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城南旧改项目，小陈为此熬了三个月的通宵，方案改了十几稿，陪客户喝下的酒能装满一整个浴缸。他以为凭着这份完美的方案和跑断腿的人脉，自己胜券在握。
可结果，这个他赌上了一切的项目，却被那个只会阿谀奉承、方案平庸的钱姓对手，轻而易举地夺走。
那一刻，不只是不甘，更像是滚烫的开水从头顶浇下，把他的心都烫穿了。
他带着最后的希望找到那位隐居的老先生，希望能求得一招半式的“屠龙术”。
可老先生听完他详尽的失败陈述，却只是浑不在意地摆了摆手，仿佛他那三个月的宵衣旰食，不过是孩童的意气之争。
老先生不谈谋略，不讲手腕，反而要给他讲三个古人的故事：一个以“笨”闻名的史官，一个游刃有余的江湖大亨，还有一个，是在盛世中第一个选择当“逃兵”的商人。
这三个迥异的命运，成功的背后究竟被一条怎样的黄金法则所贯穿？
01
故事的开头，要从将近一千年前的北宋说起。
那时的天还很蓝，水也清澈。夏县这个地方，属绛州管辖，算不上什么繁华都城，却也因着出过几个读书人而显得颇有底蕴。司马府就坐落在县城东边的一条老街上，算不上高门大院，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官宦人家。
府里的后花园，是孩子们的天堂。这个午后，蝉鸣聒噪，柳条被晒得蔫蔫地垂着，一群半大的孩子却不知疲倦，正在玩着捉迷藏。
其中一个孩子，看起来比旁人要敦实一些，跑起来也慢悠悠的，他就是司马光，家里人都叫他光儿。
这群孩子里，有几个是出了名的小神童。比如太守家的公子，三岁能诵诗，五岁便可对课，反应极快，藏得也最是刁钻。还有几个孩子，上蹿下跳，灵动得像猴儿。相比之下，司马光就显得有些“笨拙”了。他玩游戏总是慢半拍，要么是第一个被找到，要么就是找人时，别人从他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他都没发觉。
他的“笨”不只体现在玩乐上。读书也是如此。哥哥们已经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论语》和《孟子》了，他捧着书，还在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嘴里念念有词，仿佛不把每个字嚼碎了咽下去，就倒不了下一个字。有时候，一个简单的典故，先生讲了好几遍，别的孩子都点头说明白了，他还会皱着眉头，憨憨地问上一句：“先生，可学生还是有些地方没想通。”
哥哥们私下里会笑话他，说他是“榆木脑袋”，读书不开窍。府里的仆人们也觉得，这位二公子怕是随了母亲，性子沉稳有余，灵气却不足，将来科场上的前途，恐怕不如他那聪慧的哥哥。
这些话，自然也传到了司马光的父亲，时任光州光山县令的司马池耳朵里。司马池是个面容清癯、眼神严厉的读书人。他听了，却只是摆摆手，并不言语。他从不因为司马光背书慢而苛责他，也不拿他和别的神童比较。他更在意的，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
“光儿，”他会把儿子叫到书房，指着院里刚下过雨的石板路问，“你昨日与同窗约好去城外放纸鸢，今日天公不作美，还去不去？”
小司马光会仰着头，认真地想一想，然后答道：“要去。说好了的事情，不能因为下雨就不算数。雨小了再去，或者去他家里告诉他一声，改日再去。总之，不能让他白等。”
司马池点点头，又问：“若是在路上捡到一个钱袋，里面有不少钱，你该如何？”
“自然是站在原地等失主，或者交到县衙去。不是自己的东西，一文钱也不能拿。”小司马光的回答，总是这样一板一眼，透着一股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规矩”气。
司马池的脸上，这才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他知道，聪慧是天生的，可这“规矩”和“担当”，却需要从小就一笔一划地刻在骨子里。璞玉虽然光华内敛，可若是质地不纯，雕琢出来也不过是个摆设。他要的，是儿子能成为一块可以承重、可以传世的镇石。
这一天，花园里的捉迷藏游戏还在继续。喧闹声中，意外发生了。
一个比司马光小一些的孩童，为了躲避寻找，慌不择路地爬上了院里那口用来蓄水防火的大水缸的缸沿。那水缸有一人多高，常年盛满了水，缸壁上长满了滑腻的青苔。小孩儿脚下一滑，只听“扑通”一声，伴随着一声短促的惊叫，整个人便掉进了幽深冰冷的水里。
一瞬间，花园里所有的喧闹都停止了。死一般的寂静之后，是更大的恐慌。
“有人掉进水缸里了！”一个女孩儿尖声叫了起来，声音里带着哭腔。
“快！快去叫大人！”另一个男孩反应过来，拔腿就往外跑。
孩子们全都吓傻了，有的愣在原地，脸色煞白；有的哭着喊着，四散奔逃，去找各自的父母。现场一片混乱，那个平日里最机灵、最会拿主意的太守公子，此刻也只是呆呆地指着水缸，嘴巴张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只有一个人没有跑。
就是那个总是慢半拍的司马光。
他站在原地，死死地盯着那口大水缸。同伴在水里挣扎扑腾，手臂胡乱地挥舞着，呛水的咕嘟声和微弱的哭喊声，像一把小锤子，一下一下地敲在他的心上。他看到同伴的脸在水面一浮一沉，脸色由红变青，挣扎的力气越来越小。
司马光的小拳头攥得发白，指甲深深地陷进了掌心。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所有平日里读过的书，听过的道理，在这一刻全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巨大而清晰的念头，像惊雷一样在他脑中炸开：“他要死了！我得救他！”
周围的大人还在远处，他们的呼喊声隔着院墙，显得那么遥远。同伴的哭声已经弱不可闻，水面上的波澜也渐渐平息。
这个反应迟钝的孩子，在所有聪明的孩子都选择了最“正确”的自保方式——逃离和求助时，他却像被钉在了原地。他该怎么办？时间，就在他沉重的呼吸声中，一息一息地流逝。他那颗“榆木脑袋”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天人交战。是跟着大家一起跑去找大人，还是……
司马光的目光在混乱的院子里飞快地扫视，像一头被困的幼兽在寻找出口。突然，他的视线定格在了不远处假山旁的一块石头上。那是一块用来垫脚的普通青石，不算太大，但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绝对是个沉重的负担。
他没有丝毫犹豫。
这个平日里看似笨拙的孩子，此刻却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猛地冲过去，弯下腰，用尽全身的力气，将那块石头抱了起来。石头粗糙的边缘硌得他手臂生疼，沉重的分量让他小小的身子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
但他咬紧牙关，稳住了身形，抱着那块几乎和他胸口一样高的石头，一步一步，艰难地冲向了水缸。
“哐当！”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划破了花园的混乱。司马光用尽全力，将石头砸在了水缸的中下部。坚硬的陶土缸体应声而裂，一道巨大的裂缝迅速蔓延开来，紧接着，整片缸壁轰然破碎。
冰冷的缸水像找到了宣泄口，猛地奔涌而出，瞬间冲倒了旁边的花草。随着水位的迅速下降，那个落水的孩子也被水流带了出来，瘫在泥水里，虽然呛得不轻，大口大口地咳嗽，但终究是捡回了一条命。
当大人们闻声赶到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一个浑身湿透、惊魂未定的孩子躺在地上咳嗽；一群同样惊魂未定的孩子围在远处，指指点点；还有一个司马光，他自己也累得不轻，一屁股坐在泥地里，抱着膝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脸上沾着泥点和汗水，看起来狼狈不堪。
“是光儿！是他用石头把缸砸破的！”
“这孩子，太机智了！”
“了不得，了不得！这么小的年纪，处变不惊，将来必成大器！”
赞扬声从四面八方涌来。所有人都把司马光当成了小英雄，夸他聪明，夸他机智，夸他有机智。
司马池也匆匆赶来了。他拨开人群，看到安然无恙的儿子，先是松了一口气，接着，他问清了事情的全部缘由。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急着去夸奖儿子的“聪明”。
他走到司马光面前，蹲下身子，用袖子擦了擦儿子脸上的泥水。他扶着司马光瘦弱的肩膀，看着他那双因为紧张和用力而显得格外明亮的眼睛，一字一句，说得异常清晰：
“光儿，爹不夸你聪明。”
这话一出，周围的嘈杂声都小了下去。
司马池继续说道：“爹要夸你，在所有人都跑了的时候，你没跑。当别人都只想着怎么撇清关系、保全自己的时候，你心里第一个念头，是救人。你心里装着的，是别人的性命。这份担当，这份仁心，比任何小聪明、小机智，都要金贵一万倍。”
小司马光似懂非懂地看着父亲。他不知道什么是担当，什么是仁心。他只知道，那一刻，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同伴死在自己面前。
父亲的话，像一颗种子，深深地埋进了他的心里。这件事，后来传遍了京城，成了家喻户晓的“司马光砸缸”，所有人都津津乐道于他的“智”，却少有人体会到司马池所看重的，那份超越智谋的“德”。
时光荏苒，一晃十几年过去。
昔日的“笨拙”孩童，已经长成了身材高大、面容刚毅的青年。他凭着扎实的学问和正直的品行，中了进士，踏入了官场。在那个充斥着精明算计、人情世故的大染缸里，司马光依旧像少年时一样，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不懂得阿谀奉承，不屑于拉帮结派，做事只认一个“理”字。
很快，他的“愣”就给他带来了麻烦。
一次朝堂辩论，讨论的是否要增加一项新的商税。一位以口才便给、才思敏捷著称的同僚，站出来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篇。他引经据典，从富国强兵说到国库空虚，辞藻华丽，逻辑刁钻，把一个明明会加重商贾负担、甚至可能影响民生的政策，说得天花乱坠，仿佛是利国利民的千秋大计，引得龙椅上的皇帝和满朝文武连连点头。
轮到司马光发言。他木讷地站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份自己连夜整理的札记。他没有华丽的词藻，也没有激昂的语调。他只是用最朴实无华的语言，一项一项地分析。
“陛下，王大人所言，看似句句在理。可臣算了一笔账。”他摊开手里的札记，“以京城一个普通绸缎铺为例，新税一加，其利十去其三。利薄，则铺主或将裁撤伙计，或将提高布价。裁撤伙计，则城中无业之人增多；提高布价，则百姓衣食之费更重。此举看似充盈国库，实则是将负担转嫁于民。长此以往，商路不畅，民心不安，于国，恐非幸事。”
他的反驳，简单、直接，甚至有些笨拙。他只是在反复强调此举对普通百姓的长远危害。
那位王大人听完，轻蔑一笑，立刻起身反驳，言语之间极尽讥讽，暗指司马光是“书生之见”、“不识大体”，只知算小账，不知算大账。几番唇枪舌剑下来，司马光的朴实，完全被对方的雄辩所掩盖。
朝堂上的风向，明显倒向了王大人那边。皇帝脸上的神情也从沉思变成了不耐烦，显然是快要被说服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司马光身上，有同情，有嘲笑，有幸灾乐祸。大家都觉得，这个不知变通的“愣头青”，今天输定了。
司马光站在百官中央，感受着四面八方投来的压力。他内心第一次充满了巨大的无力感。难道，坚守自己心中的正道，说出最朴素的实话，真的就敌不过那些花言巧语和权谋机变吗？他攥紧了拳头，汗水从额头渗出。在这巨大的劣势之下，他该如何挽回败局？他从小到大所坚守的“拙”，这一次，真的能战胜对手那看似无往不利的“巧”吗？
02
朝堂之上，空气仿佛凝固了。那位王大人嘴角挂着胜利的微笑，等待着皇帝最终的裁决。司马光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得厉害，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一种深刻的悲哀。他看到的是，一个关乎万千百姓生计的决策，即将被华丽的词藻和虚浮的功利所左右。
他深吸了一口气，再次躬身行礼，声音不大，却异常坚定。
“陛下。”
皇帝已经有些不耐，但还是示意他说下去。
“臣，无话可辩。”司马光此言一出，满朝哗然。王大人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以为他要缴械投降。
司马光却没有看他，依旧直视着龙椅上的天子，继续说道：“臣的口才，远不及王大人。臣所能做的，不是用言语说服陛下，而是恳请陛下一件事。”
“何事？”
“恳请陛下，给臣一个月的时间。臣愿亲自去往京城各处的商铺、市集，将新税施行后，一个普通铺子、一个寻常百姓家，每日的收支变化，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呈给陛下御览。
不加任何修饰，不带任何断语，只是一些枯燥的数目字。到那时，是利是弊，陛下一看便知。”
他这番话，没有反驳，没有攻击，甚至显得有些认输。这是一种最“笨”的办法，耗时耗力，也不一定能改变什么。
王大人立刻讥笑道：“司马大人此举，岂非儿戏？国之大政，岂能因几家商铺的流水账而动摇？简直是妇人之仁！”
皇帝沉吟了。他看着底下那个倔强的身影，想起了关于他少年时砸缸的传闻。那个时候，他用的也是最直接、最“笨”的办法。他没有跑去叫人，而是直接砸了缸。今天，他也没有继续辩论，而是要去亲自“算账”。
“准了。”皇帝最后吐出两个字。“一个月后，朕要看到你的账本。”
那一个月，司马光真的就像一个账房先生。他脱下官服，换上布衣，每天穿梭在京城的大街小巷。他走进绸缎铺，跟老板一聊就是一个时辰；他蹲在菜市场，跟卖菜的老农一起算今天的收成；他甚至跑到码头，跟那些扛包的苦力们喝着粗茶，听他们抱怨工钱的涨跌。
他的同僚们都在看他的笑话，觉得他这是自取其辱。王大人更是春风得意，已经开始和户部的官员商议新税施行的细节了。
一个月后，司马光捧着一本厚厚的、写满了密密麻麻数字的册子，再次站上了朝堂。他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将册子呈了上去。
皇帝一页一页地翻看着。那上面没有激昂的陈词，只有一行行冰冷的数字：某布庄，若增税，每日需多支出三十文，为省成本，或将辞退杂役一名；某粮店，若增税，米价或需上涨一文，百姓一家一月将多支出五十文……一笔笔，一条条，清晰得让人心惊。
这本“流水账”，比任何华丽的辩词都更有力量。它将一个宏大的“国策”，还原成了一个个具体家庭的生计问题。皇帝的脸色越来越凝重。他放下册子，沉默了许久，最后看了一眼那位王大人，淡淡地说：“商税一事，暂且搁置，从长计议。”
司马光赢了。他用自己的“拙”，战胜了对手的“巧”。他让所有人看到，最朴素的事实，永远比最动听的言语更有分量。
这次胜利，并没有让他的官场之路变得平坦。恰恰相反，他的“不合时宜”和“固执”，让他在后来的政治风暴中，成了最显眼的目标。尤其是在那个天才纵横、锐意改革的年代，当王安石如一颗耀眼的彗星升起，决意要用他那逻辑缜密、眼光超前的“新法”来重塑整个大宋时，司马光便成了他面前最顽固的一块石头。
王安石的变法，从青苗法到募役法，每一项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初衷都是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富国强兵。他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他的才华，光芒万丈。
而司马光，依旧用他那“笨”办法来应对。他不像其他反对者那样，从道德或祖制上进行攻击。他还是在“算账”。
他给皇帝写了长达数千言的信，一笔一笔地分析，青苗法如何从“惠民”变成了“扰民”，地方官吏为了完成指标，如何强迫百姓借贷，最终让百姓背上沉重的利息。他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任何一项改革，无论初衷多么美好，设计多么精妙，只要执行它的人无法保证始终如一的“德行”，最终都可能沦为一场灾难。
这是一场“才”与“德”的终极较量。
结果，司马光输了。在那个渴望变革、渴望强大的时代，他的“慢”和“稳”，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他被排挤，被疏远，最终被贬斥出京，退居洛阳。
政治上的失意，对任何一个有抱负的士大夫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许多人在这种打击下一蹶不振，或纵情山水，或怨天尤人。司马光也痛苦过，彷徨过。
他不止一次在深夜里独坐书房，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是不是真的成了阻碍时代进步的绊脚石。
灯火摇曳，映着他日渐斑白的双鬓。他看着满屋子的经史子集，看着那些书卷里记载的一个个王朝的兴衰更替，他的内心，反而慢慢平静了下来。
他想，既然朝堂之上已经没有自己说话的地方，那不如就做一点更能经得起时间冲刷的事情。他要把自己一生对于历史兴亡的思考，对于“德”与“才”的感悟，全部写下来，留给后人看。
于是，在洛阳的一间简陋书房里，一项浩瀚得令人望而生畏的工程，悄然开始了。这项工程，就是后来名垂千古的《资治通鉴》。
这不是一个天才灵光乍现的创作，而是一个“笨人”长达十九年的苦行。
他为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圆木枕头，取名“警枕”。只要睡觉时稍微一动，头从枕上滑落，人就会惊醒。他用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来保证自己有更多的时间伏案工作。
每天，天还未亮，他就伴随着“警枕”的滚动而起身。助手们把堆积如山的史料搬进书房，这些史料浩如烟海，前后跨越一千三百多年，记载混乱，真伪难辨。司马光就带着他的团队，一卷一卷地读，一个字一个字地考证。
为了考证汉武帝元光元年的一个纪年错误，他翻阅了数十种不同的史籍，比对了无数的旁证材料，花了几天几夜的时间，才最终确定。
为了给一个历史人物下定论，他会把所有关于这个人物的记载都找出来，哪怕是互相矛盾的野史传闻。然后和助手们反复争论，有时候为了一个字的褒贬，会争得面红耳-赤，一整天都没有结论。
这个过程，枯燥、乏味，极度消磨人的心志。没有朝堂上的意气风发，没有一呼百应的权力快感，只有日复一日的埋首故纸堆，与千年前的尘埃对话。
他的家人不理解，觉得他是在自讨苦吃，放着清福不享。外面的政敌和一些朋友，也嘲笑他这是“书呆子”行径，是政治失意后不甘寂寞的自我安慰。
司马光内心不是没有过动摇。他也会感到疲惫，感到孤独。但是，每当他写到一个王朝因荒淫无度而倾覆，或是一位君主因虚心纳谏而开创盛世时，他的信念就又坚定了一分。
他觉得，自己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为未来寻找一面镜子。他要把“德者，才之帅也”这个他坚守了一生的道理，用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事实，清清楚楚地证明给后人看。
这份看似“笨拙”的坚持，这份对国家和后世的另一种责任感，支撑着他，度过了整整十九个年头。
十九年后，当这部二百九十四卷、三百多万字的巨著终于完成时，司马光已经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他耗尽了毕生的心血，成就了这件中国史学上不朽的功业。
他一生在政治上算不上“成功”，他没能阻止王安石变法，也没能实现自己所有的政治抱负。可是，当千年之后，王安石的变法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成为学者们争论的话题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却依然矗立在那里，像一座丰碑，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成大事，不一定是要在当下赢得多么辉煌的胜利。有时候，用最“笨”的功夫，做一件最“对”的事情，哪怕耗尽一生，其价值也远超一时一地的得失。德行，最终战胜了才华；拙，也最终战胜了巧。
老先生的故事讲完了，他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看着陷入沉思的小陈。
小陈的眉头紧锁，他喃喃自语：“品德……担当……原来，我只想着怎么用小聪明去赢，却忘了做人最根本的东西。”
老先生笑了笑：“能想到这一层，不错。不过，光有品德还不够。在一个复杂的世道里，光是‘好人’，是成不了事的，还容易被人当成傻子给欺负了。接下来，我给你讲个上海滩的故事。这个人，字都不识几个，出身比你我差远了，但他最后办成的事，却比许多饱读诗书的达官贵人还要大。你听听看，他靠的又是什么。”
03
老先生的话，像一把钩子，把小陈的思绪从北宋的古朴书斋，一下子拉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冒险家乐园——上海。
故事的主角，叫杜月笙。
提起这个名字，人们想到的可能是青帮大亨，是上海滩的“地下皇帝”，是杀伐决断、翻云覆雨的枭雄。但在我们这个故事的开头，他什么都不是。
他只是一个十四五岁，衣衫褴褛的乡下少年。父母早亡，跟着舅舅混日子，后来流落到上海。他没有高大威猛的体格，甚至因为从小营养不良，显得有些瘦弱文气；他也没读过什么书，大字不识一箩筐。他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破旧的水果篮子，在十六铺码头一带靠削梨卖为生。
那时的上海滩，就是一座巨大的丛林。码头上，三教九流，鱼龙混杂。有力气的当苦力，有胆子的当混混，有门路的进洋行。像杜月笙这样无依无靠的少年，就是食物链的最底层。今天被巡捕敲诈两个铜板，明天被地痞流氓抢走一天的营生，都是家常便饭。
他打不过别人，也吵不过别人。每次被欺负了，他也不哭不闹，只是默默地收拾好篮子，等人走了，再对着别人的背影，轻声啐一口。他唯一会的，就是察言观色和给人赔笑脸。他知道，在这个地方，拳头和面子，比道理管用。
他的人生转机，来自于一个同乡的介绍，让他有机会进入了当时上海滩如日中天的大人物——黄金荣的公馆里当一名差役。
黄金荣公馆，那是什么地方？是整个上海滩的权力中心之一。黄金荣是法租界探长，青帮头目，跺一跺脚，整个上海都要抖三抖。他的公馆里，人精遍地，每个人都削尖了脑袋想往上爬。有能打的保镖，有会算的账房，有专门负责迎来送往、八面玲珑的管事。
新来的杜月笙，在这里面，就像一颗被扔进米缸的沙子，毫不起眼。他被分派在内院，干些端茶倒水、跑腿传话的杂活。
但就是在这个不起眼的位置上，这个看似普通的少年，展现出了他与众不同的特质。
黄金荣是个粗人，霸道，讲究排场。
真正掌管着公馆内务和人情往来的，是他的夫人，林桂生。这是一个极度精明的女人，眼光毒辣，手段了得，黄金荣能有后来的家业，一大半功劳要记在她身上。杜月笙很快就看明白了，在这个家里，讨好黄金荣，不如得到林桂生的认可。
他开始默默地观察。他发现，林桂生常年受偏头痛的困扰，发作起来，听不得一点大的声响。别的下人不懂，走路依旧噔噔作响，说话咋咋呼呼。轮到杜月笙在附近当值的时候，他总是踮着脚尖走路，脚步放得极轻，像猫一样。
如果看到林桂生面露疲态，他会不动声色地提前把门窗关好，隔绝院子里的嘈杂声，再把一碗热毛巾悄悄放在她手边。他从不多说一句，做完就退到一旁。
有一次，公馆里一个负责采买的老仆人，被发现手脚不干净，在账目上做了手脚，偷偷贪墨了一些钱。管事发现了，正要上报给黄金荣。按照黄老板的脾气，这老仆人就算不被沉了黄浦江，也得被打断一条腿。
杜月笙知道了这件事，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他私下里找到了那个吓得面如土色的老仆人。他没有威胁，没有质问，更没有摆出要告状的架子。他从自己微薄的工钱里，摸出了几个银元，塞到老仆人手里，低声说：“张伯，家里要是有什么难处，你跟我说一声，大家都是出来混口饭吃的，都不容易。这点钱你先拿着应急。管事那边，我去帮你周旋一下，以后可不敢再这样了。”
那个老仆人，在公馆里几十年，见惯了人情冷暖、踩低捧高。他本以为自己这次死定了，却没想到，这个平日里不声不响的毛头小子，居然会对他伸出援手。他握着那几块银元，手都在抖，看着杜月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后来，杜月笙果然去跟管事求情，说张伯是一时糊涂，家里确实困难，念在他几十年的情分上，能不能给他一次机会。他甚至自己掏钱，把张伯贪的亏空给补上了。
这件事，最终被林桂生知道了。她把杜月笙叫来，问他为什么要为一个犯错的老仆人做到这个地步。
杜月笙低着头，恭敬地回答：“老板娘，我觉得，做事情，不能只看对错，还要看人情。张伯在府里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把他打一顿赶出去，我们只是少了个手脚不干净的下人，但外面会说我们黄公馆刻薄寡恩。现在把他留下来，他会感恩戴E，以后做事只会更尽心。我们不光是留住了一个人，更是留住了人心。”
林桂生看着眼前这个不过十几岁的少年，眼神里第一次有了不一样的光彩。她发现，这个年轻人，懂的不是小聪明，而是人性的大智慧。他明白，收服人心，有时候靠的不是威逼，而是利诱；不是惩罚，而是宽恕。
真正让杜月笙在公馆里站稳脚跟，成为林桂生心腹的，是一件关于鸦片的大事。
当时，黄金荣从外面运来了一批上等的烟土，价值连城。这批货就存放在公馆一个极为隐秘的库房里，由最亲信的人看管。可就在某天夜里，这批烟土，竟然不翼而飞了。
这一下，捅了天大的娄子。黄金荣得知后，勃然大怒，当场就把公馆的桌子给掀了，咆哮着要把所有相关的下人全部“三刀六洞”，“填黄浦江”。
一时间，整个黄公馆上下，人心惶惶，风声鹤唳。每个人都感觉自己的脖子上悬着一把刀。经过初步的盘问，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一个新来的、负责打扫库房附近的小丫头。那丫头吓得浑身发抖，跪在地上，除了哭就是磕头，一句话也说不清楚。
黄金荣已经没有耐心了，就要叫人把小丫头拖出去处置。
就在这时，杜月笙站了出来。
他对黄金荣和林桂生躬身说道：“老板，老板娘，我觉得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一个小丫头，没那么大的胆子，也没那么大的本事，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运走这么多货。”
黄金荣眼睛一瞪：“不是她还能是谁？难道是鬼偷的？！”
“请老板息怒。”杜月笙依旧不卑不亢，“这批货价值不菲，偷的人一定是府里的内贼，而且是个有头有脸、能接触到库房的人。他现在偷了货，一定不敢声张，货也一定还藏在府里的某个地方，没来得及出手。”
林桂生比较冷静，她看着杜月笙：“你有什么法子？”
杜月笙抬起头，眼神里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沉稳：“请老板娘给我三天时间。如果三天之内，我找不回这批货，或者找不到真凶，我杜月笙提头来见。”
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在暴怒的黄金荣面前立下这种军令状，这无异于把自己的脑袋放到了赌桌上。
黄金荣盯着他看了半天，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好！”
接下来的三天，杜月笙的举动再次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没有像探长一样去审问每一个人，也没有带着人去挨家挨户地搜查。他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该干嘛干嘛。
第一天，他比平时更殷勤地给公馆里的各个管事、头目们端茶送水，陪着他们聊天。他跟门房的管事聊，旁敲侧击地问最近法租界的巡捕房是不是有什么大动静；他跟厨房的管事聊，问最近外面菜市场的物价是不是涨了，手头紧不紧；他跟车夫们一起喝酒，听他们吹牛，说外面哪个赌场又开了，哪个舞女又红了。
第二天，他放出风声，说老板娘已经通过外面的关系，知道是谁干的了。但是老板娘念在多年的情分上，不想把事情做绝。只要那个人，在今晚之前，悄悄地把东西放回原处，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如果过了今晚，老板就要请出帮规，到时候，谁也救不了。
他用这种看似闲聊的方式，其实是在不动声色地做两件事：一是制造心理压力，让内贼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二是给出一条活路，让他不必狗急跳墙。
公馆里的气氛变得更加诡异。每个人表面上都若无其事，但眼神里都多了几分猜忌和恐慌。那个真正偷了东西的人，此刻一定如坐针毡，在“坦白从宽”和“侥幸过关”之间备受煎熬。
第三天晚上，杜月笙的期限就要到了。公馆里静得可怕，所有人都等着看他的结果。黄金荣已经把手枪拍在了桌子上，显然，如果杜月笙交不出人，他就要拿杜月笙开刀了。
就在这时，一个丫鬟尖叫着从林桂生的房间里跑出来：“东西！东西回来了！”
众人冲进去一看，只见那批失窃的烟土，用油布包着，完好无损地，就放在林桂生的梳妆台上。
黄金荣愣住了，所有人都愣住了。
事后，林桂生在自己的密室里，单独见了杜月笙。她面前放着一杯上好的碧螺春，烟气袅袅。
“月笙，你坐。”她的语气，第一次带上了平等的意味。
杜月笙坐下，身板挺得笔直。
“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是谁干的？”林桂生问道。
杜月笙摇了摇头，低声说：“老板娘，我不知道。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具体是谁干的。”
这个回答，让林桂生也吃了一惊。
杜月笙继续说：“但我知道，能干这件事的，肯定是府里的老人，他对这里熟，也有一定的地位。这种人，上有老下有小，他偷东西，为的是钱，但他最怕的，是死。更重要的是，他在这里待久了，跟老板和您，都有情分。他要的，无非是一个台阶下。”
他顿了顿，抬起头，目光清澈：“我这三天，就是在给他搭这个台阶。我让他知道，硬扛下去是死路一条，但回头，还有活路。我赌的，不是我能不能把他找出来，我赌的，是他心里那点对死亡的恐惧，和对老板娘您的旧情。把人逼到绝路上，他什么都干得出来。给他留条活路，他反而会乖乖听话。解决问题，有时候靠的不是手段有多硬，而是做人有多软，懂得给人留余地。”
林桂生久久地凝视着这个年轻人，一言不发。许久之后，她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真正的笑容。
她知道，黄公馆，乃至整个上海滩，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因为眼前这个年轻人，他洞悉的，是这个江湖最根本的法则——人情世故。他悟透了，想要在这里做成事，你首先要学会的，是如何“做人”。
从此以后，杜月笙不再是那个端茶倒水的杂役。他成了林桂生的亲信，黄金荣的左膀右臂，开始了他一步步走向上海滩权力之巅的传奇之路。
04
从小小的黄公馆脱颖而出，只是杜月笙传奇的开始。当他真正开始在上海滩这个龙潭虎穴里闯荡时，他那套“会做人”的本事，才真正发挥得淋漓尽致。
随着地位的提升，杜月笙不再是那个削梨的少年，他穿着体面的长衫，戴着礼帽，出入都有保镖前呼后拥。可他骨子里的东西，一点没变。他不像黄金荣那样霸道，也不像张啸林那样蛮横。他总是文质彬彬，说话轻声细语，脸上带着和气的微笑。可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像个教书先生的人，却能摆平上海滩最棘手的麻烦。
后来，他自己总结过一套处世哲学，被他身边的人称为“三碗面”的学问。这三碗面，不是吃的，而是人生的“体面面”、“场面面”和“情面面”。吃透了这三碗面，也就吃透了人情世故的乾坤。
第一碗面，叫“体面面”。
有一年，一个曾经在闸北一带呼风唤雨、处处跟杜月笙作对的黑帮头目，时运不济，栽了个大跟头。手下人反水，地盘被抢，最后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被几个叛变的手下五花大绑，送到了杜公馆，献给杜月笙，以此作为投靠的“投名状”。
杜公馆的客厅里，气氛肃杀。那个往日里不可一世的头目，此刻被捆得像个粽子，跪在地上，满脸是血，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怨毒。所有人都等着看杜月笙怎么处置他。按照江湖规矩，对于这种死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装进麻袋，丢进黄浦江喂鱼，永绝后患。
那几个反水的手下，也一脸谄媚地看着杜月笙，等着他下令，好让他们彻底了结旧主，纳上这份“血的投名状”。
杜月笙从楼上缓缓走下来，他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对头，没有说话。他转身对那几个献宝似的手下说：“各位辛苦了。来人，给几位爷看茶，拿一千块大洋出来，算是杜某人请兄弟们喝酒的。”
打发走了那几个手下，客厅里只剩下杜月笙的人和那个跪着的对头。
所有人都以为，好戏要上场了。
杜月笙却走到那人面前，亲自给他解开了绳子，又让人打来一盆热水，拿来干净的毛巾。
“王老板，”杜月笙的语气很平静，“脸上的伤，擦一擦吧。体面点。”
那个姓王的头目愣住了，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杜月笙没再管他，自顾自地坐到主位上，泡起了功夫茶。等王老板颤抖着手擦干净了脸，杜月笙才把一杯刚沏好的茶推到他面前。
“喝口茶，压压惊。我们多少年没在一起喝过茶了？”杜月笙聊起了家常，仿佛对面坐的不是死敌，而是一个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他们聊起了当年刚来上海时的穷困，聊起了某个已经消失的堂口，聊起了某个共同认识的、已经作古的老人。
王老板从一开始的惊恐、戒备，到后来的茫然，最后，这个在刀口上舔血半辈子的汉子，端着那杯茶，眼眶竟然红了。
聊了半个时辰，杜月笙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厚厚一叠崭新的法币，足足有五百大洋。他把信封推到王老板面前。
“王老板，上海这个地方，风水变了，你恐怕是待不下去了。”杜月笙淡淡地说，“这点钱，你拿着。去苏州或者杭州，盘个小店，做点正经买卖，安安稳稳地过下半辈子吧。以前的那些恩恩怨怨，就让它像这杯茶一样，凉了，就都过去了。”
王老板彻底呆住了。他看着桌上的钱，又看看杜月笙，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后，他站起身，对着杜月笙，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拿着钱，头也不回地走了。
等他走后，杜月笙最心腹的管事万墨林忍不住问：“杜先生，这……这不是放虎归山吗？今天饶了他，万一他将来东山再起，回来报复怎么办？”
杜月笙摇了摇头，吹了吹杯子里的茶叶，轻声说：“你算一笔账。今天我杀了他，江湖上的人只会说，杜月笙又干掉了一个对头，手段够狠。我的名声，只是多了一笔血债。我今天放了他，给他钱，让他体体面面地离开上海。明天，全上海滩的人都会怎么说？”
万墨林想了想，恍然大悟：“他们会说，杜先生仁义！连死对头都能放过，还给人路费。跟着杜先生，绝对没错！”
“这就对了。”杜月笙笑了，“我杀他，只是少了一个敌人，多了一份凶名。我放他，却是用他一个人的命，买了全上海滩的人心。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要的不是他那条命，我要的，是‘杜月笙这个人，虽然不好惹，但绝对讲道理，讲体面’这个名声。这就是‘体面面’。你把别人的体面给足了，自己的体面，才真正立得住。”
第二碗面，叫“场面面”。
杜月笙不仅对敌人讲体面，对朋友，更是要把“场面”做足。
当时，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晚年定居在上海。章先生是何等人物？那是革命元勋，学界泰斗，脾气是出了名的古怪，连袁世凯和黎元洪都敢当面骂。他这样的人物，自然是不屑于与杜月笙这样的“黑社会”有任何瓜葛的。
有一次，章太炎的一个远房亲戚，在法租界跟人起了冲突，被法国巡捕给抓进了巡捕房。这本不是什么大事，但对方有点背景，硬是把人扣着不放。
章太炎是什么身份？他拉不下这个脸去求巡捕房里的小喽啰，更不可能去求杜月笙。他只能在家里生闷气，连着几天都闭门不出，饭也吃不下。
这件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杜月笙的耳朵里。
他听完，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他穿戴整齐，备上厚礼，但不是去章太炎府上，而是直接去了法租界总巡的办公室。
他没提章太炎的亲戚，也没提打架斗殴的事。他就像是去拜访老朋友一样，跟那个法国总巡“喝茶”。他聊起了最近巴黎的时装，聊起了法国的红酒，聊起了他正打算资助一个“中法文化交流协会”，促进两国友谊。
聊得正酣，杜月笙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不经意地提了一句：“总巡先生，我听说章太炎老先生最近身体不适，心情也不太好。章先生可是我们国家的宝贝，是写进历史书里的人物。他老人家要是心情不好，茶饭不思，万一病倒了，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心里可过意不去啊。到时候，外面报纸上乱写，说我们上海滩连个国学大师都照顾不好，影响了中法友谊，那就不好了。”
那个法国总巡是个人精，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立刻就明白了。他嘴上连声说：“是是是，章先生的健康最重要，我们一定多加关心。”
杜月笙从巡捕房出来，没过两个小时，章太炎那个亲戚，就被客客气气地送回了家。巡捕房给出的解释是“一场误会，抓错人了”。
当天晚上，杜月笙才亲自备上薄礼，登门拜访章太炎。他一进门，先是嘘寒问暖，关心老先生的身体，绝口不提自己去巡捕房的事。
直到章太炎主动说起亲戚被放回来的事，杜月笙才一脸“惊喜”地说：“哎呀，那真是太好了！我就说嘛，肯定是场误会，巡捕房的人也不是不讲道理的。老先生您这下可以安心了。”
他把所有功劳都推得一干二净，仿佛自己只是个来探病的晚辈。
章太炎在官场宦海沉浮一生，什么人没见过？他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这背后一定是杜月笙出了大力。可杜月笙这种只办事、不居功，把所有“场面”都留给他的做法，让他心里感到无比的舒服和敬佩。他觉得，这个“流氓”比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要可爱得多。
从此，章太炎对杜月笙彻底改观，不仅与他结为好友，甚至还主动提出，要给杜月笙家的祠堂修改谱序。这在当时，是给了杜月笙天大的面子和声望。
杜月笙用这件事告诉身边人：帮朋友，不能只是把事办了。你得让朋友在接受你帮助的时候，不感到难堪，不觉得欠了你天大的人情。你要把“场面”做足，把光环留给他，让他风风光光。这叫“场面面”。你把朋友的场面抬起来了，你自己的场面，自然就水涨船高。
第三碗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碗面，叫“情面面”。
如果说“体面面”是对外，“场面面”是待友，那“情面面”就是投资未来。
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金融界有一个很有才华，但出身贫寒的年轻人，叫钱新之。他有眼光，有能力，想自己开办一家银行，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四处碰壁，那些大银行家都看不起他这个“穷小子”。
走投无路之下，钱新之鼓起平生最大的勇气，通过朋友介绍，求见了杜月笙。
在杜公馆的客厅里，钱新之紧张地阐述着自己的银行计划，说到最后，他小心翼翼地提出，希望能够借一笔款子作为启动资金。
杜月笙安安静静地听完，没有问任何关于盈利和回报的问题。他只是看着这个年轻人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他对账房先生说：“去，开一张十万大洋的银票来。”
钱新之惊呆了。他本来只想借两三万，没想到杜月笙一开口就是十万，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他激动得语无伦次，站起来就要给杜月笙磕头，嘴里说着：“杜先生，您的大恩大德……我一定写借据，我们商量利息，我……”
杜月笙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等银票拿来，他亲手递到钱新之手里，淡淡地说：“新之，我看好你。这钱，你先拿去用。什么时候你的银行发财了，赚到钱了，你再想着还我。要是万一，你的银行办砸了，还不上了，那也没关系，就当我杜月笙眼睛瞎了，看错了人。这借据，就不用写了。”
这番话，比那十万大洋本身，更让钱新之感到震撼。杜月笙给他的，不只是一笔钱，更是一份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尊重。这不是一笔冷冰冰的借贷，而是一场温暖人心的豪赌，赌的是他钱新之的未来和人品。
后来，钱新之创办的银行大获成功，他自己也成了中国金融界的风云人物。他对杜月笙的这份恩情，终生不忘，在后来很多关键时刻，都给予了杜月笙巨大的帮助和回报。
杜月笙身边的人不理解，问他为什么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把这么多钱投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
杜月笙说：“钱这个东西，花掉了才是自己的。存在银行里，那就是一串数字。你今天救了别人的急，这钱就变成了‘人情’。钱总有花完的一天，可‘人情’，是越用越厚，越存越多的。我看人，不看他现在有没有钱，我看他未来值不值钱。把钱用在刀刃上，投在人身上，这叫‘情面面’。存钱，不如存人情。”
体面，场面，情面。这三碗面，杜月笙用一生去烹调，最终熬成了一锅人情世故的绝顶好汤。他用这锅汤，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为自己浇筑起了一座谁也推不倒的王国。
老先生讲到这里，又端起了茶杯。小陈听得入了迷，他仿佛看到了那个在十里洋场中游刃有余的身影。他终于有些明白了，原来，在复杂的社会里，一颗正直的心，还需要配上玲珑的身段和温暖的手腕。
“先生，我好像有点懂了。”小陈说，“一要有司马光那样的品德做根基，二要有杜月笙这样的手腕做枝叶。根深，才能叶茂。”
老先生赞许地点了点头，但随即，他眼中的笑意又变得深邃起来，甚至带上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凝重。
“说得好。但是，小陈啊，”老先生的声音压低了，“如果天要塌下来，你的根扎得再深，叶子长得再茂盛，也可能被连根拔起，压成粉末。品德能让你走得正，手腕能让你走得顺。可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它决定了你能不能走得远，甚至，能不能活下去。”
“我再给你讲最后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讲怎么成功，不讲怎么往上爬。我给你讲一个，关于‘逃跑’的故事。”
05
小陈愣住了。
“逃跑？”他不解地问，“先生，我们不是在说怎么成大事吗？逃跑……算怎么回事？”
老先生没有直接回答，他浑浊的眼睛望着窗外，仿佛穿透了层层的时光，回到了一个更加久远、也更加动荡的年代。
“小陈，你听过一句话吗？风起于青萍之末。真正的大风暴来临之前，水面上最先泛起涟漪的，往往是那些最不起眼的浮萍。大多数人只盯着天空，看有没有乌云，却看不见脚下的变化。而能成大事的人，恰恰是那些能从一片浮萍的抖动中，预感到滔天巨浪的人。”
老先生的故事，把场景从灯红酒绿的上海滩，拉回到了三百多年前，明朝末年的扬州城。
那时的扬州，是整个江南最璀璨的明珠。盐商巨贾，文人墨客，在这里汇聚。瘦西湖上画舫如织，二十四桥上月华如水，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一种极致的繁华和靡丽之中。丝绸生意，是扬州最兴盛的行当之一。
我们故事的主角，叫范老板，姑且称他为老范。他是扬州城里一个不大不小的丝绸商人，祖上几代都做这个营生，积攒下了一份殷实的家业。
老范这个人，在同行眼里，有点特别。他既不像那些盐商一样，一掷千金，挥霍无度；也不像他的许多同行那样，精明算计，善于钻营。他为人很低调，甚至可以说有点木讷和胆小。做生意总是小心翼翼，从不赊账，也从不轻易扩大规模，就守着自己那几个老客户，赚点稳当钱。因此，很多人背地里都笑话他，说他是“老古董”、“守财奴”，没魄力，成不了大气候。
与老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另一个同行，钱老板。
钱老板是当时扬州商界的新贵，一个典型的“聪明人”。他脑子活，胆子大，尤其擅长和官府打交道。他花重金结交了漕运总督的心腹，靠着这层关系，拿下了好几笔给官家织造贡品的丝绸大订单，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短短几年，家产就翻了好几番。
钱老板春风得意，经常在各种酒宴上，当着众人的面，半开玩笑地拍着老范的肩膀说：“范老板啊，你就是太保守了！你看现在这行情，闭着眼睛都能赚钱。你守着你那几个老客户，一年到头，能发出什么大财？时代变了，得跟上啊！”
每当这时，老范总是嘿嘿地笑笑，端起酒杯，也不反驳，就那么憨厚地听着。
那几年，扬州的繁华达到了顶峰。北方的战事，什么流寇、什么建奴，对扬州人来说，就像是远在天边的故事，是酒楼里说书先生的谈资。这里依旧是歌舞升平，纸醉金迷。
可就在这片繁荣的顶点，老范开始做一些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蠢事”。
在丝绸价格最高、市场最火爆的时候，他开始悄悄地变卖自己的产业。他先是把几家位置比较偏远的铺子，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急匆匆地转手了。接着，他开始出售家里的织机，甚至连一些跟了他几十年的老师傅，他也给了丰厚的遣散费，让他们另谋高就。他只保留了城中心最核心的一家老店和几个小小的家庭作坊，勉强维持着运营。
他的这些举动，在整个扬州商圈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所有人都觉得，老范是疯了。
他的大儿子，一个同样精明能干的年轻人，急得在家里直跳脚。
“爹！您这是做什么啊？您是老糊涂了吗？”儿子冲进他的书房，满脸通红地质问，“现在整个江南的丝绸都供不应求，家家都在添人手、加织机，您倒好，反着来！我们范家百年的基业，就要被您这么败光了啊！”
面对儿子的质问，老范只是坐在太师椅上，闭着眼睛，一言不发。他既不解释，也不争辩，任凭儿子怎么说，他都像是没听见一样。
他默默地，把变卖产业换来的一箱箱银子，通过各种隐秘的渠道，一部分兑换成最方便携带的金条，藏在家里不起眼的夹墙里；另一部分，则换成粮食和药材，堆满了家里的地窖。
更让人不解的是，他还让家里的女眷和孩子们，开始学习一些简单的农活，比如怎么分辨野菜，怎么用最简单的工具生火。他还时不时地，带着全家人，到城外的乡间小路上去“散步”，一走就是一整天，美其名曰“锻炼身体”，实际上是在训练他们的脚力。
这些古怪的行为，让他在外人眼中成了一个笑柄。钱老板在酒桌上更是乐不可支：“我早就说过，老范那脑子已经跟不上趟了。我看啊，他是被我的成功给刺激到了，心智失常了！”
周围的商人们也都附和着，觉得老范这次是彻底完了。
北方的战事，消息越来越乱。有时候传来官军大捷，有时候又听说某某重镇失守。但扬州的达官贵人们依旧泰然自若，他们相信，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足以将一切战火阻隔在外。
钱老板更是把这场国难，当成了自己飞黄腾达的最好机会。他几乎把全部身家都押了进去，和官府深度绑定，承接了大量的“军需”订单，囤积了无数的布匹和粮草，幻想着等战事一结束，自己就能靠着这些物资，赚个盆满钵满，成为扬州首富。他的府邸，也扩建得比总督府还要金碧辉煌。
就这样，在一种诡异的气氛中，时间来到了公元1645年的春天。
一个寻常的清晨，天刚蒙蒙亮，老范突然把全家人都叫到了正厅。他的脸上，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严肃和凝重。
“立刻！马上！”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所有人，收拾最简单的行李，只带金银和干粮。然后，都去后院，换上我给你们准备的衣服。”
家人都愣住了。当他们看到老范准备的“衣服”时，更是惊得说不出话来。那不是绫罗绸缎，而是几套破旧不堪、打着补丁的粗布农民衣服。
他的大儿子再次激烈地反对起来：“爹！您到底要干什么？就算要出门避难，我们范家也是扬州城里有头有脸的商人，自有车马仪仗，浩浩荡荡地走！为什么要我们穿成这样，扮成逃难的叫花子？这要是传出去，我们范家的脸往哪儿搁？”
“脸？”老范的脸色铁青，他看着自己的儿子，一直以来都温和慈祥的眼睛里，第一次迸发出了骇人的怒火。他一个巴掌扇在了儿子的脸上，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打儿子。
“蠢货！”老范的声音在发抖，“再不走，就不是风光不风光、有没有脸面的问题！是活不活命的问题！”
全家人都被老范这突如其来的暴怒给镇住了，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乖乖地换上了破旧的衣服，脸上抹上锅底灰，背上简单的行囊，一个个看起来，真的和城外那些逃难来的灾民没什么两样。
老范带着一家老小，从后门溜出去，汇入了清晨出城的人流中。他们混在那些挑着担子去城外干活的农民、赶着去早市的商贩中间，低着头，快步朝着南边的城门走去。
他的儿子一路上都耷拉着脑袋，心里充满了屈辱和不解。他想不通，父亲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偏执和疯狂。
他回头望了一眼扬州城高大巍峨的城墙和城楼，心里还在幻想着，等这阵风头过去，他们再风风光光地回来。
就在他们一家人刚刚走出南城门，还没走出百步之遥时——
“咚——咚——咚——”
身后，扬州城头，突然响起了急促而混乱的钟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