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过去了，再来看戊戌变法的内容，才知为什么无法取得成功？

一百多年过去了，现在再来看戊戌变法的内容，不由得一声叹息。

任何时代都不缺乏睁眼看世界的人，也正是这些如同星星之火的先贤在前路指引，才有了今天的新中国，才有了今天的幸福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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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百日的戊戌变法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彻底撕下了大清帝国的遮羞布，清朝也自此走向了灭亡的加速通道，在李鸿章的带头下，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不仅在国际上引起了大轰动，在国内同样震惊全国。

《马关条约》仅仅赔款就高达2亿两白银，还有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等大量土地，也正是这笔丰厚的赔款，让苟延残喘的日本得到了喘息，更是让西方列强看清了清朝的软弱无能，自此全世界开始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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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关条约》签订时，乙未科进士正是在北京等待发榜，听到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以康有为等人为首的爱国读书人痛心疾首，更有台湾举人为此当街痛哭。

4月22日，在康有为的号召下，十八省的举人共计1200余人联名签署了“上令上皇帝书”，表示对该条约的反对，更是在5月2日，连同愤慨的百姓数千人集聚在都察院门前，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

虽然这次活动并没有被清政府采纳，却是给当时的人们和光绪皇帝带来了极大的思想震动，也推动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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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也同时开始了深入的思考，要延续清朝的统治唯有变法一途，现有的清朝制度已经无法再支撑清朝这座破旧的老房子。

光绪皇帝在取得了慈禧太后的首肯下，开始实行变法，戊戌变法就是开始。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了清朝的维新改革。

改革触及的都是既得利益者的权益，而清朝既得利益者的代表就是慈禧太后，作为守旧派的领头人，也深刻感受到改革给她带来的变化，最直接的就是光绪皇帝不再听话了，以前还是事事请示，随着改革开始，光绪皇帝开始打压守旧派，更换主张改革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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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权力欲望极强的女人怎么能够忍受得了，于是在她的主张下，被万民唾骂的李鸿章让位出来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职位由荣禄接任，随着守旧派荣禄的接任，改革派和守旧派的矛盾开始激化。

但是长期处于政治旋涡中的慈禧，对付起光绪皇帝那是游刃有余，很快慈禧重新掌握了人事任命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而光绪皇帝也加快了他的改革步伐，在1898年6月就接连颁布了近百道改革诏令，积极推进教育改革，创办了京师大学堂。

随着各项改革的推进，守旧派开始忍不住行动起来，甚至有人直接向慈禧建议杀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激进的已经开始在撺掇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甚至合谋废掉光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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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底，光绪皇帝也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更加艰难，甚至发出密诏，希望维新派想办法救他，在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但是刚刚兴起的维新派也是无能为力，康有为等人也是束手无策。

在9月份，时任直隶按察使的袁世凯赴京，光绪皇帝又看到了一丝机会，毕竟袁世凯是一个编练新军起家，光绪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希望通过他获得军权。

从袁世凯返京后，五天时间，光绪就召见袁世凯三次，同时安排谭嗣同等人游说袁世凯，但是他轻视了袁世凯的野心，以及他的政治投机行为，在9月20日，袁世凯迅速离开北京返回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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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慈禧太后就从颐和园返回故宫，自此光绪便被囚禁于中南海瀛台之内，再次开始了她的又一次临朝训政，同时也意味着仅仅持续了百余天的戊戌变法也自此结束。

袁世凯也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清末政治中心人物，在光绪和慈禧的最后政治斗争中，袁世凯留下了浓浓的一笔，他在离开北京时，将谭嗣同游说他，绞杀荣禄和慈禧的计划偷偷泄露给了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直接引发了光绪和慈禧的最终冲突。

戊戌变法失败后，改革派的主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被慈禧通缉，除了康有为、梁启超外逃，其他人全部被抓，历史中记载的戊戌六公子于1898年9月28日被斩杀于北京菜市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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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所有成果全被慈禧抹杀废纸，留下的仅有刚刚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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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的中华民族

再顽固的守旧派也抵挡不住历史的车轮，清朝皇权被滚滚历史浪潮击碎，那些抱残守缺不肯顺应历史潮流的人们都消失无踪，那些认为自己大权在握的高官军阀们也都寂灭无声。

如今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再来回看那些引领时代先驱们的建议，是如此令人唏嘘，同样也让人如此惋惜。

戊戌变法的内容主要涉及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兵等内容，这些事情也折射着康有为等人的理想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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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要想富强，社会实现变革，就必须从人民思想上进行改变，于是康有为等人力主的第一项改革便是中西兼学，实现教育体系改革。

教育改革的主要方面有开办京师大学堂，改变书院只学诗文的局面，增学西方学科；在各省推进中小学教育，建立省立大学；积极推进翻译、工农商医等学科的专业技术学堂；派遣皇室成员出国游学。

百年前的康有为等人就发现，兴华教育，开启民智，普及识字率的关键，但是清政府顽固派的愚民思想根深蒂固，认为百姓有了思想就难以管理，会动摇他们的统治根本，同时他们更有种读书人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认为老百姓没有资格成为能读书识字的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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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诏令发出后，各地响应的极少，只有湖南地区成立了不少小学，而大学也仅有京师大学堂建成，废除八股文，学贯中西这种从根本上改变教育体系的变法，更是得不到各级政府的支持。

第二项就是大力发展工农，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制度，设置铁路矿物总局、农工商总局引导全国工农商各业发展；广泛开设农会、商会等机构，翻译外国先进工农书籍，设立奖励学艺、农业等程序。

同时，放开八旗子弟不能经商的禁令，不再有朝廷供养，各自谋生路，而这也成了顽固派打压维新改革派的重要依据，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的皇室成员，更是其中的反对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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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如今的眼光看，这些内容也是如此的适用，这也是对第一项思想改革的深入，可谓是学以致用，将学识转化为生产的重要过程，这一变革也将为清政府解除大量负担的同时，促进全国工农商各业的蓬勃发展。

第三项就是革除冗官痹症，开放言路。每个朝代发展到一定时刻就会出现冗官冗员的现象，这为政府带来了极大的财政负担，只有精兵简政才能扭转颓势。

当时的清政府官僚队伍的庞大，基层官员之多，在历史中可以位列榜首，在光绪年间，全国共有24个省，1358个县，设立直隶州的76个，而知县一级的人数就多达42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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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财政崩坏，为了搜刮钱财，公然卖官鬻爵，从康熙年间捐报知县的就已有500余人，到了乾隆年间，收捐监生已经多达27万人，自此清朝就到了买捐就能当官的地步，可以预见当时官场风气是如何的乌烟瘴气。

清朝不仅官员多，胥役更多，曾有记载，一名知县下乡验尸，仵作、刑书、门印等随从人员竟然多达百余名，这些胥役更是狐假虎威，都是盘剥百姓的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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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职冗杂已经成为清朝末年最大的毒瘤，除了正官之外还有大量的候补官缺，为了保住官位，没有人不再苦心钻营，没人有心思放在政务处理上，怕出错各个部门更是相互推诿扯皮。

但是如此庞大的官员体系，改革的阻力可想而知，随着光绪帝一道道诏令而来，与稳坐钓鱼台的慈禧太后，各地官员也都在观望等待，改革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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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项就是改革军制，强化军备。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暴露了清政府的软弱和军事体系的混乱，虽然新军改练早已推行，但是根子依然腐败的清军，没有形成战斗力，只有通过改革，建立军校，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才能让清军扭转软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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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推行维新。6月16日，康有为首次获得了光绪的召见。

在这次长达数小时的会谈中，他发出了“若果断变法，三年可谋自立；此后国力必将蒸蒸日上，富强之势甚至可超越万国”的庄重承诺

觐见结束后，光绪特授康有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一职，赋予其专折直奏之权，允许他越过常规程序直接向皇帝上奏。

至此，变法运动正式进入了被称为“百日维新”的密集改革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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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和》中的光绪

在6月11日至9月21日的百余天内，光绪连续颁布了上百道改革诏令，推行力度空前。截至8月底，改革主要集中于经济、军事和文教领域。

经济改革着重体现了对洋务自强运动的深化与扩展，其中：

设立中央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建立分局；在中央政府增设矿务铁路总局；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以鼓励发明创造；于北京及其他商业中心创设邮政局；推行预算按月奏报制度，推动财政管理规范化。

军事改革聚焦于陆军现代化训练、海军强化以及地方保甲与团练的组织，具体措施均由各省督抚负责落实。在延续了同治中兴以来的洋务自强运动的基础上，在制度层面也展现出突破性姿态。

文化教育领域的改革举措，已经超越了洋务自强运动的范畴，其中两项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是对科举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以关注时务政策与实用学问的策论取士，取代以往偏重书法技巧与八股格式的陈旧标准。

二是建立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包括在京师创办京师大学堂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在各省普遍设立高等、初级学堂，并辅以专门军事学堂和工艺技术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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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月下旬开始，光绪显著加快了改革步伐，开始对政府体展开了大刀阔斧的结构性调整。

其中，中央层面裁撤了多个冗余衙门，同时精简了若干地方督抚辖下的行政机构；各部院均接到诏令，要求清理陈旧规章并制定新式条例；为了强化决策机制，朝廷还设立了新型顾问团队。

当然，光绪并未全盘采纳康有为的所有主张。

在军事和文化教育领域，康有为的建议几乎被完全接受并推行；在经济领域，除了废除漕运和厘金制度等少数内容未被采纳外，多数改革建议也得到诏书体现。

但在政治体制层面，康有为所倡导的颁布宪法、设立国会、实行君民合治等根本性变革，并未出现在官方诏令中。

可即便如此，光绪还是在9月13日宣布“开懋勤殿以议制度”，计划组建特别议政机构统筹制度设计，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康有为的激进政治改革设想，依然存在着被接纳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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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和》中的光绪与杨锐

随着夏季将尽，不仅光绪推行的改革日趋激进，一些维新人士提出的观点也变得愈发极端和荒诞。

比如谭嗣同以“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处毫无利于中国”为由，建议将之卖掉，“以供变法之用”；杨深秀等人不仅提议让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主持变法，甚至还提出了“中美英日合邦”等令人头皮发麻的“疯狂构想”。

以上种种，不仅与主流的保守理念相悖，也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更直接触动了整个官僚体系的根本利益，在众多领域引发了强烈反弹：

1、科举制度的革新，动摇了传统文人的晋升途径，使无数苦读多年的士人面临前途未卜的困境；

2、裁撤冗余衙门与修订管理规章的措施，则直接威胁到大批官员的既得利益；

3、军事改革涉及现有军队的大规模精简整编，触动了军界的传统格局。

除此之外，光绪大肆破格提拔年轻维新派人士进入军机处、总理衙门等核心部门担任要职，允许知识分子以及中低级官员直接向皇帝上书等新规，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高级官员的实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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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和》中的光绪与伊藤博文

更令朝中大员们感到惶恐不安的是，变法似乎直接漠视了慈禧的权威，甚至危及到了她宠信的宦官集团。

越来越多的官员们一致认为，维新派意图似乎要全盘否定并打破现有的国家秩序。至此，清廷彻底分裂成了两大对立阵营：一方是以光绪以及维新派人士领导的激进改革派，另一方是以慈禧为核心的传统官僚集团。

尾声：无疾而终的改革

6月15日，即《明定国是诏》颁布的第四天，一直协助光绪起草变法诏书的翁同龢被罢黜。与此同时，荣禄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全面掌管了京津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除此之外，慈禧还特别颁布懿旨，要求所有接受新任命的高级官员们，“必须亲身觐见皇太后，以表示谢恩和保证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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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和》中的慈禧

在后面的两个月间，权力斗争持续升级。9月初，光绪以"阻挠上书"为由，不仅一次性罢免了礼部的两名尚书与四名侍郎，同时破格提拔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决策，时称“军机四卿”。

就在光绪醉心于变法之际，庆亲王奕劻、载漪以及李莲英等人，多次跪请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兵部掌印给事中高燮与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等人，更是纷纷上书弹劾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忍无可忍的慈禧决定终止这场“荒腔走板的闹剧”。

9月21日，慈禧于颐和园还宫，同时令人将光绪皇帝送往瀛台。两天后，她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宣布自己“再行训政”，开始了长达近十年的第三次垂帘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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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和》中的康有为与谭嗣同

政变结束后，清廷对维新派展开全面清算，多名参与变法的官员遭到革职或逮捕。谭嗣同、康广仁等六位维新志士被处死，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在英国驻华使馆人员的暗中协助下逃至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军舰的掩护下东渡日本避难。

9月26日，慈禧下令废除了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绝大多数改革条例，仅保留了京师大学堂等少数新政。

这就意味着，这场充满了雄心壮志但“双脚离地”的激进改革，彻底宣告失败了。

如今反过来认真查看当时的变法政策，这些政策如果能真正实行，光绪也将是清朝的中兴之主，但是历史没有如果，戊戌变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不可能成功，历史具有偶然性，但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