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2003年5月17日，张高平和侄子张辉刚在安徽卸完货，正准备返回上海。那辆崭新的解放牌大货车，是张家，甚至可以说是周边几个村子里最值钱的家伙什儿，刚买没多久，锃亮的车头在夕阳下反着光，张高平看着就心里踏实。
张辉坐在副驾，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他刚定了亲，姑娘是邻村的，模样周正，性子也温婉，他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叔，这趟回去，结算了运费，我想给燕子买条金项链，定亲的时候总得有点像样的东西。”
张高平笑着点点头，心里盘算着这趟活的收入，妻子怀着身孕，已经四个月了，他得给她和未来的孩子多攒点钱。就在这时，同村一个相熟的朋友急匆匆找来，身后还跟着一个怯生生的小姑娘。
“高平，帮个忙。”朋友拍着车门:“这姑娘叫王芬，咱老乡，想去杭州找她姐姐。一个小姑娘家，独自出远门不安全，你们不是去上海吗？顺路捎她一段到杭州就行，到了地儿她姐会来接。”
张高平看了看那姑娘，年纪不大，脸上还带着点学生气，背着个简单的行李包，眼神里有些许不安和期待。他犹豫了一下，跑长途规矩多，一般不轻易带陌生人，但看着老乡的面子，又想着一个小姑娘确实不容易，心一软就答应了。反正驾驶室空间够，空着也是空着。
“上来吧，路上挤挤。”张高平招呼道。
王芬连声道谢，爬上了车，拘谨地坐在张高平和张辉中间的后排位置上。车子重新发动，驶上了前往杭州的公路。
一路上，为了缓解尴尬，张辉偶尔会和王芬聊几句，知道她姐姐在杭州打工，她这次是去找工作投奔姐姐的。
张高平和张辉则更多是聊着路上的见闻和回去的打算。夜色渐深，车厢里除了发动机的轰鸣，渐渐安静下来。张高平偶尔从后视镜里瞥一眼后座蜷缩着打盹的女孩，心里只盼着路上顺利，早点到家。
谁又能想到，这看似寻常的一次善意搭载，竟会将他们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5月18日凌晨，天还没亮透，他们的车到了杭州的艮秋立交桥附近。按照事先说好的，这里已经不再顺路去上海，王芬需要自己打车去三桥找她姐姐。
张高平把车停在路边，看着窗外尚未完全苏醒的城市。王芬再次道谢，拎着行李下了车。张辉还探头嘱咐了一句：“妹子，自己小心点，找正规出租车啊！”
王芬在路边站定，冲他们挥挥手。张高平和张辉看着她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向远处可能更容易打车的地方。
当时张高平心里掠过一丝模糊的念头，这么早，一个年轻姑娘独自在陌生的城市边缘……但转念一想，她姐姐就在杭州，上了出租车就安全了，他们还得赶路去上海交货，也就没再多事。
“走吧，叔。”张辉打了个哈欠。
张高平挂上档，解放货车缓缓驶离了艮秋立交桥，将那个独自站在清晨薄雾中的女孩身影，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王芬。
接下来的几天，一切如常。叔侄俩到了上海，交了货，虽然价钱谈得不太理想，但总算是完成了这趟活计。张高平惦记着家里的孕妇，他们没多停留，简单休整了一下就往回赶。
大概是在5月23日，他们刚回到安徽没多久，正准备联系下一趟活，警察就出现了。没有任何预兆，没有询问，直接亮出了冰冷的手铐。
“张高平？张辉？跟我们走一趟！”为首警察脸色严峻。
张高平懵了，下意识地辩解：“警察同志，怎么回事？我们没犯法啊！”
“没犯法？”警察冷笑一声：“你们是不是带过一个叫王芬的姑娘，她死了！”
王芬？死了？张高平的脑子“嗡”的一声，瞬间想到了那个搭车的姑娘。张辉也愣住了，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不是……我们就是顺路捎了她一段，到杭州她就下车了！她的死跟我们没关系啊！”张高平急得声音都变了调。
但没人听他们解释。铁手铐“咔嚓”一声锁住了手腕，那冰冷的触感，让张高平从头到脚都凉透了。他们被粗暴地推上警车，邻居们惊诧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他们背上。张高平回头看了一眼他那辆崭新的货车，它孤零零地停在院子里，仿佛也预感到主人的厄运。
叔侄俩被带到了杭州，关进了不同的审讯室。张高平的那间屋子很小，没有窗户，只有一盏惨白的灯24小时亮着，分不清白天黑夜。空气里弥漫着烟味、汗味和一种难以言喻的压抑感。
一开始，张高平还抱着希望，以为说清楚就行了。他一五一十地重复着经过：什么时候在哪里接的人，路上说了什么，在艮秋立交桥哪里放下王芬，看着她去打车……他说得口干舌燥，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们看。
但审问他的人根本不信。“放下她就走了？深更半夜，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你们就这么放心？编！继续编！”他们拍着桌子，声音震得他耳膜嗡嗡响。
“我没编，事实就是这样！”张高平梗着脖子坚持。
然后，情况开始变了。审讯员不再满足于问话。长时间的疲劳审讯开始了，不让睡觉，轮番上阵，问题翻来覆去地问，稍有出入就厉声呵斥，说他撒谎。张高平的精神开始恍惚，眼皮像灌了铅一样沉，但刚闭上，就会被粗暴地推醒或者用强光照射。
“说不说？是不是你们见色起意？”
“没有！我们没有！”张高平几乎是凭本能嘶吼着。
接着，肉体上的痛苦开始了。具体细节，即使在多年后的今天，张高平依然不愿详细回忆。那是一种摧毁尊严和意志的折磨。他们用各种方式让他“清醒”，让他“好好想想”。
疼痛从身体各处传来，羞辱和恐惧像潮水一样淹没了他。张高平听到了隔壁房间隐约传来张辉的惨叫，他的心像被刀割一样。张辉还那么年轻……他们是不是也在这样对他？
不知道被折磨了多久，时间在那间屋子里失去了意义。审讯员给张高平看了王芬尸体的照片，那惨状让他胃里翻江倒海，也更加恐惧。他们一遍遍地告诉他：“证据确凿，就是你们干的！认罪吧，认了就能少受点罪！”
张高平的意志在一点点崩溃。肉体上的疼痛尚可忍耐，但那种孤立无援、黑白颠倒的绝望感，足以碾碎任何正常人的神经。他不知道外面怎么样了，妻子，她还好吗？孩子……
因为叔侄俩的口供始终存在矛盾，为了尽快定案，上面派来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女审讯员”来指导攻坚。
这位女审讯员并没有直接审讯张高平，仅仅依据那些被迫编造的、漏洞百出的口供，以及一些牵强附会的“细节”构建出了所谓的“证据链”。
比如，张高平在胡乱编造的抛尸过程里提到了“水流声”，这位女审讯员就派人去查当地的水文资料，试图证明那几天下过雨，沟里可能有水，从而“印证”口供。她似乎一心只想证明他们有罪，却选择性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客观证据——王芬指甲里发现的陌生男性DNA，与张氏叔侄根本不匹配。
在一次持续了不知道多久的折磨间隙，精神彻底涣散的张高平，面对着“认罪就能休息”的诱惑，最终屈服了。
张高平按照审讯员的提示，编造了如何强奸、如何杀人的“经过”。他说侄子张辉是主犯，他是协助。每说一个字，都感觉自己的灵魂备受折磨。
张辉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他也“认罪”了。他们叔侄俩，在不同的房间里，被用同样的方式，摧毁了防线，背上了这弥天大罪。
既然“认了罪”，法院很快作出了判决。张辉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张高平作为“从犯”，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
从法庭宣判的那一刻起，张高平的心就死了。法律，这个他曾经信任的维护公正的东西，亲手给他们扣上了杀人的罪名，碾碎了他们的一切。
张高平被投入监狱。高墙、电网、统一的囚服，还有周围那些形形色色的犯人。他知道，在这里面，像他这样“强奸杀人”的罪名，是最被唾弃的。但他知道他是清白的！他不是罪犯！
张高平拒绝改造。狱警找他谈话，让他写思想汇报，认罪悔过。张高平梗着脖子说：“我没罪，我悔什么过？”
有人告诉他：“张高平，写个认罪书，表现好点，可以给你减刑，早点出去见家人。”
减刑？多么诱人的条件。但张高平一口回绝：“不写！我就是死在这里，也不会承认我没做过的事！”
因为不合作，张高平成了监狱里有名的“刺头”，吃了不少苦头，关禁闭、扣分是家常便饭。但肉体的惩罚，比起审讯时的折磨和内心的冤屈，又算得了什么？
张高平的妻子，在他入狱后不久就和他离了婚，打掉了已经四个月的孩子。家，没了。张辉的未婚妻也早已离去。他们叔侄俩，只剩下这残破的生命和满腔的冤屈。
监狱里也是一个小社会，有它的规则和“强者”。张高平被分到的监舍，有个“老大”叫袁连芳。此人面相凶恶，在犯人中颇有势力，据说连管教都要让他几分。
张高平刚进去，袁连芳就眯着眼打量他：“新来的？犯什么事进来的？”
张高平低着头，没说话。
旁边有人小声告诉他：“好像是强奸杀人……”
袁连芳脸上立刻露出鄙夷和厌恶的神色。“妈的，人渣！”他啐了一口。
从那以后，张高平的噩梦又多了一重。袁连芳开始变着法地找他麻烦。吃饭时故意撞翻他的碗，睡觉时指使人把他被子扔地上，轻则辱骂，重则动手。
最让张高平恐惧的是，袁连芳似乎特别喜欢逼他“认罪”。
“张高平，你说你没杀人？没强奸？”袁连芳带着两个跟班，把他堵在角落。
“我没有！我是冤枉的！”张高平咬着牙回答。
“还他妈嘴硬！”袁连芳话音未落，拳头和脚就雨点般落在他身上，专门往下身这些脆弱的地方招呼。剧烈的疼痛让张高平蜷缩在地上，冷汗直冒。
“说！你杀没杀人？”
“没有……”
又是一顿更猛烈的殴打。张高平感觉骨头都要断了，意识开始模糊。
“认不认？认了就不用挨打了！”袁连芳的声音像恶魔的低语。
每当他坚持喊“无罪”，就会招来一顿毒打。
那种绝望，比审讯时更甚。在这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张高平开始怀疑，是不是他上辈子造了什么孽，这辈子要承受这样的折磨？难道他真的要死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地方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