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焰：一切思想皆始于诗丨天涯·“时代与阅读”小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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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与阅读”小辑

编者按

阅读参与生活，阅读重建生活。《天涯》2025年第6期“作家立场”栏目特别策划了“时代与阅读”小辑，赵焰、邵风华、阿乙、贾梦玮、周雪光等作家、学者，从充满切肤之感的阅读谈起，在他们关切时代的阅读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人工智能时代，真正体现人的感受的阅读，绝非AI数据流输入、输出所能取代。

今天，我们全文推送“时代与阅读”小辑的第一篇文章——赵焰的《一切思想皆始于诗》，以飨读者。

一切思想皆始于诗

赵焰

一

由“阳明心学”衍生出来的文字如海滩之沙，若在其中觅得几粒金子，无疑水中捞月。我在多年研究徽学和徽商的过程中，曾留意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现象：作为“东南邹鲁”与“程朱理学”重镇的徽州，在明中期“阳明心学”的传播冲突中，一直是激烈争夺的“主战场”。虽然相关史志的记载并不突出，可是在一些书籍的字里行间，还是可以看出某种端倪，比如“阳明心学”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何心隐在徽州祁门秘密传道时，就被官府捕获，之后杖毙于武昌府牢狱之中。“阳明心学”对于徽州人人格和“三观”的改变，也是很大的：明中期胡宗宪、汪道昆、汪廷讷、潘之恒等徽州籍官员和商人所展示的性情、思想和行为，都跟之前之后的徽州人有所区别，甚至大相径庭。胡宗宪身为东南七省总督，经常有放浪形骸的行为（某一次酒后甚至当众掏出自己“威武”的裆部大加炫耀）！汪道昆官为兵部侍郎，却大胆真挚，极为性情。有学者考证认为《金瓶梅》一书为汪司马暗中书写，这就让人惊世骇俗了。至于汪廷讷、潘之恒之类，既做生意，也写戏文，还做出版，行为跨界，成就非凡，境界和三观让人不能望其项背。这些人或高蹈或乖张或大胆或妄为，有性格、经历、学养、财富的因素，也应少不了“阳明心学”的影响。“徽商现象”也是如此，徽商“纵横数百年”的奇迹背后，始终激荡着一种“无所畏惧”“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这也跟潜伏游走的“阳明心学”紧密相关。对晚明社会思潮影响很大的“阳明心学”泰州学派，一度在徽州流传甚广，泰州学派领袖王艮本人的身份就是盐商。可以说，正是“阳明心学”的开放性和自由性，给徽商的崛起和发展指引了路径，为徽商的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徽州文化代表之一：徽派建筑

徽州文化的重心，在于古老的宗法制度与程朱理学的结合，带有强烈的双面性，既保守又开放，既谨慎又大胆。祖籍为徽州婺源的南宋理学家朱熹，从地位上说更像是“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五子”以“道”为自然律的思想，不仅讲“天道”，也讲“人道”：“天道”即自然律，“人道”即道德律。关于朱熹的思想，可以从他的诗《观书有感》中看出端倪：“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一首诗，写的就是悟道，觉察到自然之中有高妙的道理，然后以之为用。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朱熹对于自然律的一系列论证和判断没有问题，逻辑上基本做到自洽。问题出在由理论转为实践的过程太突然太武断，达不到深入而客观，只是“似是而非”将自然律等同于社会律，继而走上一条简单粗暴的歧路。朱熹的误区，就是运用“自然法”这个至高无上的原则，去奉迎皇权，武断地将传统儒学“仁义礼智信”的追求，毫不区分地落实到社会行为和管理之中，去限制民众的自由。以哲学史通常的分类，朱熹学说可以概括为客观唯心主义，核心是认为世界有先验性质的自然律，既然有自然律，就一定有社会律，即道德律。在朱熹看来，世界并不重要，体现神意的价值秩序才最重要，为了这个价值秩序，可以完全忽视人们的内心和自由。到了后来，宗法制度也好，程朱理学也好，全都成为了“家天下”皇权的附庸，严重限制了人的自由和创造力，理学成为“礼教”。

若是以现代眼光来看，“程朱理学”特别是朱熹理学最大的问题，在于混淆了自然法（天命）和社会律（道德），以自然法或者说天命的方式，衍生了很多纲章，以之为社会律或者说道德，将之上升到自然法的高度，却没有悟出最后为现代社会所接受和提倡的“皇在法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理念，以及自然法给予人必需的生命权、财产权、自由选择权。程朱理学，起点是对的，终点，却“走火入魔”，入了魔界，没有从形而上的思考上获取自由，反而进入了羁绊的桎梏，落脚点竟变为限制人和社会的自由。

朱元璋从元人手中夺取政权建立明朝后，对外来思想的排斥和肃清，达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朱元璋以“程朱理学”治世，这是儒家思想的第二次制度化，比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加极端：为了适应极权专制，儒家经典也必须“削足适履”，还必须改造孔孟之道中与专制极权相悖的东西，比如说孟子思想中的“民贵君轻”，是一定不允许的。朱元璋不仅下令剥夺孟子的“亚圣”地位，还下令删去《孟子》原文85条，将剩下的100多条编成《孟子节文》，列入科举法定的“四书”。之前跟“程朱理学”针锋相对的“象山心学”更成了异端，成为被打击消除的对象。

朱元璋是“挂羊头卖狗肉”：“羊头”，是程朱理学；“狗肉”，是“家天下”专制极权。怎么卖？跟科举捆绑在一起——沿用元朝的规矩，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其他的解释都是错误。这其实是另一种方式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靠号召，而是以科考结果进行控制，以学子的前程作砝码。程朱理学原本高妙的思辨性，在经过这一番折腾后，先是固化，随即僵化，最终腐朽。如此这般，可谓“化神奇为腐朽”，不仅葬送了“程朱理学”，甚至葬送了“孔孟之道”。

“阳明心学”此时兴起，更像是解构和消解，以一种内求的方式，去解构外部的森严壁垒——如果人可以从向内求获寻真理的话，那么，又何必向外部寻求呢？“阳明心学”所蕴含的人性解放、独立思考、众生平等的思想，得到了社会普遍的共鸣和呼应。也因此，“心学”一起，社会豁然开朗，知识界趋之若鹜。自此之后，“阳明心学”在起起伏伏中游走和攀升——起，是明末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对“心学”的促进和期盼；伏，是统治者觉察到“心学”暗含的危险，因此对之不断打压。嘉靖皇帝执政之时，敏感地意识到“阳明心学”中蕴含有太多的自由因素对统治者不利，开始“抑王扬朱”，将“阳明心学”定为“伪学”，进行压制。嘉靖后期，风向又转，由于内阁首辅徐阶笃信“心学”，“阳明心学”再次迅疾传播。隆庆年间，朝廷形成了尊奉“陆王心学”的徐阶、李春芳、赵贞吉一派，以及实际上信奉法家学说的高拱、张居正一派，两派经常因此相抵牾。张居正担任首辅的十年间，“阳明心学”遭重创，被视为“异端学说”，在很多地方遭遇禁止，讲坛关闭。张居正去世两年后，对其恨之入骨的万历皇帝，听从首辅申时行等人的意见，将王阳明、陈白沙、胡居仁一并从祀孔庙，成为儒家至高的“尊者”。由于朝廷的大力弘扬，晚明之际“阳明心学”再度风靡，成为普遍的社会思潮。

“阳明心学”的传播，各地书院曾起到积极的作用，徽州也是如此。王门高足王艮、钱德洪、王畿、邹守益、刘邦采、罗汝芳等，都先后来黄山脚下传播心学。湛若水亲往徽州，先后在斗山、天泉、中天等书院讲学。洪启蒙讲学于紫阳书院，谢显讲学于南都书院，李希士讲学于自己创办的兴中天书院等。此外，天都书院、还古书院、明善书院、海阳书院、富教堂、明德书院、山雾书院、东山书院、淋沥书院、石丈斋、鹿苹书院等，都积极地传播阳明心学。每次会讲，少则“听讲数百人”，多则“听讲几千人”。徽州一直是程朱理学的重镇，徽州人也相对保守，可是由于经商“实事求是”的准则，加上很多徽州人在外闯荡见过世面，对于王阳明的心学颇感亲切和共鸣。“阳明心学”通过内心的自我唤醒，缓解了“程朱理学”和宗法制度对于徽州人的束缚，让一些徽州人学会独立思考，学会运用理性的力量去判断和行事。这些，是有助于商业兴起的。虽然徽商跟中国所有的商帮一样，有着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缺乏信仰和虔诚所带来的负效应，不过徽商也有“财富向善”的社会责任，只是难以达到西方“替上帝行道”的高度。从总体上来说，“阳明心学”对于徽商的影响，相比基督教加尔文宗的提倡，很明显是潜在的、隐晦的、模糊的、孱弱的。它不可能像韦伯那样旗帜鲜明，也不可能在助力社会财富的兴起和积累之时，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徽州社会重商之风浓郁，细加分析，应有“阳明心学”的助推。值得一提的是《歙志》，这一本于明朝万历年间由歙人谢陛编纂的县志，明显体现出“阳明心学”的思想，该志打破方志编纂的因循传统，以“因事设例”原则设置《货殖传》《风土考》等新类目，体现了“心即理”，强调主体性思维。《货殖传》记载商人“以义制利”的经营伦理，将商业活动提升为道德实践，呼应了王阳明“四民异业而同道”的平等观。典型案例中商贾通过“良知”建立信誉体系，正是心学“知行合一”在商业领域的具象化。作为一本志书，《歙志》还颇具个性和风格，时常记录一些文人雅事，比如汪道昆等人在西溪南“高士园”品茶谈诗的情景等。谢陛早年“嗜学于书，无所不覩，而尤淹于史”。为诸生时，人称其“可方惠(柳下惠)、连(鲁仲连)也”。之后，谢陛应京兆试，数不利，遂弃举业，专攻古文；喜出游，喜参加诗社活动。晚年的谢陛更有意思，曾组织七十岁以上的老者成立了“稀社”，常以诗、酒、茶自娱。刊行之前，谢陛还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一起拜天，以为所志为“天知地知”。

二

很多时候，了解事物的背景，比了解事物本身更为重要。若想对理学和心学更深入地理解，还可以进行“再追溯”：汉朝时，经汉武帝和董仲舒联手，完成了“儒家之学”与“帝王之术”的结合，儒家学术变得一家独大。不过自东汉末年开始，孔孟之道再度分崩离析。唐朝统一中国后，一直试图融合“儒释道”，以之对天下进行治理。到了唐朝末年，儒家的学说已很难承载千变万化的社会形势，形势逼迫儒学必须更新和改革。五代后期以及两宋时期，理学蓬勃，巨擘迭出，以“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为代表的“理学”即“新儒学”崛起，理学在融合佛道，尤其是佛学思想观念后，在体系上有新突破，格局和气象更大。宋朝建立之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朝廷以儒家思想治国，科举兴旺。人们都渴望以科举入仕，天下英才，争相“入瓮”，希望为朝廷所用。具有强烈理想主义情怀的理学家们，以为士大夫应葆有与天地相齐的热忱境界，不应满足于器用，也不应庸俗化和琐屑化，而是应不懈追求真理。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虽然“横渠四句”舍我其谁，口气不是一般的大，却可以视为肺腑之言，情境饱满，诚恳真挚，至于后来变成大话空话，沾染荤腥油腻，又是另外一回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忧”，也是这种背景下的抒怀。

南宋末年，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与以陆象山为代表的心学，虽同属儒家，可是在对宇宙本原的认识和治学的方法与途径上，存在很大差异。一生都在讲学中度过的陆象山，提出了“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心学理念，将佛学的“心物一元”的概念，转化形成自己的观点，有极强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相对于陆象山，朱熹的学说明显具有“客观唯心主义”色彩，认为宇宙的本原是“理”，“理”是客观存在的，是一切事物的支配者；为学之道，做事之道，应是“格物致知”，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极。朱熹一针见血地批驳陆象山：本是禅学，欲以吾儒说话遮掩。朱熹继而将自然律引申到社会律，以为世界既然有自然律，也应有社会律；自己信心满满，以为掌握着社会律的“最终解释权”，自以为“顶天立地”，成为真理的“代言人”。

“妄人”与“妄人”之间，曾有著名的“鹅池之会”，双方组成了庞大的阵容，面对面进行长时间的辩论。朱熹坚持的仍是“存天理，灭人欲”，以为宇宙本身就是至善和智慧的象征，强调的是客观的自然律和社会律，忽视人本身，以及人相应的自由和解放。陆象山则以为“心”是宇宙的本原，“心即理也”，“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主张“发明本心”，心明则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不必多读书，也不必忙于考察外界事物，去此心之蔽，就可以通晓事理。双方相辩，鸡同鸭讲，不欢而散。朱熹讥讽陆象山学说为“禅学”，陆象山则讽刺朱熹学说为“支离”，双方还赋诗互相指责。各自的门人子弟，也势同水火。这明显是意气用事了，若心平气和，便可以察觉到一种理论的“阴阳之道”——双方的理论根基，其实是相连的，只是阐述的角度不一罢了。元时理学大学者郑玉就认为：朱熹和陆象山之间是有着一系列共同点的，只是各有侧重罢了；差异其实是殊途同归，流弊在于后学末流。这一种说法，超越文字桎梏，切入事理核心。

“阳明心学”之前，明朝社会的主流意识是“程朱理学”或者称为“朱熹理学”。当“程朱理学”慢慢演变成极端，无原则地倒向统治者时，无论对人，对于人道和社会，都是一种戕害。儒家学术，自此进入无趣、乏味和凶猛的阶段。明朝中期之前，社会黑暗窒息，人们遵循的都是外部的规矩和教条，理学变成“礼教”，传统的“君子之道”，在“礼教”的背景下，慢慢演变为假道学。一直到明朝王阳明的出现，黑暗之深处方有闪亮，灵魂否极泰来，社会思潮出现反转，人开始为自己争自由。王阳明重塑了人心，重塑了人的自我完善，儒家的“君子之道”也被赋予新的内容和形式，重新焕发了活力。

王阳明出身官宦世家，原名王云，据说开智很迟，说话也很迟，可是到了十一岁时就能与客人作诗对答，成了一个“神童”。二十七岁时殿试高中进士，少年得志，鹏程万里。在此之后，王阳明却陷入迷茫，对仕途和功名失去渴望，觉得传统儒家学说浅薄且教条，难以寻觅到诸多根本问题的解决和超越之道，转而向道家、佛教寻求思想滋养。王阳明早期的思想十分散乱，遍访全国名山大川，先后坠入任侠、骑射、辞章、神仙、佛氏“五溺”。王阳明曾在迎亲途中，跑到道观与道士通宵畅谈；一度想辞官出世，在会稽山阳明洞中修炼导引之术；又去九华等地参禅拜佛，试图寻觅解脱。王阳明还曾顺着朱熹的思想和提倡亦步亦趋，学格物致知，连续七日“穷格”官署里的竹子，不想“劳思致疾”，差点吐血。一直到被贬贵州大山之中，远离繁华和喧嚣，独自面对生死，王阳明这才绝处逢生，将所学所思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便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阳明先生小像》现藏上海博物馆，隆庆元年（1567），蔡世新 绘

王阳明“龙场悟道”，到底悟出了什么？佛家有修证的方式，理学有参禅证悟的路径，基督教也有神秘的行为超越常理，这些，都是非“过来人”不能语也不能理解的。有人以现代医学角度以为，王阳明在那段时间遭遇了生与死的根本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障碍。于贵州龙场之时，自我治愈，自我圆融，自我觉悟，走出了精神的“黑洞”。这看法有一定道理，人的内心一直存在着晦暗混沌的部分，就像外部世界的黑夜一样，若勇敢面对，冶炼出智慧，是可以走出低谷和黑暗的。智慧总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形而上的智慧，是人以自己的直觉和诚意，大胆地揣度世界的秘密，继而形成包括数和理在内的一系列认识。在很多时候，它是无是无非无功利的。另一种，是生存或者生活的智慧，是以自己的行动和三观的调整，来适应这个世界；或者在逼仄的争斗中，力求占据主动和自恰。就道家本身来说，老子属于第一种，庄子属于第二种。古希腊智慧，更偏生于第一种；中国智慧，则偏向于第二种。以我所见，“阳明心学”的主题为二元结构，它有高蹈神秘的部分，轻扬向上为“神性”，灵明不昧，昭然明觉；低行的部分，是形而下的行为要求：温和节制，清静无为，摒弃私欲。“阳明心学”中，也有神秘之处跟佛教禅宗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是加法，而是减法；不是正面，而是侧面；不是通过肯定来说明，而是以不断否定来论证——不是告诉你“良知”是什么，而是不断告诉你“良知”不是什么。不断否定谬误的过程，就是正面肯定真理的过程。如此这般，“良知”开始变得清晰，慢慢水落石出，随后云开日出，一切瓜熟蒂落。人们在学习和内省的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触及真理、面对真理、按真理行事。

“阳明心学”是对朱熹理学和象山心学的调和，与陆象山更接近，也取了朱熹的“格物致知”概念，主要思想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心即理；二是知行合一；三是致良知。王阳明和陆象山都讲“心即理”，可是二者是有区别的：陆象山的“心即理”来自佛学的“心物一元”，即以为外部世事与个人的内心，是一个东西，“心”不在了，外部世界便不在了。也因此，“心”是万物的主宰，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王阳明的“心即理”呢，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是以为自己的良知，跟外部的天理是一致的。天理在心，心即是良知，随处体认即是学问。也因此，每个人都具备圣人的资质。可以看出的是，陆象山的“心即理”，更像是认识论，而王阳明的“心即理”更像是实践的方式。王阳明还以自己的方式来解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以为此话并不错，就是要保持灵明不昧的本心，去除包裹在心上的私心杂念，当本心变得明澈之时，良知就出来了。

第二个层次，是“知行合一”。人的天性中，“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些，都是人的本心，也可谓道心。至于“知行合一”，不是一种认知，也不是一种要求，而是一种境界，如同孔子所云：随心所逾，不逾矩。规则之下的自由，有着共同性，不影响他人，方是真正的自由。王阳明以为，如果不能“得君行道”，就要坚持你的善良，完善你的道德，把它体现在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中，让“道”成为一种自觉行动，如《大学》云：“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如果还需要深入思考，反而不是本心了。“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一方面弘法，收了很多弟子，论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另一方面，开始建功立业，他带兵平定了江西、西南边境匪徒的造反，也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王阳明以自己的“三立”（立功立德立言），实践了自己“内圣外王”的追求。

第三个层次，就是“致良知”。也可以大胆认为，“良知”就是隐藏在人内心深处的“神性”，可以解释为“心之天理”，或者“天命之性”。所谓“致良知”，就是人必须越过愚蠢的教育，设法与自己的内心深处的“神性”，也就是生命的意志相连接。“致”，表面意思是到达，也可以说是超越，它其实是指出一条路径，想越过道德的束缚，也越过人欲的愚昧和愚蠢，直接跟内心中的“天意”对接。“致良知”，有承载“天命”之意思，有强烈的宗教性。在王阳明看来，往昔的“圣人之学”，往往是将一个外部的思想强塞入人们的脑子里，如果没有形成激活，是没有什么用的。人应该主动作为，以内省的方式，将光束打入自己的内心，点燃心灵深处的光，去指引自己前行。

“良知”这一个概念，很复杂，也很简单；很好表述，也不好表述。有一个故事：王阳明的弟子半夜捉到一个小偷，便对小偷讲良知。小偷笑了，问：良知在哪里？弟子让小偷脱掉外衣，又让他脱掉上衣，小偷照办。最后只剩下短裤，小偷死活不脱了。弟子笑道：这便是你的良知。小偷为什么不肯脱掉裤子？可以认为是本能，属于先验性的道德羞耻感。人的身体中，是有很多本能的，本能从何处来，王阳明以为来自“神”。它被安排在那里，像沉睡的宝石，人学会找到它发现它，就可以直接跟“神”对接了……这个找“神”的过程，就是觉醒的过程。王阳明不敢公开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只能提出“致良知”概念进行解构。

王阳明的“致良知”，实际上是以中国话语系统来解释内心的迷茫和困惑，进而强调内心的自由。王阳明是“自神”的，看看《传习录》就可以知道。《传习录》中如此记载：

先生曰：“你看这个天地中间，什么是天地的心？”

对曰：“尝闻人是天地的心。”

曰：“人又什么教做心？”

对曰：“只是一个灵明。”

曰：“可知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人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又问：“天地、鬼神、万物，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俱无了？”

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鬼神、万物尚在何处？”

“阳明学说”冉冉升起，像悬于夜空的一轮明月，让人们看到了别样的世界。外部的浩瀚、广阔和幽深，对于人类自身的狭隘，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此同时，“致知良”带有很强的“蛊惑性”：它看起来很“酷”的，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孤芳自溢。它甫一出现，让人趋之若鹜。真正的启蒙，不是把什么思想塞进他们的脑子，而是轻声呼唤，告知真相让其觉悟。只有内部的觉悟，才能让一个人真正地醒过来。那些不想醒悟的人，是无法唤醒的。

三

虽然王阳明不似“北宋五子”、朱熹和陆象山那样，最终成为一个“妄人”，不过他的底蕴也不是一般的足，口气也不是一般的大，就像一个自矜的神秘主义者。“自神”的人，是很容易有魔性的，很容易将自己当作宇宙的中心，会不知不觉将自己“代入”。这也难怪，能深入到“良知”层次的人，肯定有着过人之处，更何况“良知”并不是用来理解的，而是用来感受的。只是王阳明的“妄”，更多表现为使命、情怀和境界，并不妄自尊大，将自己作为世界的主宰。“阳明心学”的大胆之处在于：它不是采取信仰的方式去接近真理，而是采取“自证”的方式去接近和达到真理——“神”不存在于外部，只存在于心中。如此方式，突出了主体精神，把道德他律转变为道德自律。它还原了道德的本质：道德本应是自己约束，而不能作为捆绑他人的绳索。这一提倡是方向性的。自孔孟之后，中国主流文化就似乎一直南辕北辙，王阳明觉察到了弊端，开始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致良知”，有“知”有“行”，它更像是在悟出了“空”的真谛，以及宇宙之“理”后，不再寄希望于他人，而是依托自身，发掘真理，直接介入社会改造。这一条路，当年孔子走过，发现了“仁”，意识到“仁”是根本，只是没有进一步深入。孟子也感觉到了，以为得到“人皆可以成为尧舜”，路径是修炼“浩然之气”。此番王阳明更深入地进入，发现了“良知”，也觉察到了“致良知”本身的意义。以王阳明来看，“致良知”之道有外也有内，以儒家视角进行“内外兼修”，结果是实现“内圣外王”——这也是佛家立地成佛的“通俗版”。

王阳明的“妄”，与诸多前辈有着明显的差别：张载、二程是自以为可为“天地立心立命”而“妄”，陆象山是悟彻到了“心即理”而“妄”，朱熹是自以为是天地宇宙的代言人而“妄”。这些人追求真理的本心足够真挚和赤诚，只是他们的做法，一直怀有“文人气”——好像非口气不大气息不强，就不足以鲲鹏展翅，不足以表明自己的志向、情怀和境界似的。如此做法，实是中国文人不甘平庸又非理性的习惯和传统，志向广远和狂妄自大，经常是毫厘之间。王阳明的想法，似乎更内在也更坚韧——他倒是不如前辈们大胆张狂，而是力求将自己的倡导，限制在知识学理和人生哲学的范畴之内，对宗教和伦理小心翼翼，不敢僭越。其中原因，还是有敬畏——人有敬畏，有敬畏之心，“妄”就会被压下来，就会归于智慧，就会归于日常。

王阳明说“人本与天地一般大，只是自小耳”，这一句话，来源于陆象山的思想，意指人本身，就是一个世界，与佛教“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同理。化繁为简的说法是：王阳明认识到之前的错误，即通过外物去寻求天理的方式是不对的，“天下之物本无可格”，应该反过来，“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圣人之道不应向外在事理求之，而是向内在求之，“心即理也”。大道相通，以数学的方式作类推，两个反向的点最后在圆的尽头交汇，内心和外物，最终融为一体，成为“一”。它的路径，直指自由，直指藏在内心之中的佛性、心性、本性、本心、真如、真我、般若等。

王阳明所悟，具有宗教性。他就像是一个真正的“圣贤”，鞭策和引导人们穿过生命深处的寂静山谷。在中国文化的语境当中，似乎更推崇和习惯于一种“诗言志——形而上学启示——神秘主义”的传统，它可以导出使命和情致。王阳明也是这样，他不借助某种客观性保障，不借助某种社会架构的道路来寻觅真理，也不善于以逻辑的概念、定义、推理、归纳等方式去加以推断和阐释，而是以“贩夫走卒皆可成圣”来增强人们的信心。王阳明也不敢说是“神示”，只能模糊地传递这一结果，转而以内心深处的沉静来感受某种清晰，这使得“致良知”的说法更有一种“隐藏的诗性”，它更像是深刻的洞察和凝视，是灵魂的神态，而不是欲望的表情。王阳明也没有终身托付，而是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是自以为真理在手，随意地解释永恒，只是让人们意识到一种方向。号召方式也趋向于“中庸”，不是以对组织、典籍、经书、戒律的绝对服从为旨意，而是力求个体的内心感受到“神”，继而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这种方式，似乎是文化性的传道，而不是宗教性的布道；不极端，不偏激，进可进、退可退……反正，围绕“良知”体验和表达的一切，形成了“阳明心学”。至于真实的“致良知”含义，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这样解释：“致良知者，学问之功也……天理在心，心即良知，随处体认，即是学问。”王阳明思想的原点，就是以为外部的“道德律”和内心的“道德律”，其实是一个东西，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深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去加以寻觅，以之为指引走自己的路。就像苏格拉底一再呼唤的内心的“灵祇”，不囿于人格，以此指向更高的层次。王阳明在内心中，把这个客观的道德律也找到了，这就是主客观唯心主义的结合。

一种学说诞生的缘由，总是有意无意以另一种学说为靶子：先是与敌同眠，随后破茧而出，化蛹为蛾。就像佛教当年的诞生，就是为了解构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有严格的等级制，佛教提倡“众生平等”，去破这个局。存在主义也是，它产生于严酷的法西斯国家主义环境中，法西斯主义是病毒，存在主义就是人身体中维护安全产生的抗体。在王阳明看来，人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相生、相依、相克、相悖的，人认识世界是有规律和步骤的：发现世界有“道”，感觉道，捕捉道，是第一层次；将“道”落在人间，遵循道，用以指导世界，是第二层次；超越“道”，不固守，不迷信，灵活加以运用，且不偏离，是第三层次。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号召人们从礼教严酷的环境中破茧而出——礼教让人窒息，让人失去人性和自我，必须拨乱反正，越过它，找到内心的人性，听到自我的呼唤。从本质上看，“阳明心学”更像是以学术通孔表现出来的人生主张，它涵盖政治和道德，又具有明心见性的形而上意义。既拥有更宽阔的空间和弹性，也拥有更本质、更智慧的手段。它别出心裁地捅开了明朝铁笼般的禁锢，打了透光的通孔，让暗流涌动的社会思潮意识到人可以有随风起舞的松弛和自由。“致良知”潜在意思是：人生一世若能自我完善，外部的严苛礼教，就失去了意义和依托；既然“修身”就可以“平天下”，又何必非得走“齐家治国”的艰苦之路。以此来看，“致良知”更像是一种呼唤，一种大声的呐喊，一种对于自由的渴望。它具有“金手指”意义，有画龙点睛、化繁为简、拨乱反正的作用，目的是在高度禁锢的状况下，去呼唤人巩固内心本来的至善，去消解和抵抗外部的羁绊。

“阳明心学”说起来晦涩玄奥，可是亦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有化繁为简的路径和方法深入其内核——人不必依赖于外部的条条框框，受各种各样的限制，只要依赖于自己的“良知”，就可以引导和规范自己的行为。通过不断地向内心深处精进，就会发掘良知做到觉醒，独善其身，自由自在。也可以这样认为，王阳明的“良知”，代表着至真、至美、至善的最高价值：良知即天理，天理即良知。这一个直接到达良知的路径，省略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很多过程，也省略了佛学一点一滴的渐悟，直接明心见性。“阳明心学”的大胆之处还在于：它不仅是对儒家学说的偏离，还走了佛老的捷径。只是与佛陀相比，王阳明少的是悲悯视角下的无力感和无奈感，他似乎一直有着儒家的韧劲和信心，竭力指明某种方向和路径，确切地去告诉你该怎么走。

明建阳刻本《文公家礼》中的《白鹿洞讲学》图

“心学”的出现，客观上与朱熹理学构成“一阴一阳”：朱熹理学，是想以“非人格神”的方式，建立中国人的信仰世界。朱熹的“理”，是信仰光源，也是朱子学说的“彼岸”。“阳明心学”的出现，是另辟蹊径的解构，让人们意识到另外的内部通道，发现了一条更方便更直接也更隐秘的道路。不要以为二者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目标上有什么不同，差别只是实现的路径：朱熹是“由外入内”，从外在世界的客观法则去认识天理；王阳明是“由内入外”，从内在的道德良知中去发现天理。王阳明看出了朱熹的问题所在——朱熹自诩掌握的是自然律与社会律，可是谁能证明呢？如果硬要强加一些规则和关系为自然律的话，无疑独断专行，害人不浅。王阳明改变了自己求学问的方式，不再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强调一些概念，而是力求在“正心诚意”之前，再加入格物致知的成分——若没有格物致知的成分，便很难正心诚意，若心不正，理便不正。若心与理正了，便可以“修齐治平”。这样，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为路径，就可以“内外兼修”，达到人的终极理想：内圣外王。

与真理在身体之外、遥不可及的朱熹相比，王阳明通往“彼岸”的路径和方式清晰可见，以“致良知”为路径达成的目标自恰圆满。朱熹的彼岸远在天边，王阳明的彼岸即在心头。朱熹之弊在于：中国人很难理解“非人格之神”，故难以找到通向彼岸的方法与道路，以“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理解，是找不到“天理”，又灭了“人欲”，对人的戕害很大，社会也因此变得停滞腐朽。“阳明心学”避免了这些，它看起来更简洁、更迅捷、更方便、更随意——心即为窗，何必开窗？心即为舟，何必借舟？心即是理，何必格物求“理”？以王阳明的思考，“致良知”就是开拓内心中的神性，以神性觉察世界，获得独立意志，学会独立思考，从而杜绝愚蠢和愚昧。愚昧和愚蠢，其实是从周边的环境和习惯中来，是对无所不在的权力和道德的崇拜。王阳明对礼教的觉察，应是自觉的；对权力的觉察，应是不自觉的。王阳明的“致良知”，与佛学、基督教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以阳明所云：良知，即是佛家所说“悲悯之心”、儒家所说“恻隐之心”、道家所说“道心”；它们都不是由外部注入的，而是通过挖掘内心获得的。它本来就在那里，只是被遮掩和蒙蔽了，人完全可以拭去灰尘去找到它。“致良知”的提倡，其实是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打通，它就像带着翅膀的箭矢一般，射入的是生命意识与智慧本质。

即使是最清晰的思想，在表达中，也容易变得晦涩难懂。王阳明在传播自己的主张和学术时，同样遭遇到这一难题。由于中国传统民众理解力的薄弱以及感受力的狭隘，自然很难分辨“人格神”与“非人格神”的区别，这使得“阳明心学”在传播中，很容易坠入迷信的泥淖，多数人获取的，不是灵魂的启迪，而是一些碎片。佛学在此之前的对策，是在传播过程中制造了很多人物和故事，以“降维”的方式，通过故事、传说和类比来力推。王阳明也遭遇这样的难题，他的弟子徐爱后来将王阳明的对谈、回信和论述整理成《传习录》，从这一本书中可以看出，尽管王阳明念兹在兹、苦口婆心，可仍无法用知识的有限、语言的有限去解释无限，最终的结果是越辩越浊。哲学一直面临自身所携的问题，一如维特根斯坦所言：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

任何学说和思想，“始作俑者”虽然举着大旗，不过一定是单薄、片面、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它需要的是后来者的不断补充，使得学说思想变得丰满和强大。若少了这样的过程，学说思想往往会顾头不顾尾，不堪一击。王阳明觉知到了一个“大模糊”，完成自证。王阳明之后，诸多弟子和学派，会不由自主遭遇此类难题和悖论：自己所觉所感所思所述，与王阳明是一致吗？谁都心里不敢承认，谁也不服谁，很多人都是自说自话，天女散花。以此来观察“阳明心学”，便会发现，虽然王阳明拥趸众多，可在他的理论基础之上，却少有真正的开拓、修正、补充的继学者。无论是泰州学派的王艮，还是浙中学派的王畿，以及钱德洪、聂豹、罗洪先等，虽然竭尽全力，可是在学术上仍是莫衷一是，不仅没有达到思想的拓展，也难以对现世形成关怀。越到后期，越见空疏，流于虚玄，似狂禅末流，放诞而无拘束。

不管怎么说，“致良知”是在最晦暗的形而上主题上的最清晰表达，它像是清晨的第一抹阳光，像春天的第一朵鲜花的绽放。这是王阳明的誓言，也是他的心声——心灵深处，就是至善，带有神性。“心”的秘密，就是世界的本质，你只要连接它，明白它，你就拥有了真理。

四

可以这样理解王阳明：这是一个曾经幽闭在黑暗山洞里的人，觉醒后的王阳明对黑暗中的众人说：外面有“光”，光明所在，万物生长。人们困惑地问：“光”是什么？王阳明犹豫地回答：“光”是……对没有见过光的人，怎么解释“光”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凿出一个洞，让光渗入，让人们感受。王阳明开始磨砺一支石锥，悄然凿出一个小孔，一丝光渗了进来。人们惊喜地看到了光，却依旧不理解不明白，更无法借助光去看到外部世界。

“阳明心学”对晚明社会的影响，一直是一篇大文章。现在有观点认为，晚明时代的中国，尤其是江南地区，堪称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这一局面的形成，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阳明心学”的点化和推进，也跟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带来的“西风”有关。晚明现象，像中国文化的一抹余晖，漂亮而短暂。从万历年开始，到清朝平定“三藩之乱”结束，一共有七十年左右。在这一段时间里，明朝早期严苛环境不再，社会控制相对松弛，传统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冲击得七零八落。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和开放，“海禁”的解除和松动，让东南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活力。社会生活“由俭入奢”，闲情逸致，锦衣玉石之风气弥漫，社会甚至坠入奢靡淫纵之中。男女之情与性成为民间文学的主流，狎妓变成自由的风尚。晚明大量涌现了包括“四大奇书”，以及冯梦龙、凌濛初等人编撰的市井小说在内的通俗文学作品。《金瓶梅》出版于明万历年间，主角破天荒的竟然是商人，既热爱生活、追求自由，也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吴承恩《西游记》中孙悟空这一人物形象，也经常被暗喻“阳明心学”——小说中到处都能见到“心”：第一回孙悟空寻访菩提祖师住处“灵台方寸山”时，李贽就批注指出：“灵台方寸，心也。”“一部《西游》，此是宗旨。”在“斜月三星洞”后，李贽又批道：“斜月象一勾，三星象三点，也是心。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

绣像本《金瓶梅》插图

晚明重视“性灵”——各个阶层开始狂放奇肆，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显著增强。跟魏晋和五代宋初不一样的是，晚明的士大夫和读书人很自然地从空谈性理转化到热爱生活、沉耽享乐，以风流倜傥、风骨气韵和温柔隽永为生命追求，以钟鼎、古玩、书籍、园林、花木、茶酒、琴棋书画、笔墨纸砚追求“生活艺术化”。人们饮酒、喝茶、焚香，把感官磨砺得敏感而纤细，风花雪月，沉湎享受；做一个闲官，结党交朋，悠然行游；写几篇闲适小品，寄情山水，闲情雅集。

晚明有追求自由的普遍愿望。《水浒传》虽形成于元末明初，可是真正传播开来，却是晚明之时。《水浒传》叙述了一个关于自由江湖的故事，虽然有招安归顺的“光明尾巴”，可是让人血脉偾张的，却是一群追求自由、落拓不羁、粗鲁豪爽的梁山好汉形象。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之所以大受欢迎，不是抑儒扬佛，而是挑战“礼教”，歌咏男女之间的爱情，舒张人性的解放。

晚明的学术思想，也有惊世骇俗的变化。朱熹给“四书”“五经”设定的桎梏遭遇挑战，袁了凡用禅宗和道家的学说论述《论语》和《孟子》很有进攻性，张岱用禅宗顿悟的思想来写《四书遇》《论语小参》也很大胆。晚明时期，还出现一大堆模仿《论衡》《世说新语》之类的书，张扬自由，彰显尖锐。只是与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相比，晚明人少了压抑、狂狷和悲愤，多的是自在、自由和惬意。明儒跟宋儒也不一样：宋儒高蹈豪迈，热衷于形而上思考，热衷于对“道”的终极探究，胆大而妄为；明儒呢，以为道不在远，也不在高，不喜圣贤，也不想有使命，格外重视感官享乐，喜欢自由自在甚至活色生香的生活。

晚明有无数自由而趣味的灵魂：张苍水、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钱谦益、文震亨、汤显祖、张岱、屠隆、郑若庸、梁辰鱼、张凤翼、王世贞、陆采、汪廷讷、冒襄、李渔、尤侗、吴梅村、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这些人超越了“修齐治平”古典价值标准，有现代知识分子的雏形，有独立性、思考性、自由性。晚明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特立独行的知识人？是社会“三观”本身的改变。当文化人遇见晚明，如孙猴子去了花果山，开始了一段花团锦簇的生活，妖孽自成，随心所欲，明心见性。每一个人都通体透亮，都开始有意无意演绎出一连串色彩斑斓的传奇故事。

晚明不仅有“奇男儿”，还有无数“奇女子”——受时代影响，晚明连妓女都脱离前辈粉融香腻、豪华奢靡的艳俗风气，尽显个性，清幽雅致，淡丽精洁。她们或俏丽活泼，或洒脱不羁，或幽静如潭，或温润如玉，或高贵尊严。董小宛、李香君、顾媚、柳如是、陈圆圆、寇白门、王月、葛嫩、马湘兰等，就是一个又一个佳话。

晚明的“一抹亮色”从何处来？最根本的，还是“阳明心学”。受之影响，一批学者认识到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泰州学派的王艮等人将日常生活本身放大为天理，以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李贽则提出了他的“童心说”，以为很多人丧失了“童心”，人成了“假人”，言成了“假言”，事成了“假事”，文成了“假文”。李贽提倡“童心”，表达对文化约束人格的不满。他不仅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还主张男女平等，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程朱理学”的背景下，是不关注人生活的，晚明之时，由于“阳明心学”的传播和弘扬，日常生活开始受到重视，人的自然本性和欲望慢慢得到尊重。

李贽是回族人，经历比较独特，自小生长在东南沿海海外贸易的基地泉州，七世祖曾从海外娶了一波斯女子而归。据说李贽年轻之时，曾随叔父乘船出海，这一段经历对李贽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是潜在且巨大的。那一种全方面的刺激和感受，可能比书本的影响更有力量。李贽自小熟读“四书”“五经”，却不信孔孟朱子；身为朝廷四品官员，却出家当了和尚；进了佛堂，又不认祖师，还大块吃肉；精通老庄学说，却不信神仙道教……他广收门徒，即使女子也不避讳，还亲往女徒家授课，被认为大逆不道。李贽看起来很怪，思想怪诞，行为更乖戾，可是在本质上一点也不怪，他应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是具有宗教情怀的觉悟者，带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罢了。

李贽的思想来源何处？一方面有“致良知”的启发，对接思想的“原点”，有自由开放和平等的因素。另外一个来源，应该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他的思想和主张如此大胆怪诞，肯定为时代所不容。被囚入狱后，侍者为他剃头，侍者疏忽之际，李贽用剃刀割开了自己咽喉。之后留下了一段对话——侍者问：和尚痛否？李贽喉管向外汩汩地冒着血，以手指蘸血，书写作答：不痛。问：和尚何自割？同样写：七十老翁何所求！袁中郎记载，李贽自刎后两天，始得死去。

李贽的思想，步王阳明后尘，似乎带有某种“现代性”，有强烈的自由、自尊、开放和平等成分，比王阳明更深入更清晰。王阳明尚属于传统文人，强调功名和个人的提升；李贽则可以称为知识分子，更注重于社会改造和价值观的改造，思想系统已突破传统“儒释道”。现代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基本特征是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基本要求是思维上的理性主义、方法上的科学主义、目标上的人文主义，以及怀疑、自由、选择的要求。传统文人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传统文人受限于专业和经历，少有融会贯通的知识体系，多是主观的、自私的、封闭的、多变的，不自觉为功名所累，总想为统治者所用。待价而沽的多，专一求道的少。现代知识分子对于人文常识，有着宗教性的捍卫，有批评政府、改造社会的责任和胆量，也有反思和完善的习惯。

也不能完全扩大王阳明思想的作用，人本身就有迫切要自由要富庶的愿望，思想和主义，只是某种与之吻合的提倡罢了。晚明社会的自由性，可视为人类意识的“瓜熟蒂落”，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只是让人沮丧的是，清取代明之后，重启闭关锁国，在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上又走回头路。思想意识形态上，是以传统经学和朴学的重峦叠嶂来阻挠思想和学术的探索，扼杀了自晚明以来一脉相承的学说现代性苗头，更谈不上继续自晚明开始的思想哲学文化建构。“阳明心学”也束之高阁，变得枯干而疏离，早已失去了之前的一往情深。

五

人类的第一流思想，既像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马勒的音乐一样稀有和珍贵，也如古典音乐般内藏隐约的宇宙秩序，让人不自觉地心神合一。“致良知”也是如此，它就像思想点燃诗意的火花，照亮着彼时的黑暗。从精神质地的角度来说，它并不专属于某个国某个人，很多人都有或多或少的觉察，继而形成异曲同工之妙悟。王阳明的“致良知”，就像傍晚的夕阳，是在最晦暗的主题上倾吐出的最清晰的歌声。它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着汹涌的源头。它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古时创立的“天命”传统及“天人合一”的理念，以及《尚书》阐述的“洪范九畴”，中心意思是人与神必须连接，要按照神的旨意设计政治的准则。此外，禅宗和理学，也是“阳明心学”的来源成分。至于更大胆的溯源，是以为“致良知”本身就是孔子提倡的“仁”。“仁”是什么？本义是果核，意指人身体中深埋的种子。孔子虽然竭力倡导“仁”，可是对于“仁”的诠释一直隐晦间接，诸如“仁者爱人”等。这样的回答只是引申义，不是本义。一直以来，中国文化的诸多概念纷繁复杂，此中原因，还是定义本身需要简单直接、逻辑清晰，传统文化的诗性思维显然不习惯如此。

真正的智慧，整体的清澈是前提，局部的清晰是必须。以“阳明心学”来看，陆象山和朱熹都有偏颇，故需要调和和融合。王阳明的和合，是深入自己的内心，从内在的道德良知中去发现天理，去推广天理。这种方式，重在确立的是路径，找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寻找和探索的过程，以及过程中对内心的反观。佛教的终极寻求，是找到了“空”，将生命的虚无感化为悲悯情怀，求佛的过程，就是冶炼内心，比寻找到结果更重要。“致良知”也是一样，最后的结果不确定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拥有“二律背反”的作用，既能相辅相成，还能激发强大的张力，以自我主宰的意识体会到真善一体的快乐，并且满足于在此基础上的自尊、自信、自强和自由。

壁画《雅典学院》，意大利画家拉斐尔·桑西创作于1510年至1511年

深入地理解“阳明心学”，还有一个路径，那就是将“阳明心学”与世界文明中的类似主张放在一起。人类既然同处一个世界，有共同的来源和相同的生理结构，意识和思想的进步或倒退，就必定存在共同的规律和阶段。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家就以为理性有着先验性，它更像是“上帝的思维”，也是人类所专有的，动物有意识，却没有理性。苏格拉底就认为，知识不是他传授给学生的，他所做的，无非就是把学生心中的真知唤醒并挖掘出来，就像“接生婆”一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经提及“洞穴寓言”：从小就被禁锢在黑暗中的奴隶，有一天终于走出洞穴，看到了太阳，这才知道洞穴中的一切只是虚象，阳光照耀下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古罗马的西塞罗坚决反对“神人同形同性”论，只是将理性视为人与神之间的共性。他说：“人和神中间存在的是一种正确的共同理性，因为法律即理性，因此应该认为，我们人在法律方面与神明共有。”黑格尔也有类似的说法：“知识不是从学习得来，而只是对于已经存在于心灵内、灵魂内的东西的一种回忆。”黑格尔的说法，更有先验成分，在他看来，一切都是“绝对精神”的结果。至于康德，也明确地以为真理是先验的，它是思考的开端，也让思考成为可能的条件。

虽然王阳明的“致良知”，与康德所说“所谓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内心主宰”同理，可是就对自然律的认识和崇尚而言，朱熹的哲学似乎跟康德更为接近，只是在层次和深刻性上有欠缺。与王阳明思想更为接近的，似乎是同时代欧洲新教改革的发起者马丁·路德。路德和王阳明是同代人：路德生于1483年11月10日，王阳明生于1472年10月31日，比路德年长十一岁。路德也讲“良知”，德文是gewissen，英文是conscience。1517年，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谴责罗马教皇的赎罪券制度，公开利用神权抢夺民间财富。教皇利奥十世发出通谕，要求路德收回书籍和言论。路德坚决加以拒绝并公开烧毁教皇诏书。教皇将路德革除教籍，要求对路德进行审判。路德公开声明如下：“我既不能信任教会，也不能信任任何宗教会议，因为众所周知他们常常犯错并自相矛盾，我被我所引用的《圣经》所约束，我的良知被上帝的话语所俘获，我不能也不会收回任何言论，因为违背良知是既不安全也不正确的。我站立于此，我别无选择。愿上帝帮助我。阿门！”路德面对教皇和皇权，坚持信仰，宁死不屈，其中的原因，是手上的《圣经》——路德以为一书在手，完全可以通过内心的“良知”，完成与上帝的连接。

马丁·路德的“良知”与王阳明的“良知”，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路德的“良知”是《圣经》文字所定义的，书中写得明明白白；王阳明的“良知”呢，来自内心的觉醒和升华，虽然《传习录》中有阐述，却不够清晰，经常云里雾里。至于之后的传播，更是存在流变，变得难以把握。路德的“良知”，是有源头、中心和路径的：源头和中心都是上帝，路径是《圣经》；王阳明的“良知”呢，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是自我成“神”的。路德的“神”在外部，王阳明的“神”在心中。

王阳明和马丁·路德的区别还在于：“阳明心学”的思想难以确定、归纳和阐释，在知识人中有共鸣，却难以深入大众，难以形成庞大的信众组织；马丁·路德的思想来自《圣经》，通俗易懂，易引起共鸣，易凝聚广泛人心。可是正因为“阳明心学”在主旨上玄虚难辨的不确定性，所更接近于无限自由——它不像程朱理学那样斩钉截铁、言之凿凿，难以为统治者所用，反而成就了人们对自由和开放的向往。

王阳明的“致良知”，还跟现代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思想很吻合。汉娜·阿伦特说：“当法律成为暴政的工具时，服从等同于共谋，并最终蜕变成‘平庸之恶’。”阿伦特潜在的意思是，人只有通过思考，才能与上帝完成连接，若不独立思考，服从他人，即放弃了与上帝之间的连接，堕落成为不合格的子民。堕落不只是因为庸俗和邪恶，平庸也可以，因为它里面隐藏着堕落的种子。汉娜·阿伦特确信：真正的思想者不在于完成，而在于打开；不是由自己终结真理，先知般地把真理交给人们，而是打开思考之门，引导我们对自己内心的审视与思考，让自己和人们一道在思考中行动。

一个相应的例子，是美国的“小陪审团制度”：审理案件之时，法院会临时抽出十二名陪审员，都是民间的普通人，非律师也不是法律从业者。之所以让他们担任陪审员，是看中了他们素朴的天性，化繁为简用“良知”来判断犯罪事实是否成立。至于量刑多少，则让专业的法官来做主。美国法律为什么这样做？是以为人人心中都有良善，可以形成独立判断。这种天生的良善，是人类社会善与恶的基本。

冷战时期，柏林墙阻断了东柏林和西柏林，东柏林人经常翻墙叛逃，值勤的哨兵会自觉地将枪口抬高一寸——这一个举动，即“致良知”，是抗议“恶法非法”。

“致良知”有现代意义。现代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以紧绷的精神、模糊的道德界线换取了宽松的物质生活。“致良知”的回溯，不仅仅牵涉到真理和正义，更是一种解脱的方法和路径。也可以这样说，凡“致良知”的，即为知识分子；虽有知识，却没有“致良知”精神的人，会缺乏内心力量的驱使，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只能说是知识人或文人，他们都是器用者或者工具人。回溯“阳明心学”，仍觉醍醐灌顶。现代性有诸多含义，可是最根本的还是兼向内外拓展空间：向外部拓展，使得生活更富足、更丰富、更便捷、更自由；向内拓展，以求更达观、更平衡、更丰饶、更宽广，最终达到人类外在的幸福和内在的松弛。

尾声

在很大程度上，“致良知”其实是“诗”，是学术中最接近于文学或诗的那个点；或者可以表述为内含自由创造，是一种既揭示又抗拒的“诗”。“诗”如音乐一样，它本来就是在那里的，有自己的内在节奏和韵律，有博大的狂喜和忧伤，以及无奈属性的幽默和悲悯。用王尔德的话来说，它是“自深深处”；用尼采的话来说，是“深深、深深的永恒”。这当中应该包括，它是痛苦的深度、欲望的深度、本能的深度，以及智慧的深度。这一种永恒的、带有诗性的东西，是最高层次的创造，属于置身于人类之外，又在世界之中的神秘。只有具备般若的人，才可能幸运地触及它，发现它，阐述它，并且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同一性。

说“阳明心学”是文学和诗，还基于一种准则，那就是：哲学和文学，一直存在着大量的镜像关系，它们都是各自的影子，也都是各自的彼岸。最佳的哲学，其实是以诗的方式来进行表达的，它不仅仅指的是语言，还指它所具备的属性：一定不是概念的、定义的、准确的、清晰的、透彻的，而是模糊的、晦涩的、无法定义的、难以捕捉的，它就像灵动的小鸟一样，你根本无法真正地拥有它——当你将它关入笼子的时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只鸟了。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表达的全部，都可以视为一部思想之诗，一次走出自身的黑暗，向着开放、自由和幸福为彼岸的行进之旅。比较起坚硬有力的逻辑和理性，游离不定的“诗性”，有可能更接近真理；或者，“诗性”本身就是真理。

伏尔泰画像

伏尔泰说：“诗人、历史学家、哲学家，他拓展了人类精神，并且使之懂得它应当是自由的。”这一句话，用来形容王阳明，再恰当不过了。在我看来，“致良知”其实是一种具有诗性意义的启蒙。在英语中，“启蒙”一词为enlightenment，其中的词根light是光的意思，lighten为光照，enlighten意为赋予光明。“启蒙”本身，更具有光明的意义。这个词本身，就极富有诗意和智慧，只有光明能够看到黑暗，黑暗本身是无法看见自己的，它一直被自己的黑暗所笼罩。语言和文字中，是藏有很多秘密的，更像洞穴和宝藏的关系。基于此，我更愿意将王阳明的“致良知”看作是一种比喻，一如寒山诗“我心如明月，寒潭清皎洁”，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最具诗意的意象是：天上一轮明月，地上黝黝山影，那一个人沉入了“自深深处”的宁静——他先是觉察到了夜鸟的振翼之声，又听到了头顶上露珠跌落的声音，在此之后，他感觉到了月影在天空的移动，世界浑然归于永恒……在风起于青蘋之末的那一刻，有一种旷古之声如针尖般闪着荧荧之光：

吾心光明，亦复何言！

赵焰，作家，现居合肥，主要著作有《彼岸》《宋忆》《第三只眼看徽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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