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后观察团：让判决落地，让事了人和 | 深度报道

记者/张蕊

编辑/宋建华

在法官黄勇花的调解下，当事双方握手言和

“你家小子今年该中考了吧？”“听说大姐家装修房子，都安顿好了吗？”调解书签完字，支付完毕，六姐妹谁都没有先离开。刚刚氛围还略显紧张的调解室，渐渐被轻声细语填满。这些寻常的家常话，在曾经对簿公堂的姐妹之间，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而这样温暖的场景，正是“判后观察团”工作之后的写照。

这是一起让通州法院张家湾法庭黄勇花法官至今难忘的继承纠纷案。六个姐妹因父母留下的老宅搬迁对簿公堂，留守照顾父母的妹妹与外嫁的两个姐姐各执己见。最初，姐妹几人谁也不退让，局面一度僵持不下。“判后观察团”成员黄勇花主动提出去做双方的工作，经过多次调解，姐妹们达成了共识：房屋归留守妹妹，她给予外嫁姐姐5万元补偿，其他姐妹自愿放弃遗产继承。

“判后观察团”是张家湾法庭今年开始探索的新机制，由全庭的法官、法官助理担任“判后观察员”，核心职责是：在判决后主动介入，通过答疑、督促、调解、回访等方式，促进当事人服判息诉、自动履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充分调动全社会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数据显示，该机制运行以来，张家湾法庭一审服判息诉率提升至93%以上，自动履行率同比上升10%以上，605件调解案件在履行期内及时履行，实现了“权益兑现零时差”。

“一纸判决并非终点。”张家湾法庭庭长孟强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判后观察团的工作，让公平正义不仅写在纸上，还能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实现。”

法官井龙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现场

判决后，矛盾是否真的化解

2024年初，北京通州法院张家湾法庭的法官井龙，接手了一起所有权确认纠纷案。案件中，兄弟姐妹六人因父母遗留的一处宅基地搬迁补偿款分配问题产生分歧。

“这院子里的老房，判给我有份，白纸黑字写着的！”年过六旬的陈大姐握着一份泛黄的判决书，眉头紧锁。十年前，法院确认了她对祖宅中三间北房的所有权；十年后，这处院落面临搬迁，补偿款的分配却引发了亲人之间的矛盾。

案件判决后，尽管法律上明确了各自的权利份额，本应支付款项的被告人赵大姐，内心却对补偿款分配充满抵触，态度强硬地表示“不管法院怎么判，这钱我不会给！”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判后观察团”主动介入。观察团的核心发起人之一、该案的承办法官井龙将双方请回调解室，组织“判后答疑”谈话，耐心地逐项向双方释明判决思路、明确款项计算方式，引导双方换位思考。

他先以“情”为先，劝导双方念及家庭亲情，即便父母离婚、女儿外嫁、改姓，但不改变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待双方情绪平复后，又以“理”为主阐释判决，井龙明确告诉赵大姐，其一家因为赡养父母在此前的继承纠纷中已经多分到了老宅的份额，故父母赡养的问题并不是影响本案判决结果的因素。最后，井龙还以“法”为盾，明确利害关系，释明了拒绝履行会面临的各种风险。

经过多轮耐心的沟通，赵大姐的态度终于软化，心结被逐渐打开。她去银行取了现金，在井龙的主持下，将款项全额交到了原告陈大姐手中。看着手中的现金，陈大姐由衷地道谢：“法官，真没想到这么快拿到钱，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这一幕也被法庭的镜头记录下来。照片中，陈大姐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这张笑脸，成为了“判后观察团”机制最直观、最温暖的注脚。

“这个案子让我深刻感受到，很多纠纷的根源在于‘情’而不在于‘法’。”井龙说，“判决解决了法律问题，但观察员的耐心细致和富有温情的介入，才能触及并化解情感坚冰。”

从“对簿公堂”到“握手言和”

另一起老宅的搬迁引发了同样一场令人唏嘘的家庭纠纷。一家几兄妹因祖宅搬迁补偿款分配问题对簿公堂，年过七旬的大哥将弟弟妹妹等人诉至法院，要求分割父母遗产。

老宅始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兄妹几人的父母建造。1993年，该院落登记在二儿子的名下；1998年，小弟出资将院内北房翻建。2022年，该院落被纳入棚户区改造项目，小弟作为被搬迁人签订了补偿协议，获得包括宅基地区位补偿款、房屋重置成新价等在内的全部补偿款。

“最初，弟弟们想调解，也表示愿意适当给予大哥补偿。”黄勇花说，大哥的家人不同意，坚决要求法院判决。

后经通州法院审理认为，老宅最初由兄妹们的父母建造，虽后续登记在小弟名下且由小弟翻建，但翻建行为不能完全否定原始建造部分的财产权利。法院判决小弟给付大哥遗产份额共计15427.49元。

大哥不服一审判决，选择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张家湾法庭的法官们多次联系小弟，督促其按照判决履行给付义务，并向其阐明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同时与大哥保持沟通，进行判后答疑，促进其理解裁判结果。

最终，在"判后观察团"的努力下，这起家庭纠纷得到圆满解决。当事人自动履行了判决，避免了兄弟姐妹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在一起运输合同纠纷中，原告证据不足，张家湾法庭的法官崔雨桐在开庭前后多次沟通，最终促成调解。被告当天携带现金到法庭，双方在崔雨桐的见证下完成交接，并录制视频留底。

“起诉到解决，不到四个月，这已经是非常快的了。”北京乐通律师事务所律师徐兴旺认为，“判后观察团”这一机制创造了一个“双赢的局面”。

“当事人很满意，当庭就向法官致了谢。”徐兴旺说，事情得到快速解决，当事人也松了一口气，要不搁在心里始终不舒服。徐兴旺希望更多的法院也能够成立“判后观察团”，他认为，不管是对法官、律师还是当事人，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成本节约。

在井龙主持下，当事双方现场履行判决

“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2025年，张家湾法庭的案件量呈现爆发式增长。“一方面是辖区经济发展快，搬迁腾退项目集中；另一方面是老百姓法律意识增强，愿意通过诉讼解决问题。”孟强告诉记者，这也间接导致了判决之后“执行难”的问题日益突出。“很多当事人拿到判决书后，不愿意等，就直接申请执行。”孟强说。

“我们不能只做‘裁判者’，更要做‘治理者’。”孟强说，“判后观察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该机制的创立，源于对司法实践 “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反思。张家湾法庭的法官们意识到，一纸判决的作出，并不等同于矛盾纠纷的实质化解。

孟强说，判后的调解和判前的调解并不一样，尤其是二审之后、判后生效之后的调解，有了准确的法律依据，更便于法官做当事人的工作。

“判后观察团”的工作主要包括，判后答疑，针对败诉方或对判决有疑虑的当事人，用通俗语言解释裁判理由；督促履行，主动联系义务方，阐明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引导其自动履行；情绪疏导与关系修复，在家事、继承等案件中，定期回访，引导当事人化解心结；当庭履行协调，在调解成功后，组织双方现场交接钱款、签履行协议。

实践中，部分案件当事人因种种原因，可能导致判决履行困难，衍生出新案件和问题。”井龙解释道。这不仅耗费司法资源，也影响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因此，他们决定将司法服务的链条向后延伸，其核心考虑是：变‘被动裁判’为‘主动治理’，通过法官和法官助理在判决后适时介入，进行答疑解惑、督促履行、情绪疏导，旨在真正实现 “案结事了人和” ，从源头上减少执行压力和衍生纠纷。

自“判后观察团”机制运行以来，今年张家湾法庭案件一审服判息诉率提升至93%以上，位于全院前列，自动履行率同比上升10%以上。

“我们不是代替执行法官，而是在执行前多走一步，让当事人少走一步。”黄勇花说。

划出必须坚持的“底线”

11月6日，黄勇花在调解一起标的额较高的商事纠纷，案件原本诉求为86万元，经过艰难协商，原告方已将金额降至78万元。然而，被告方在法官调解时，却试图“得陇望蜀”。“被告觉得，原告做了让步，那我就继续谈下一个条件。”黄勇花说，“被告当时就是一步一步地在试探。”

面对这种可能让调解成果付诸东流的试探，黄勇花明确地划出了“底线”。“我和他说，如果你不停地提要求，那调解就没有意义了。”

黄勇花向被告阐明，调解是基于双方互谅互让，而非无休止的博弈。她的态度温和，但原则明确，还提醒被告，若调解失败进入判决和执行程序，可能面临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信用成本。

最终，被告明白了其中的利害，不再坚持附加条件。双方以78万元达成调解，并约定了分期付款方案及违约金条款。“这样就给被告一个压力，如果不按时支付，不止要支付78万元，还会增加违约金。”

当然，并非所有案件都能进入调解环节，“通常我们都会观察，会对自己认为可调解的当事人进行调解。”黄勇花说，这是基于多年审理案件的经验判断。

在不少成功调解的案件中，当庭履行的那一刻，最能体现“判后观察团”工作带来的即时成效。黄勇花描述当事人当庭拿到钱的情景，“脸上的表情就说明了一切。”

显然，对于许多普通当事人而言，诉讼的漫长和不确定性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而当胜诉权益以最直接的方式从“纸面”落到“手头”，不仅意味着权益的实现，更是一种心理的解脱和情绪的释放。

当事人收到判决款后写下收条

“头脑风暴”与经验传承

实际上，判后观察工作并非法官的单打独斗，而是一场集思广益的团队作战。为了提升工作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张家湾法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集体学习与案件研讨机制。

井龙是这项工作的具体牵头人。他透露，法庭面临着巨大的办案压力，人均结案已经远超往年，但依然有大量的案件涌入。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下，判后观察需要科学统筹。为此，张家湾法庭组织法官和法官助理利用晚上的时间，加班进行集体“头脑风暴”。

“我们基本上是周二或周四晚上，召开法官会。”孟强介绍，“一方面是把大家的疑难复杂案件聚在一起讨论；另一方面我们会提前让大家报送一些适合于判后观察的案子，针对这些案子，我们一起探讨，研究该怎么跟当事人去聊。”

这种研讨会对年轻法官的成长至关重要。孟强认为，这些会议不仅是解决问题，更是“带队伍、练队伍”的过程。“我们会告诉年轻法官怎样把其中的利害关系、法律问题给当事人讲透。”孟强说，等他们再把当事人叫来之后，心里面就有底了。在这种实战化的演练中，年轻法官和法官助理们的沟通、调解以及把握当事人心理的能力得到了快速提升。

“这是一种‘以时间换空间’的战略投入。”孟强说，“在前端多花一小时做工作，可能避免后端三五件衍生案件。”

“这种做法，若推广开来且持之以恒，或将使司法判决取得更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蔡乐渭肯定了这一探索的积极价值。他认为，“判后观察团”机制的本质，是法院在案件判决之后，主动通过相对柔性的手段促进案件履行，让司法服务不止于判决。

然而，开展“判后观察”的挑战也不小，孟强没有回避，判后观察开展以来，每个法官的工作量都在增加，井龙也承认，在原有审判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判后观察确实需要额外投入精力。“一些当事人不理解，觉得我们‘多管闲事’，甚至质疑法官动机。”井龙说，还有的案子谈好又反悔，有的当事人又“轴”又“固执”，沟通难度大。

蔡乐渭直言，在主动推动案件执行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度”，既要能促进问题的解决，又不会带来新的问题。“最难的是把握‘介入的度’。”井龙赞同这一说法，“不能过度干预，也不能流于形式。”

从“法庭内”走向“社会共治”

“过去一判了之，案子结了，但我们与当事人的联结也就断了。”黄勇花说，“而现在，我们亲眼见证判决如何从文本变为现实，矛盾如何被真正化解。”井龙则用“治未病”来形容判后观察的意义：“你花一两个小时做工作，可能避免未来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执行和再审。”

尽管工作量增加，但成就感也是实实在在的。“当你看到两家长期打官司的当事人终于和解，那种成就感是单纯写判决书无法比拟的。”井龙说。

这份额外的工作，给法官们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体验和感受。

最大的不同，是从“裁判者”到“治理者”的角色转变和成就感提升。法官们越来越深地领悟到，司法的温度与力量不仅体现在法庭之上、判决书中，更体现在判决之后、当事人心间。

孟强表示，未来“判后观察团”将在两方面深化：制度化与精细化：制定不同类型案件的观察指引，提升专业性；拓展与联动：将机制推广至更多案件类型，并与镇政府、村委会联动，协调资金发放、安置房分配等事宜。

“我们还想把调解员也纳入进来，让他们参与判后观察工作。”孟强说，“这是一项需要社会共治的工作。“司法的终点，不应只是程序上的结案，而应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官井龙说，“判后观察团正是在判决与执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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