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聊一个扎心的话题。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国在接受日本人的降书时,为何腰弯的比日本人还低?
当时接受降书的人是何应钦,是我国受降主官,我国陆军总S令。
提交降书的是日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按理说应该是日军的最高指挥冈村宁次,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了,也是耐人寻味的。
国民政府公布的受降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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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角度的照片,何应钦前倾的有30度,小林浅三郎弯腰最多15度,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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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台湾语言大师李敖先生曾骂这一行为是最大的败笔之一。
并撰文写道:
“大家请开始注意这张照片,这个投降者的腰板比较直,这个受降者,所谓胜利者的腰,反倒弯了有三十度。
大家再看一遍,这两个人弯腰的程度不一样,怎么你打赢了战的人的腰弯得比这个打败了的还多呢?”
当时在场美军军官事后回忆说:“那一刻,我们以为日本人在接受中国的投降。”
但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开心的,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得意地写道:“何将军的姿态让我们感受到尊重。”
那一“尊重”,恰恰成为国人眼中的屈辱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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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苏联接受德国投降时的表现:
1945 年 5 月,德国在柏林签署降书。
凯特尔元帅举杖行礼,朱可夫元帅端坐不动,并喝令:“到我的面前签字!”——没有握手、没有寒暄,更无起身。
同样,同年美国在接受日本人的降书时,表现是这样的:
麦克阿瑟接受日本外相重光葵投降,五支钢笔签字、背对日方的姿态,刻意强化“战败者与胜利者”的等级差。
但正是这种鲜明的、反差的对比,更使得我们难以接受。
于是便有了“当代用硅胶人像复原的南京受降仪式”的场景及照片,图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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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影视剧中的场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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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当年何应钦为何要将腰弯成30度?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原因呢?究其根本,大致有三方面的因素:
1、传统礼仪的惯性影响
我国一直以来都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自周朝开始就形成了“礼乐文明”。
其中“宾主之礼”就强调了主方需以谦和姿态示人。
即便在受降这样的重大场合,那种文化基因仍在发挥作用。何应钦作为受降主官,其前倾姿势正是传统“主贤让能”理念的延续。
只是在那样的场合,实在令人难以接受,由此后来事件被放大,甚至被批评为“胜而不武”。
不过,在冈村宁次的回忆里中,何应钦的弯腰表态并不是每次都是,而是唯一一次。
其在回忆录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