，只说一句：“父子两代人用两套名字为党打江山，世间少见。”

毛主席当年那份“可以接来北京治疗”的批示，除了挽救一名老战士，更是一种对隐蔽战线无声的肯定。项与年生前反复叮嘱：“功劳归组织，荣誉给后来人。”资料保存在辽宁档案馆，文件封口尚未解禁，但他的名字，早已写进共和国的暗线与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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