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斯威奇，长期对毛主席进行研究，他得出的结论很有新意

美国学者斯威奇，长期坚持对毛主席进行系统研究，他得出的结论很有新意。他说：毛主席的所谓“错误”，对他的人民大众而言，反而是“优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对毛泽东时代的评价都集中在“低效”二字上。他们习惯用GDP的短期波动来衡量得失，认为那个时代是“停滞”甚至“崩溃”的。但这种评价体系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商业逻辑：一家初创公司在搭建基础设施时的巨额投入，在财务报表上往往显示为“亏损”，但这恰恰是未来盈利的根本。

斯威奇所谓的“错误”，在资本看来是“低效的投入”，但在人民大众和国家长远发展看来，却是最宝贵的“原始积累”。

首先，我们来看所谓的“工业化错误”。

不少人诟病那个时代“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导致老百姓生活水平提升缓慢。这确实是事实，但也是一种无奈的战略选择。

根据著名汉学家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引用的数据，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11.3%。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不仅超过了德国、日本在工业化起飞阶段的增速，更是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基础上实现的。

那个时代，中国其实是在进行一场近乎残酷的“强行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并不是没有能力生产更多的皮鞋和自行车，而是选择将有限的资源全部砸进了钢铁、石油、机械制造这些“硬骨头”里。

正是这种被西方经济学家视为“资源配置错误”的战略，让中国在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两百年才完成的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道路。

没有这个被指责为“僵化”的工业底座，后来的“世界工厂”根本无从谈起。你不可能在沙滩上盖摩天大楼，正是那个时代的“勒紧裤腰带”，才换来了后来中国制造的“腰杆硬”。

其次，是所谓的“平均主义错误”。

在很多市场派学者眼中，那个时代的“大锅饭”扼杀了效率。但斯威奇敏锐地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这种看似“低效”的分配方式，实际上是在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做过一组著名的对比：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的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左右跃升至65岁以上，而同期的印度虽然在某些年份GDP增速不错，但人均寿命却远远落后。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代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了看似“不产生GDP”的基础医疗和教育上。赤脚医生、普及初等教育、消除血吸虫病……这些在当时看来毫无经济回报的“赔本买卖”，却为中国打造了一支这颗星球上规模最大、受教育程度最高、身体素质最健康的劳动大军。

这就是斯威奇所说的“优点”。

对于资本而言，医疗和教育应当是商品；但对于人民大众，尤其是贫苦大众而言，这种“不计成本”的投入，赋予了他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改革开放后的“人口红利”，本质上就是那个时代“人力资本积累”的变现。

最后，我们不能不提“地缘政治的错误”。

很多人认为那个时代中国“自我封闭”，与世界脱轨。但事实是，所谓的“封闭”往往是被迫的封锁。而恰恰是在那种极度孤立的环境下，中国搞出了“两弹一星”。

这看似是穷兵黩武的“错误”，实则是国家生存的底线逻辑。没有这一声巨响，中国就不可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更不可能让尼克松在1972年跨越太平洋握手。那个时代的“硬对抗”，为后来的“软着陆”和对外开放打出了一个和平的空间。这难道不是对人民最大的负责吗？

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斯威奇的论断，你会发现他不仅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战略家。

他看穿了表象：毛泽东时代的很多政策，如果仅从短期利润和个人消费的角度看，也许是“错误”的，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但如果从国家主权、工业化地基和人民的长远福祉来看，这些“错误”恰恰是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最大红利。

那一代人，用他们吃过的苦、受过的累，甚至犯过的错，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垫上了最后一块沉重的基石。他们是把“错误”扛在了自己肩上，把“优点”留给了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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