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做14台手术，55岁科主任被指“太拼了”

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9点多，连做14台手术后，航空总医院神经外二科主任王林的社交媒体火了。

有人称赞他医者仁心，也有人批评他“霸占”了手术台。事实究竟如何？“医学界”与他聊了聊。

撰文 | 燕小六

一天连做14台手术后，55岁科主任却被网友“批评”了。

55岁的王林是航空总医院神经外科分院副院长、神经外二科主任。一个多月前，他从早上八点半开始工作，14台功能神经外科手术连轴转，一直干到晚上九点多。

“摘下口罩，后背的汗水浸透了手术衣，扶着墙壁缓了缓，僵硬的腰传来阵阵酸痛。”王林说。

在他将这份忙碌的工作日常写成短文，发布在个人公众号上后，文章迅速传播，吸引超4万人阅读。有人点赞，也有同行感同身受，称加班做手术是外科医师常态。

但也有很多网友不太认同王林的做法：“别太垄断，给年轻人点活路”“这些手术只有你能做吗？还是不让其他医生做？”“多放手给年轻人做，主任在边上看看就行了。”……

实际上，这些手术均由王林和团队医生共同完成。对于褒贬不一的评价，王林虚心接受，他告诉“医学界”，这正是自己写文章的意图，“呈现一名神经外科医生的工作常态，希望大家相互理解、支持、配合。”

航空总医院神经外科分院副院长、神经外二科主任王林（左二） 和患者、团队/图源：受访者

“手术肯定是一个团队的成果”

神经外科是航空总医院的重点学科。2023年初，该院成立神经外科分院，下设10个亚专业组，床位共332张、年手术量超5000台。

王林领衔的神经外二科（功能神经外科亚专业）现有十余名大夫，工作强度大是常态。团队曾一天完成24台手术，从早8点做到晚上11点多。高峰期的单月手术量在150—160台，是许多同类科室的2到3倍。

针对网友讨论较多的“手术放权”“给年轻人机会”等，王林告诉“医学界”：“肯定不是靠我一个人完成的。”

他和科室同仁分成3个治疗组，能同时开展3—4台手术。早晨7点30分，患者被送到手术室。随即，第一批手术医生到达，做术前准备并配合麻醉医生插管。科室负责电生理监测的医生同期快速布置监测电极等。

“我们只需1名医生、1名护士联手，花3—5分钟，就能摆好手术体位。”王林说。他看过一些手术演示，一个翻身、摆体位要30多分钟。在他的团队里，完成全部术前准备仅需二三十分钟。

“早晨8点半，必须刀碰皮、开始手术，这是铁律。”王林说。此时各治疗组的其他医生完成晨交班、查房，也来参与手术。

功能神经外科手术覆盖多个病种，如微血管减压术治疗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舌咽神经痛等，面瘫的面神经减压、梳理及矫形手术，脑深部电刺激术治疗帕金森病、Meige综合征，脊髓电刺激术治疗多种难治性疼痛及偏瘫等。

多数情况下，一台手术约需1.5—2小时。完成后，患者会被迅速送往麻醉恢复室、等待苏醒。下一台手术患者很可能已在外候场半小时，术前准备基本完成。

高效源自精密的组织管理、流程优化和严格培训。王林告诉“医学界”，一天要完成十数台手术，是多部门协作的成果，取决于手术室护士、麻醉医生、手术医生等多部门的默契配合、顺畅衔接，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分工。

科室针对手术流程有明文规定，精确计算每个环节。比如，要求20分钟完成进颅，开关颅尽量不超过1小时，以减少并发症风险，保证手术质量和安全。

图源：受访者

做好“兜底的存在”

在多数手术中，作为科主任的王林，主要扮演“定海神针”的角色，是“兜底的存在”。

神经外科手术常被称为“外科的金字塔尖”，涉及人体最复杂、最精细的部位——大脑、神经、脊髓等。手术成败往往就是毫厘之差。

每个月，王林都能接诊到三五名在外院手术无效或复发的患者，有些人做过3次手术。他认为，这和手术医生的理念、经验、技巧，以及设备、影像学支持等，都有关系。

举例来说，在微血管减压术中，神经外科医生会使用垫棉垫开责任血管，将所有的责任血管从神经根部推开，从而控制、消除症状。手术是否成功，有时就取决于垫棉的放置位置和大小。

“功能神经外科的手术，向来以‘精’为要。”王林说，在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的手术中，医生需在显微镜下，精准找到压迫面神经、三叉神经的责任血管，用生物垫片轻柔推开，垫棉放置的位置、多少需要丰富的经验，对手术精度的要求近乎苛刻。

“我们见到过将许多生物垫片被塞进血管和神经中间，手术一段时间后，垫棉会变硬，导致神经再度被压迫，可能手术就无效了，或者好了很短一段时间就会复发。”王林说，探查不充分、造成血管遗漏，垫棉放置位置不正确或者垫棉移位，解剖不熟练、没有找到责任血管或责任血管遗漏，也在临床多见，导致手术无效或复发。

近年来，功能神经外科治疗理念从神经毁损转向神经调控，对临床医生提出更高要求，也对手术过程及结果产生多维度影响。

最明显的变化之一，是设备仪器不断进步，临床治疗的疾病谱扩大。30多年前，王林刚从事神经外科时，显微镜非常少，手术较粗糙。“现在基本都是显微镜下操作，还会用到立体定向仪、导航、机器人、神经电生理监测、术中核磁或CT等。医生不单要学习手术技巧，还得会操作新设备、懂影像、懂电生理等。”

王林感慨，北京三甲医院林立，平台更高、竞争激烈。医生需要快速掌握复杂的新技术，增强竞争力，应对高难度病例。同时，要发论文、申请科研基金，临床和科研并重。不论年资如何，大家的工作时长、压力、任务都不轻。

在高强度的工作模式下，如何帮助年轻医生学习、成长，是王林必须思考的问题。

他和科室同仁商议出“分层培养”计划。针对青年医师，格外注重“基本理论+显微手术技巧”双技能培训，通过“主刀医生带教+模拟手术训练”提升临床能力。

“年轻医生要从实验室的显微训练开始。为了练手，他们买了很多小动物、猪肉、鸡翅等。后者的血管、肌肉相对粗大，有利于年轻人学习解剖、分离。”王林笑道，基础打好了，会慢慢过渡到手术台实践。

升到住院医、主治医后，王林会基于显微操作的熟练程度，把临床手术中的开关颅、缝合硬膜交给年轻人，再慢慢放权，让他们参与更多精细操作。此时，王林等高年资医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好关”“兜好底”。

手术日当天，王林会穿梭于几个手术室间，待3个治疗组的手术全部完成，患者基本情况确认稳定，才会离开。

“如果不是我的患者，其他治疗组能把手术做下来，我就是站在旁边看一看。遇到一些复杂、困难的操作，或其他人拿不准、呼叫我了，就去接手。”王林告诉“医学界”，这是作为科主任必须担起的责任。

中途感觉累了，王林会找个地儿坐会儿、眯一下。他感叹，如今上了年纪、不服老不行。连着跟十几台手术后，得扶着墙壁缓缓，僵硬的腰酸痛阵阵。

图源：受访者

32岁成为科主任

针对网友们留言所述“把工作分配给年轻人”“医学需要传承和培养”“要让技术成为科室常规”，王林深感认同，并称“就是该这么做”。

“那天手术安排多，5台面肌痉挛、2台三叉神经痛、2台面瘫、5台带状疱疹后神经痛，团队成员都上台了，需要把关的疑难手术也多。”王林告诉“医学界”。

他坦言，自己的性格底色就是能吃苦、受挫能力强、追求完美。这体现在工作中，容易被他人误读成过于谨慎、大包大揽。

这种性格或源于王林的出生环境，以及颇具戏剧性的学医路。不同于很多出生医学世家、继承父辈衣钵的人，王林生长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小时候从没想过学医。

高考填志愿时，身为高中生物老师的叔叔做主，给他填报了煤矿地质农业等专业，以及华东煤炭医专（现安徽理工大学医学院）。叔叔认为，这些是技术活儿，越老越吃香。

1993年，王林从医专毕业后进入皖北煤电集团的一个矿区二级医院，但是医院外科分得不细，主要做普外科，日常处理外伤、骨折、阑尾炎、胆囊炎、疝气等。2001年，医院买了一台CT、准备开展神经外科手术，计划选派业务能力强的人外出进修学习，时任院长把机会给了王林。

“最初我对神外不是特别感兴趣，觉得这个学科太复杂、风险高。进修以后，看到人家医院的技术、开展疾病、设备条件，有些眼馋，也很受启发。”王林回忆，进修结束后，他回到医院、创办独立的神经外科。

当年，32岁的王林也是全院最年轻的科主任，独当一面。此后，他历经3次考研，成为安徽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开展立体定向微创手术、脑起搏器手术等。

研究生毕业后，时任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的左焕琮教授，希望开展功能神经外科和立体定向技术，王林被引进至北京。‍‍2014年，他和团队调动，参与筹建航空总医院神经外科中心。

很长一段时间内，王林家住西五环，航空总医院则在北五环，他每天6点左右起床，需要赶在6点半前上五环，再晚几分钟可能就堵车、会迟到。

到医院后，他8点半前要完成查房、准备手术，在手术室一待就是一整天，每周至少两个半天门诊。王林戏称自己“不见太阳只见月亮”。

如今，十多年过去，除了把家搬到航空总医院附近，王林的工作时长、节奏、强度几乎没有变化，“是真累。但好像已经习惯这样了，因为看到治疗过的患者恢复健康，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封面图、首图与本文无关，图源锐景）

来源：医学界

校对：蔡 菜

运营：王奥雅

责编：汪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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